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州回来之后，林涛把那张硬座票夹进了学生证里，和那张后山合影放在一起——票根已经皱了，字迹模糊了，但“广州”两个字还看得清，像一道疤，结痂了，但一按还疼。他攒钱的习惯没断，不是因为还要去广州，是因为他发现攒钱这件事本身让他觉得自己还在路上，还没停下来，停下来就怕了，怕自己习惯了每周三的电话、习惯了“晚安”、习惯了“到了？”、“到了”，习惯了就不想动了，不想动了就真的远了。
暑假来得比他预想的快——期末考试最后一门交卷的时候，他还在想淼淼说的“你瘦了”，想她说这话时眼眶红红的颜色，想她夹到他碗里的那三块红烧肉，一块肥的，两块瘦的，肥的那块他没舍得吃，放在米饭下面压着，压到最后米饭凉了，油凝在肉上，白花花的，像冬天的霜。他把那块肥的也吃了，嚼了两下，咽了，咽下去的时候嗓子眼是甜的，不是肉甜，是舍不得。
火车开回青城的时候，他没坐硬座，不是不想省钱，是他妈给他打了路费，说“别省，回来妈给你做好吃的”。他妈不知道他攒钱去看淼淼的事，他也没说，不是不想说，是怕说了他妈会心疼，心疼他坐三十四个小时的硬座，心疼他腿肿了，心疼他瘦了，心疼他为了省几块钱连晚饭都不吃。他坐在硬卧上，铺位窄窄的，翻个身就碰到墙，墙是铁的，凉凉的，他把手贴在墙上，想起广州的夜风，热的，软得像晚星织的围巾。
青城还是那个青城，火车站还是那个火车站，出站口还是挤满了人，有人举着牌子，有人举着花，有人抱着孩子，有人踮着脚尖往里看。没人接他，他跟淼淼说了到站时间，淼淼说“我上班，你自己回去”，他说“嗯”，挂了。他背着书包走出站，阳光刺眼，白花花的，他眯着眼，用手挡了一下额头，然后看到阿哲——阿哲靠在出站口的柱子上，穿着一件深色的工装，袖口挽了两道，手上还有油，黑乎乎的，指甲缝里全是黑泥，虎口上贴着一个创可贴，创可贴边角翘起来了，沾了灰。他没瘦，还是那样，夹克空荡荡的，风一吹就鼓起来，像一面没了旗杆的旗。
“你怎么来了？”林涛走过去，把书包从肩上卸下来，放在地上。
“路过。”阿哲说，但他手里攥着一瓶水，康师傅的，冰的，瓶壁上凝着水珠，一颗一颗的，亮晶晶的，像他手指上的汗。他把水递过来，林涛接住，瓶壁上凉凉的，凉得像他虎口上那个创可贴下面的伤口——还没好，还在疼。
“你不上班？”
“请假了。”
林涛没再问，拧开瓶盖，喝了一口，水是凉的，从喉咙凉到胃，凉得像哈尔滨的夜风，但没风那么硬。他把瓶盖拧上，把水塞进书包侧袋，拉起拉链，站起来，“走吧，请你吃饭。”
“你请？”阿哲看了他一眼，那一眼里有东西——不是怀疑，是那种“你哪来的钱”的怀疑，但没说出口，因为他也曾这样，把省下来的饭钱寄回家，把省下来的话费充进手机，把省下来的时间攒成一张硬座票，去看一个人。
“暑假打工，赚了。”林涛说，但他还没开始打工，明天才去，工地搬砖，一天八十，管午饭。
阿哲没再问，两个人并排走出火车站，阳光把他们的影子拉得老长，一个背着书包，一个双手插兜，兜里鼓鼓囊囊的——不是拳头，是手机，手机里存着“到了？”和“到了”，存了快一年了，存到收件箱满了，删了别人的，没删彼此的。
暑假的工地在一个新开发的小区，离修车店不远，骑自行车十五分钟。林涛每天早上六点起床，骑二十分钟到工地，戴上安全帽，搬砖、和水泥、推斗车，干到中午，蹲在工棚里吃盒饭，盒饭是老板订的，一荤两素，米饭管够。他吃得很快，快到像是在赶时间——不是赶时间，是赶自己，赶自己把这一天干完，赶自己把这一天赚到的八十块攒起来，赶自己把暑假过完、回哈尔滨、等周三的电话、等“晚安”、等“你也是”。
工地上的人叫他“大学生”，不是名字，是称呼，像叫“喂”一样。他不介意，因为他确实是大学生，虽然这个大学生在搬砖，在推斗车，在和安全帽上的水泥印子作伴。他的手磨出了茧子，虎口上裂了一道口子，贴了创可贴，创可贴是肉色的，边角翘起来，沾了灰，他想起阿哲手上的创可贴，想起晚星帮他贴创可贴的样子——从口袋里掏出创可贴，撕开，贴上去，贴得很平整，没有一丝褶皱。他当时说“不疼”，其实疼，但他没说。
淼淼在超市收银，站一天，腿酸，酸到下班的时候脚后跟像踩在钉子上。她没跟林涛说，林涛也没说他在搬砖，两个人打电话的时候都说“还行”，说“不累”，说“你注意身体”。说完了，电话挂了，他蹲在工棚里揉腿，她坐在超市门口的台阶上揉脚，两个人隔着两千多公里，揉着同一个姿势，想着同一句话——“还行”的意思是不好不坏，不冷不热，不死不活，是“我还在喘气、还在搬砖、还在收银、还在等周三的电话”的那种还行。
阿哲的修车店暑假生意好了一些，不是因为修车的人多了，是因为他便宜——别人换机油收五十，他收四十；别人补胎收二十，他收十五。叔叔说他“你这样干下去店要倒闭”，他没说话，把钱塞进口袋里，口袋鼓鼓囊囊的，不是拳头，是晚星的铁盒，铁盒里装着那些小乌龟，从2005年到2008年，每一只都在看他。
他蹲在台阶上，把手机从口袋里掏出来，翻到林涛的名字，打了一行字——“今天修了一辆老车，车主说跟了他二十年。”打了删，删了打，不是不知道该不该发，是不知道该不该说“二十年”——二十年，够他从现在等到晚星回来吗？不够，晚星只活了十八年，他等二十年，她也不会回来了。他按了发送，手机“嗖”的一声，像风吹过纸页，像她写“我在”时笔尖划过纸面的声音。
林涛收到那条短信的时候，正在工地上搬砖。他把砖从车上卸下来，码在墙根，码了一层又一层，码到齐腰高，停下来喘口气。口袋震了，他掏出手机，屏幕亮了——“阿哲”，两个字，下面一行字：“今天修了一辆老车，车主说跟了他二十年。”他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二十年，一辆车跟了二十年，比他和淼淼认识的时间还长，比他和晚星认识的时间还长，比阿哲等晚星的时间还长——但他还会等下去，等到二十年，等到三十年，等到她说的下辈子。
他打了几个字——“你也是，一辆车修那么久。”发了出去，然后他把手机塞回口袋，继续搬砖。
阿哲收到那条短信的时候，正蹲在台阶上啃馒头。馒头是早上买的，凉了，硬了，咬一口硌牙，但他嚼了两下，咽了。他盯着屏幕上的字——“你也是，一辆车修那么久。”他没回，不是不想回，是不知道该回什么。回“嗯”？太轻了；回“谢谢”？太重了；回“我会的”？像在发誓。他什么都没回，把手机塞进口袋，把馒头塞进嘴里，嚼了，咽了。但他的嘴角弯了一下——弯得很低，低到几乎看不出来，但他弯了，因为林涛说“你也是”，意思是“我也在”，意思是“我也在等”，意思是“你不是一个人”。
他站起来，把卷帘门拉下来，“哗啦”一声，在巷子里来回弹了好几下，像在说“晚安”。他骑上自行车，往家的方向走，路过青城师范学院的时候，他停下来。校门口的大门关着，门卫大爷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蒲扇，一下一下地扇，扇出来的风是热的，热得像他口袋里那个铁盒，铁盒里装着她的信，信上写着“下辈子我等你来画”。他盯着那扇大门看了很久，然后骑上车，走了。
暑假快结束的时候，三个人约了一次夜宵。不是河堤，不是修车店，是夜市——那个他们高中时逛过无数次的夜市，烤串、冰棍、臭豆腐、糖葫芦，味道混在一起，像一锅煮糊了的粥，但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林涛从工地直接过去的，身上还有灰，头发上沾着水泥，脸上有汗，汗冲出一道一道的白印子，像地图上的河流。淼淼从超市过来的，换了衣服，白色的短袖，头发散着，披在肩膀上，但她的脚还疼着，走路一瘸一拐的，像一只受伤的鸟。
阿哲是最后一个到的，骑自行车来的，工具箱夹在后座上，叮叮当当的。他把车支好，走到摊位前，坐下来，三个人围着一张小小的折叠桌，桌子不稳，一碰就晃，林涛用纸垫了一个桌腿，不晃了。
“吃什么？”林涛问。
“随便。”淼淼说。
“没有随便。”
“你点。”
林涛拿起菜单，点了一堆——羊肉串、板筋、鸡翅、烤馒头、烤韭菜、烤茄子，点完了，把菜单递给老板，老板看了一眼，说“你们三个人吃这么多？”林涛说“我请客”，老板没再问，转身走了。
烤串端上来的时候，肉还在滋滋响，油滴在炭上，窜起一小团火，火光闪了一下，灭了。林涛拿起一个串，咬了一口，肉是咸的，咸得他皱了一下眉，想起老张说这家烤串太咸，但老张不在，老张在哈尔滨，老张已经走出失恋了，开始相亲了，相了三个，都不行，说“没感觉”。林涛不懂“没感觉”是什么感觉，他只知道有感觉是什么感觉——是淼淼站在出口处等他时眼眶红红的颜色，是她夹到他碗里的那三块红烧肉，是她说的“你也是”，是她每次挂电话时那声轻轻的“拜拜”。
阿哲吃得很少，拿起一个串，咬了一口，嚼了两下，咽了，然后把串放下，拿起啤酒瓶，对着嘴吹了一口。啤酒是凉的，凉得他眯了一下眼，但眯完之后眼睛是红的，不是呛的，是别的什么——他说不出来，也不想说。
林涛从工地直接过来的，身上还有灰，头发上沾着水泥，脸上有汗，汗冲出一道一道的白印子，像地图上的河流。淼淼从超市过来的，换了衣服，白色的短袖，头发散着，披在肩膀上，但她的脚还疼着，走路一瘸一拐的，像一只受伤的鸟。
阿哲是最后一个到的，骑自行车来的，工具箱夹在后座上，叮叮当当的。他把车支好，走到摊位前，坐下来，三个人围着一张小小的折叠桌，桌子不稳，一碰就晃，林涛用纸垫了一个桌腿，不晃了。
“吃什么？”林涛问。
“随便。”淼淼说。
“没有随便。”
“你点。”
林涛拿起菜单，点了一堆——羊肉串、板筋、鸡翅、烤馒头、烤韭菜、烤茄子，点完了，把菜单递给老板，老板看了一眼，说“你们三个人吃这么多？”林涛说“我请客”，老板没再问，转身走了。
阿哲喝多了。不是那种“一杯就倒”的多，是那种“喝到第三瓶的时候话开始多”的多。他平时不说话，但喝了酒之后也不说话，只是不说话了之后眼睛更红了，红得像他修车店门口那盏路灯——橘黄色的，一团光，光晕外围是一圈一圈的黑，黑得像他指甲缝里永远洗不掉的油泥。他端着酒杯，手在抖，酒从杯口晃出来，溅在桌上，洇开一小片，像地图上多了一个湖。
“你们都走了，就剩我一个人。”阿哲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挤得他自己都疼了，“你去了哈尔滨，你去了广州，她……”他没说下去，把“她”字咽回去了，咽得喉咙发紧，紧到嗓子眼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不是话，是她的名字，晚星，林晚星，晚星的晚，晚星的星。他不能说，说了就疼，疼了就哭，哭了就停不下来。
林涛没说话，淼淼也没说话。三个人坐在折叠桌旁，桌上摆着串、板筋、鸡翅、啤酒瓶，串凉了，油凝在肉上，白花花的，像冬天的霜。风吹过来，把摊位上方的塑料布吹得呼啦呼啦响，像在翻一本很厚的书，翻到哪一页算哪一页。
“我们每年都回来。”林涛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钉在折叠桌上，钉在塑料布上，钉在阿哲那件深色工装的空荡荡的袖子里。
阿哲没说话，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然后把杯子往桌上一顿，酒从杯口晃出来，溅在淼淼的手背上，淼淼没擦，她的手背凉凉的，酒是凉的，凉和凉碰到一起，还是凉。她把手缩回去，放在膝盖上，膝盖上还有上班时站出来的淤青，青一块紫一块的，像一幅没画完的地图。
林涛把阿哲送回去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阿哲骑不了车，他把自行车推着走，林涛走在他旁边，两个人一前一后，一左一右，像两根被风吹歪了的电线杆。路灯橘黄色的，一团一团的，光与光之间隔着大段的黑暗，他们走进去又走出来，走进去又走出来，像穿过一扇又一扇无形的门。
“到了。”林涛说。
阿哲抬起头，看到修车店的卷帘门，门上的“补胎打气”四个字在路灯下反着光，红漆掉了大半，像结了痂的伤疤。他把自行车支好，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插进锁孔，拧了一下，卷帘门“哗啦”一声弹上去，在巷子里来回弹了好几下，像在说“晚安”。他走进去，没开灯，蹲在台阶上，把脸埋在膝盖里。
林涛站在门口，看着他，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走了。他的脚步声在巷子里回荡，一下一下的，像在数——数他还有几天回哈尔滨，数他还要等多久才能毕业，数他还能陪阿哲吃几次夜宵。他不知道，但他知道，每年都会回来，每年都会坐在那张折叠桌旁，每年都会点那些串，每年都会听阿哲说“你们都走了，就剩我一个人”，每年都会说“我们每年都回来”。说一年，算一年，说到阿哲不说了，说到他自己不说了，说到他们都老了，说到晚星从地下长出来，开成一朵花，五瓣的，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像她刻在后山那棵树上的那朵。
他骑上车，走了。夜风吹过来，凉的，不是广州那种热，是青城这种凉，凉得像晚星冬天的手。他把围巾往上拉了拉，灰色的，她织的，针脚不均匀，有的地方密有的地方稀，像稻田里被风吹倒了一片秧苗。他围了快一年了，从夏天围到冬天，从冬天围到夏天，围到毛线起球了，围到流苏打结了，围到他自己都忘了这条围巾是什么时候开始围的——但他记得是谁织的，记得她说“怕你冷”时嘴角翘起来的弧度，记得她把围巾递过来时手指碰到他脖子时的温度，凉凉的，像薄荷糖。
他骑到楼下，抬头看了一眼六楼的窗户——灯亮着，橘黄色的，从窗户里透出来，暖暖的，像那天雨夜她拉亮灯绳时的那盏灯。他站在楼下，站了很久，久到路灯灭了，久到六楼的灯灭了，久到他的腿站麻了，换了个姿势，又麻了。他没上去，因为他知道，她不会让他上去——不是不想，是怕他看到她的房间空了，怕他看到她的床单凉了，怕他看到她的帆布鞋鞋带系着蝴蝶结、放在窗台上、落了一层灰。他怕自己会哭，哭了就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就会蹲在楼下，像一块被风吹掉的石头。
他转回头，骑上车，走了。夜风吹过来，凉的，他把围巾往上拉了拉，遮住了半张脸，只露出一双眼睛。眼睛里有光吗？没有。光在她走的那天就灭了。但他还在骑，还在搬轮胎，还在等周三的电话，还在发“到了？”，还在回“到了”，还在说“我们每年都回来”。说一年，算一年，说到她回来，说到她站在路灯下等他，手里拿着保温杯，杯盖拧开一点，热气从缝里冒出来，白蒙蒙的，像一小朵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