从街口离开后，我们沿着主街慢慢走着，不知不觉就到了文化馆外。中午的阳光照在文化馆外墙上，砖缝里的青苔泛着微光。我和陆承洲并肩走着，脚步节奏自然地同步，像刚才那场仪式结束后就一直没变过。
我低头看了眼手里的文件夹——文化助学活动总结材料，纸页有些旧，是早上翻阅留下的痕迹。
“得找刘馆长签字。”我说，声音比平时低半度。
陆承洲嗯了一声，“顺路。”
我们刚拐进文化馆前的小院，门虚掩着，里头传来茶杯盖轻碰的声音。
下一秒，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一条缝，刘馆长探出半个身子，手里端着搪瓷缸，白底红字写着“先进工作者”。他眼睛一亮，语气却像在宣读红头文件：“哎呀，这两位同志又联袂莅临，莫非是来提交‘双人精神文明共建报告’？”
我没吭声，只把文件夹往胸前收了收。
陆承洲倒是稳得住，点头道：“刘馆长消息灵通，我们确实是来办正事的。”
“正事？”刘馆长拉开门走出来，站定在走廊下，眯眼打量我们俩，“你们两个最近干的哪件不是正事？上个月公益倡议书是我签的字，这个月连骑车上下班路线都固定成一条直线了，数据上看，协同指数超标啊。”
我皱眉：“您什么时候开始搞行为统计了？”
“不用搞。”他吹了口茶，慢悠悠地说，“三个月观察期，出勤记录显示你们有二十七天在同一时段进入文化馆区域；视线交汇频率平均每天不少于五次，最高一次达到九次——那是你递给他伞那天。”
我猛地看向陆承洲。
他也正看我，嘴角微动，没说话。
“还有，”刘馆长继续用汇报工作的口吻说，“你们骑车前后距离恒定在一点五米左右，误差不超过三十公分。这种配合度，放科研项目里都能评优。”
我终于忍不住：“您是不是闲得太久了？”
“恰恰相反。”他把茶杯搁在窗台，双手交叠，“我是太忙了，才注意到这些细节。毕竟，《晚风》每期封面换新我都第一时间看，主编和宣传干事同框次数明显上升，群众关注度持续走高。”
“这不是群众关注，是您个人发挥。”
“一样。”他摆手，“代表的是民心所向。”
我转身就要走：“材料改天再送。”
“哎，别急。”他轻轻一拦，不是真挡，就是把手搭在门框上，笑得温和，“材料不急，感情进度条该更新了。”
“我们没进度条。”我说。
“有。”他肯定地说，“而且运行良好。一个敢往前闯，一个默默跟在后头护着，连伞都偏她那边。这种耦合模型，在我三十年工作生涯中，属首例。”
陆承洲忽然开口：“刘馆长最近是不是看了太多青年杂志？”
刘馆长立刻板起脸：“我这是基于事实分析，不是看杂志。不信你问苏主编，她做事讲逻辑，会否认吗？”
我不答。
但也没反驳。
空气静了两秒，然后三人同时笑了下。
刘馆长退回屋里，从抽屉拿出笔，翻开材料第一页，刷刷签下名字，动作利落。
“签完了。”他递还文件夹，忽然压低嗓音，“不过友情提示一句：年轻人步子可以迈大点，社会现在鼓励双向奔赴。”
我把材料夹紧，拽了下陆承洲衣袖：“走了。”
他跟着转身。
我们走出几步，身后传来他提高的声音：“下期《晚风》若增设‘爱情专栏’，记得给我留个读者席位！”
我没回头。
快到门口时，他又补了一句，声音轻了，却清楚落在风里：“你们俩啊，一个敢闯，一个肯护，是这个时代最配的组合。”
这句话像是调侃，又不像。
我脚步没停，手却悄悄松开了衣角。
陆承洲走在旁边，影子拉得长，离我的只有半肩距离。
街上行人渐多，有人认出我们，远远点头。一辆自行车从巷口骑出来，铃声响了一下，清脆地划过午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