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爬上楼梯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
铁门还开着，夕阳的余晖从门洞里照进来，把楼梯照得一片金黄。我爬出铁门，把门关上，重新用松针和泥土把它盖住。做完这些之后，我坐在旁边的石头上，看着天边那片越来越深的红色，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了好几下。我掏出来一看，有十三条未读消息。五条是老赵发的，八条是林晚棠发的。
老赵的消息从“你出来了没有”到“你还活着吗”到“再不回消息我报警了”，语气越来越急。最后一条是五分钟前发的：“你在哪？我来找你。”
林晚棠的消息不一样。她没有问我去哪了，没有问我有没有事，她只发了一句：“我在天坛公园门口等你。”
我从石头上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朝公园门口走去。
松柏林里很安静，只有风吹过树梢的声音。偶尔有几只鸟从头顶飞过，叫声清脆，像是在互相呼唤。走在路上，我感觉身体里那些规则在缓慢地流动，但不再是以前那种令人不安的蠕动，而是一种温和的、像呼吸一样的节奏。它们在适应我，我也在适应它们。我们不再是宿主和寄生者的关系，而是——共生。
天坛公园门口的人比白天少了很多，只有几个遛弯的老人在慢悠悠地走着。门口的石狮子旁边站着一个人，穿着深蓝色的棉麻外套，头发用一根木簪挽在脑后，手里拎着一个帆布包。
林晚棠。
她看到我出来，没有跑过来，没有喊我的名字，只是站在那里，看着我。但我看到她笑了。不是客气的笑，不是社交的笑，而是一种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如释重负的笑。像是等了很久的人终于等到了，像是担心了很久的事情终于不用再担心了。
我走到她面前。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因为你在乎我。”林晚棠说，“你在乎我的时候，我就会知道。就像我在乎你的时候，你也会知道一样。”
我看着她，她看着我。
夕阳从我们身后照过来，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像两条黑色的河流，在青石板路上交汇在一起。
“走吧。”她说。
“去哪？”
“吃饭。你肯定饿坏了。”
她说得对。我确实饿坏了。从天坛出来之后，胃里空得像被掏空了一样。我们在附近找了一家小饭馆，点了四个菜一个汤，我吃了三碗米饭，她吃了大半碗。吃完饭之后，她送我回家，在楼下停了一会儿。
“以后还接单吗？”她问。
“接。”我说，“但不是为了钱。”
“那为了什么？”
“为了那些还在等的人。”我说，“七芒星虽然完成了，但这个世界上的凶宅还有很多，规则还有很多，被困住的人还有很多。陈远道一个人扛了六十年，现在有我了。我可以帮他分担一些。”
“那我呢？”林晚棠问，“我能做什么？”
“你继续做你的事。修复古籍，研究规则，帮我分析那些我看不懂的东西。”
“就这些？”
我想了想。“还有一件事。”
“什么？”
“别再一个人熬夜了。你的黑眼圈比我重。”
林晚棠笑了。她笑着笑着，眼角有泪光在闪。不知道是笑出来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她没有擦，就让它挂在眼角，在路灯下闪闪发亮。
“晚安，徐来。”她说。
“晚安。”
她转身走了。我站在楼下，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街道尽头。路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把整条街照得像一条金色的河流。河水缓缓流淌，带走了这一天，带走了这三个月，带走了那些凶宅里的人和事，带走了那些规则和执念。但有些东西是带不走的。那些在乎的人，那些被记住的人，那些虽然死了但还活在别人心里的人。他们永远在那里，在时间的长河里，在一盏一盏亮起来的路灯里，在一顿一顿的饭菜里，在一个一个平凡的日子里。
第二天早上，我去了老赵的办公室。
门开着，老赵坐在桌前，面前摊着那张地图，手里拿着一支红笔。看到我进来，他抬起头，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然后点了点头。
“还活着？”
“还活着。”
“那就干活。”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文件夹，推到我面前，“新单子。城南，一栋老居民楼，住户说半夜能听到有人在下棋，棋子落在棋盘上的声音，啪啪啪的，一响就是一整夜。但是那间房子里没有人住，也没有棋盘。”
我拿起文件夹，翻开第一页。是一张照片，拍的是那栋居民楼的外立面——灰色的水泥墙，蓝色的窗户，楼顶上有一根生锈的电视天线。很普通的一栋楼，普通到扔在北京任何一个角落都不会有人多看一眼。但这栋楼里有人在等。有人在等有人来听他们下棋的声音，听他们落子的声音，听他们说“将”和“杀”的声音。
“什么时候去？”我问。
“今天下午。”
“行。”
我把文件夹放进口袋里，站起来，走到门口。
“徐来。”老赵叫住了我。
我回过头。
“你找到答案了吗？”
我想了想。“找到了。”
“答案是什么？”
“答案就是——活着。”
我推开门，走进了走廊里。走廊的灯还是坏的，但我不再需要手电筒了。我已经在黑暗中走了太久了，久到我的眼睛已经适应了黑暗。我能看到台阶的边缘，能看到墙壁上的裂缝，能看到天花板上那盏永远不会亮的灯。我一步一步地走下楼梯，走出楼门，走进阳光里。
阳光很好。
活着真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