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怀音抽屉里的第一张杜鹃花邮票是七年前买的。那时她刚把回信从一封写到第十封，信封上贴的都是从邮局柜台买的零散邮票——有时是八毛的长城，有时是一块二的民居，有时是五毛的敦煌壁画，每次买到的图案都不一样，贴在信封上花花绿绿的，像她分拣台上每天经手的那堆信，来自不同的地方，贴着不同的邮票，去向不同的地址。后来有一回她去县城邮局领新邮戳油墨的时候，在柜台玻璃板底下看见了一版杜鹃花，粉红色的花瓣，五片，花蕊细长，面值一块二。她站在柜台前面看了很久，营业员问她买什么，她指了指玻璃板底下，说这个。
那版杜鹃花邮票她买回去之后没有立刻用，放在抽屉最里面压在一沓空白信封底下，像舍不得拆开的新书的塑封。每次写完一封回信，她拿出一个空白信封写上青崖山气象站沈砚章，然后拉开抽屉，手指碰到那版杜鹃花的边齿，又缩回来，从旁边零散的邮票里挑一张贴上。这样重复了三次，直到第四封信——那封关于柿饼的回信，“柿饼收到了，甜”——她才撕下第一张杜鹃花。撕的时候很慢，沿着齿孔一点一点地撕，怕撕坏了。邮票落在掌心里，粉红色的花瓣在日光灯下微微反着光，背面干胶的气味很淡，凑近了才能闻到，有一点酸，像山上野山楂还没红透时的味道。
她把杜鹃花贴在那封关于柿饼的信上，用手掌按了按按实了。从那以后，她所有的回信都贴杜鹃花。每个月一封，有时两封，七年下来，她买了不下二十版杜鹃花，每一版都是二十张，加起来四百张。四百张粉红色的花瓣从她手里贴到信封上，又和她一起被放进抽屉，从来没有见过邮戳长什么样。
县城邮局的营业员换过两任。第一任是个大姐，烫着卷发，每次看见她买杜鹃花都说“又买这个”，她笑一下，大姐把邮票撕下来递给她，她付了钱装进口袋。第二任是个年轻姑娘，和她差不多年纪，戴一副银色细框眼镜，从来不问买什么图案，她报面值一块二，姑娘就从柜台下面拿出一版递过来。有一回拿出来的是月季花，粉红色的月季，花瓣层数比杜鹃多，面值也是一块二。陆怀音接过来看了看，问有没有杜鹃花。姑娘低头在柜台下面翻了翻，找出一版递给她，月季花收回去了。
她拿着那版杜鹃花走出邮局，县城的街上梧桐树的叶子开始黄了，边缘卷起来，风一吹沙沙响。她把邮票装进口袋往汽车站走，路过转运中心那栋灰色三层楼房时脚步慢了一下，朝门口看了一眼。老陈不在门口，转运中心的大门关着，门缝里透出日光灯的白色光带。她没有停，继续走，坐上开往镇上的班车，靠窗坐着，手在口袋里，指尖摸着那版杜鹃花的边齿。
换成长城邮票是后来的事。那一年秋天她去县城开会，照例去邮局买邮票，柜台上杜鹃花卖完了。姑娘在柜台下面翻了翻，说杜鹃花没有了，换一种行不行。她想了想，说有长城吗。姑娘从柜台下面拿出一版长城，面值八毛，灰色的敌楼，赭红色的山。她接过来看了看，边齿整齐，图案和沈砚章每个月寄来的大信封上贴的一模一样。她买了二十张，付了钱装进口袋，走出邮局。县城的街上梧桐叶落了大半，剩下的几片在枝头抖，环卫工人把落叶扫成堆，点燃了，烟雾升起来，带着焦糖的甜味。
她把长城邮票拿回宿舍，放在桌上看了很久。和杜鹃花放在一起，粉红色和赭红色并排躺着，花瓣和敌楼。她铺开一张信纸写当月的回信，写完折好装进信封写上青崖山气象站沈砚章，然后伸手去拿邮票。手指碰到杜鹃花的边齿，停住了，移过去，拿起一张长城，用舌尖舔了一下背面干胶——凉，有一点苦——贴在信封右上角，用手掌按实了。从那以后，她的回信都贴长城。杜鹃花还剩十几张，用橡皮筋箍着，放在抽屉最里面，没有再动过。
换邮票这件事她没有在信里提过。他大概永远也不会知道，她曾经用了七年的杜鹃花，粉红色的花瓣，面值一块二，贴了几百封信，全在抽屉里。他每次收到的大信封上贴的是长城，她回信贴的也是长城，两种长城隔着三百公里和七年时光，敌楼对着敌楼，赭红色的山对着赭红色的山。他不知道那些信封上曾经有过另一种花，就像她不知道他抽屉里有一封磨毛了边的信，上面写着“半个月太长了”，在棉袄口袋里放了很久，信封破了，邮票掉了，始终没有寄。
有一次李会计整理库房，从柜子最底层翻出一箱过期的邮票册。说是过期，其实还能用，只是邮局系统更新了邮票版别，旧版不再发售了。李会计把那箱邮票搬出来放在分拣台上，问陆怀音要不要挑几张。她蹲下来翻了翻，牛皮纸箱子里装着各种旧邮票，大多是八九十年代的普票，用玻璃纸袋分装，袋子上贴着面值和发行年份的标签。她翻到箱底，手指碰到一个玻璃纸袋，里面装着一版杜鹃花。不是她买的那种新版，是老版——花瓣的颜色更淡一些，接近于粉白，花蕊也不是细长的，是短而密的，像一小簇绒毛。面值不是一块二，是五十分。发行年份是一九八三年。
她把那版老杜鹃花拿出来，举到灯下看了看。粉白的花瓣，短密的花蕊，五十分。一九八三年，那是外公还在送信的年份，外婆还在门口纳鞋底，枇杷树刚种下不久，还没有开始结果。她问李会计这版邮票能不能给她。李会计说拿去吧，反正也是过期的，留着没人买。她把老杜鹃花装进口袋，下班带回宿舍，放在抽屉里，和那十几张新杜鹃花放在一起。两种杜鹃花并排躺着，粉白和粉红，五十分和一块二，一九八三年和二〇〇六年，隔了二十三年，像外婆和她，像枇杷树刚种下的时候和枇杷树结满果子的时候。
那天晚上她铺开一张信纸，拧开圆珠笔，写了一句：“今天在库房找到一版老杜鹃花，一九八三年的，面值五十分，花瓣粉白色，花蕊很短。”写完停住，窗外枇杷树的叶子沙沙响。她又写了一行：“新杜鹃花是一块二，粉红色，花瓣五片，花蕊细长。老的那种我从来没见过，大概外公送信那会儿用的就是这种。他写给外婆的十七封信上贴的是天安门，四分。不知道他有没有用过杜鹃花。”写完折好装进信封，贴长城邮票八毛，封口，拉开抽屉放了进去。第五十五封。
关于杜鹃花，外公确实没有用过。陆怀音后来在老屋拆掉之前最后一次回去收拾东西时，在堂屋的抽屉里找到了外公的邮票夹。那是一本很小的硬壳本，封面是红色的塑料皮，烫金的“集邮册”三个字，金粉磨掉了大半。翻开，里面夹着几版老邮票——天安门四分，延安宝塔山八分，农民丰收二十分，还有几张纪念邮票，图案是熊猫和牡丹。没有杜鹃花。外公不集花鸟，他集的都是普票，寄信用的那种。唯一一版不是普票的，是熊猫，大概是谁送给他的，他没舍得用，一直夹在集邮册里。
她把集邮册从抽屉里拿出来翻了翻，塑料薄膜底下压着一张手写的纸条，纸条上用钢笔列着每年买邮票的日期和数量，和外公记录水位数据的习惯一模一样。一九八一年十月，天安门，四十张。一九八二年三月，延安，二十张。一九八三年六月，农民，三十张。一行一行，写到一九八七年停了。那一年外公退休，不再需要买邮票了。纸条最底下还有一行小字，字迹比上面的都要淡，像是同一支笔写到快没墨水了，笔尖在纸上刮出浅浅的凹痕：“秀英说天安门好看。以后都买天安门。”
她拿着那张纸条在堂屋的八仙桌旁边坐了很久。窗外的皂角树被风吹动，叶子沙沙响，和外公还活着时每天傍晚坐在门口听见的声音一样。她把纸条折好夹回集邮册，集邮册放进蛇皮袋，和外婆的被褥、外公的中山装、那个绿色邮包放在一起。
老屋拆掉之后，她再也没有回去过。皂角树被移走了，移到了镇上文化站的院子里，听说移的时候挖了很大的土球，用草绳捆得紧紧的，吊车吊上卡车，运到镇上重新栽下去。她去文化站看过一次，皂角树种在院子东南角，土球外面包着的草绳还没拆，树干上挂着一袋营养液，透明的塑料袋，液体一滴一滴顺着细管子流进树根。树枝上冒出了新芽，嫩绿的，小小的，蜷着，像婴儿的拳头。她站在树下仰头看了一会儿，想起外公说这棵树是他爷爷种的，结的皂角能洗衣服能洗头能入药，够几代人用。现在树还在，用树的人不在了。她从树下捡了一小把皂角，装进口袋，走回邮局。
那天下班后她铺开一张信纸，拧开圆珠笔。写了一句：“老屋拆了，皂角树移到了文化站，活了，发了新芽。”写完停住，窗外枇杷树的叶子沙沙响。她又写了一行：“外公的集邮册找到了，里面夹着一张纸条，写着外婆说天安门好看，以后都买天安门。他写给她的十七封信，贴的全是天安门。”折好装进信封，贴长城邮票八毛，封口，拉开抽屉放了进去。第五十六封。
那年春天，镇邮局门口的枇杷树花开得比往年都盛。白色的花瓣小小的，一簇一簇挤在枝头，凑近了能闻到极淡的香气，不是甜的那种，是清苦的，像刚摘下来的茶叶在竹筛里晾青时的味道。陆怀音每天早晨开门前站在枇杷树下看一会儿花，看完了拿出钥匙往左拧半圈再往右拧到底，推门进去，灯管闪几下亮稳，绿色的光落下来照着绿色的柜台。她把前一天分好的信捆好放进邮格，调邮戳日期，等邮车来。陈师傅的邮车每天七点到，她把邮袋搬进来过秤登记拆袋，信倒上分拣台，手自动地分着——城东城西乡下外埠。分到青崖山下来的大信封时，她的手会停一下，只是一下，然后把大信封单独放在一边，等所有的信分完了，拆开，读完，折好放回大信封，大信封放进抽屉。然后铺开一张新信纸写当月的回信，贴长城邮票，封口，放进抽屉。这套动作她重复了无数次，像外公每天傍晚穿上绿制服推着自行车从院门进来，车铃按响，喊“老陆家的信”。
枇杷花谢了之后，青色的果子开始冒头，一粒一粒的从花蒂处鼓出来。邮局院子里那棵枇杷树今年结得特别多，枝条被果子压弯了，陆怀音找了一根竹竿撑住最弯的那枝，竹竿一头顶在枝丫分叉处，一头插进泥地里，用石头压稳了。
撑完竹竿那天下午，李会计从县城开会回来，带回一个消息：县邮局要更新邮票自动出售机，旧机器淘汰下来的展示邮票样本要处理，问各镇邮局有没有想要的。李会计拿回来一本样本册，硬壳的，封面印着“中国邮政邮票样本”几个烫金字。翻开，里面每一页嵌着一张邮票样本，不是真邮票，是印刷样品，比真邮票略大一圈，背面没有干胶，正面印着“样本”两个小字。样本册里从八十年代到现在的普票几乎全有，按年份排列，天安门、延安、农民、长城、民居、敦煌壁画、杜鹃花，一页一页翻过去，像翻过一本邮政史。
陆怀音一页一页地翻，翻到杜鹃花那页时停了。样本上的杜鹃花印得比真邮票颜色深一些，粉红变成了近乎紫红，花瓣五片，花蕊细长。页面右下角印着一行小字：“杜鹃花普票，面值1.20元，发行年份二〇〇一年。”她把样本册合上，问李会计能不能借回去看一晚。李会计说拿去吧，明天还回来就行。
她把样本册带回宿舍，放在桌上，台灯是绿色的，光照在封面的烫金字上反着一点金光。她没有翻开杜鹃花那一页，而是从第一页开始看起。天安门，面值四分，黄色的底红色的楼金色的檐。外公写给外婆的十七封信上贴的全是这个。延安宝塔山，面值八分，灰黄色的山，山顶一座塔，塔尖很细。农民丰收，面值二十分，金黄色的麦田，收割机，远处有粮仓。长城，面值八毛，灰色的敌楼，赭红色的山。她翻到长城时手停了一下，这一页的样本比她在柜台上买过的所有长城邮票颜色都要深，敌楼的砖缝都印得清清楚楚。她看了很久，然后翻到下一页。下一页是杜鹃花。
她在杜鹃花那一页面前坐了很久。台灯的光照在样本上，粉红色的花瓣微微反光。她想起第一次在县城邮局柜台玻璃板底下看见杜鹃花的那天——那时她刚把回信写到第十封，信封上贴的花花绿绿的，总觉得自己还能写很多封，不知道会写多久。后来写了七年，从第十封写到第五十六封，杜鹃花用掉了二十多版，最后换成了长城。她把样本册合上关了灯，躺在床上，窗外的枇杷树叶子沙沙响。她闭上眼睛，想着明天要把样本册还给李会计。
第二天早上她把样本册还给李会计时，李会计正坐在办公桌前喝茶。茶是浓的，半杯茶叶半杯水，和外公喝的一样。李会计接过样本册翻了翻，翻到杜鹃花那一页停住了，抬起头看了她一眼，说这页被人折了一个角。陆怀音低头看了看，杜鹃花那一页的右下角果然被折了一个小角，折痕很新，是昨晚她自己折的，她不记得了。李会计没有问是不是她折的，把折角抚平了，合上样本册放进抽屉，说这本要交回县局的，折角了要挨说的。陆怀音道了歉，走回分拣台前坐下。分拣台上今天的信还没来，防火板空空的，磨薄的那块地方露出的木头纹理在日光灯下像一圈一圈的年轮。她把手放在那块木头上摸了摸，光滑温润，被十四年的信封磨出了包浆。
那天晚上她铺开一张信纸，拧开圆珠笔。写了一句：“今天在邮票样本册里看见杜鹃花了，粉红色的，印得比真邮票颜色深。”停住笔尖悬在纸上，窗外枇杷树的叶子沙沙响。她又写了一行：“样本册要交回县局，不能折角。杜鹃花那一页我折了一个小角，不记得什么时候折的了。早上李会计抚平了。”写完折好装进信封，贴长城邮票八毛，封口，拉开抽屉放了进去。第五十七封。
后来有一天，陈师傅送邮袋来的时候，额外从驾驶室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她。信封上写的是她的名字，寄件人是县邮局邮票管理科。她拆开，里面是一张明信片大小的硬纸卡，正面嵌着一枚杜鹃花邮票——真邮票，不是样本——用透明塑料膜封着，旁边印着“杜鹃花普票发行纪念”几个字。硬纸卡背面有人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字：“听李会计说你喜欢杜鹃花。这张是发行时留下来的，送你。邮票管理科老周。”她把硬纸卡翻过来对着光看了看，透明塑料膜下面的杜鹃花是真邮票，面值一块二，粉红色花瓣五片花蕊细长，齿边完整，背面干胶从塑料膜的缝隙里透出极淡的酸味。
她把硬纸卡放在分拣台上看了很久。老周，她不认识这个人。大概是李会计去县局交样本册时跟谁提了一句，说镇邮局那个分拣员喜欢杜鹃花，样本册里杜鹃花那一页被她折了一个角。话传到了邮票管理科，老周就找了一张发行时留下来的纪念卡，托陈师傅带下来。她拿着那张硬纸卡，站在分拣台前，日光灯嗡嗡响，防火板磨薄的那块地方露出的木头纹理在灯下像一圈一圈的年轮。她把硬纸卡翻过来又看了一遍背面那行字。“听李会计说你喜欢杜鹃花。”她用指尖摸了摸那个“花”字，圆珠笔写的，笔画用力，把硬纸卡压出了凹痕。
那天晚上她铺开一张信纸，拧开圆珠笔。写了一句：“今天收到一张杜鹃花邮票，是县邮局邮票管理科一个姓周的人送的。嵌在硬纸卡上，用透明塑料膜封着，旁边印着‘发行纪念’。背面写着听李会计说我喜欢杜鹃花，这张是发行时留下来的。”写完停住，窗外枇杷树的叶子沙沙响。她又写了一行：“我不认识他。大概是样本册上杜鹃花那一页折了角，李会计去县局交的时候跟人提了一句。”写完折好装进信封，贴长城邮票八毛，封口，拉开抽屉放了进去。第五十八封。
她把那张杜鹃花纪念卡放在了抽屉里，和那十几张新杜鹃花、那版一九八三年的老杜鹃花放在一起。三种杜鹃花并排躺着——纪念卡上的真邮票，粉红色花瓣五片；新杜鹃花，也是粉红色花瓣五片，但颜色比纪念卡略淡一些；老杜鹃花，粉白花瓣，短密花蕊，五十分。三种花隔着不同的年份躺在同一个抽屉里，和她写了七年的五十八封回信躺在一起。长城邮票贴在每一封信的信封上，杜鹃花躺在抽屉最深处。她把抽屉关上，锁簧咔嗒一声，轻得几乎听不见。
窗外枇杷树的果子开始黄了，青果子的表皮上透出越来越多的淡黄色，像黎明时分天边最早亮起来的那一小片光。她站在枇杷树下仰头看了一会儿，竹竿还撑着最弯的那枝，石头压得稳稳的。她伸手摘了一颗已经黄透的枇杷，用手搓了搓表皮上的绒毛放进嘴里。甜的。今年的枇杷比往年都甜。
（第十六章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