攒钱是从第三周开始的——不是突然决定的，是某天晚上翻手机日历，看到国庆节还有一个月，脑子里突然蹦出一个念头：去找她。这个念头像一颗种子，落在心里，浇了水，发了芽，蹭蹭蹭地往上长，长到他拦都拦不住。他把每天的开销算了一遍：早饭三块，午饭八块，晚饭六块，一天十七，一个月五百一。他拿出计算器，按了一遍，又按了一遍，数字没变，他又把晚饭从六块减到三块——不吃菜，只吃馒头，一个五毛，一顿六个，三块，一天下来十四。一个月四百二，够省下一张硬座票。
他跟老张学会了算账。老张失恋之后开始记账，每天花了多少、省了多少、还欠前女友多少钱，一笔一笔写在笔记本上，字丑得跟狗啃的似的，但数字清清楚楚。林涛借了他的笔记本，在后面空白页写了自己的账：早饭三块，午饭八块，晚饭三块，一天十四，一周九十八，一月四百二。他把“四百二”圈了起来，在旁边画了一个火车——不是火车，是一条线，线的这头是哈尔滨，线的那头是广州，线上写着“硬座，学生票，一百二十三块五”。
他开始不吃晚饭了。不是不吃，是吃馒头，食堂的馒头五毛一个，白花花的，冒着热气，咬一口嚼半天，嚼到甜味出来了才咽下去。他吃得慢，慢到像是在数，一口两口三口，数到不知道第几口的时候，他想起阿哲蹲在修车店门口啃馒头的背影，想起他把馒头渣子从塑料袋里倒出来、倒进手心里、一口闷进嘴里的样子。那时候他觉得阿哲苦，现在他自己也苦了，但苦和苦不一样——阿哲的苦是为了活下去，他的苦是为了去见一个人。
馒头吃了一个星期，他瘦了，瘦到脸窄了一圈，下巴尖了，眼睛显得更大了。老张从上铺探下头，看到他手里的馒头，说“你就吃这个？”林涛说“省钱”，老张没再问，从上铺跳下来，从柜子里掏出一袋火腿肠，掰了一半给他，“吃，别跟哥客气。”林涛接过来，咬了一口，肉味在嘴里炸开，咸的，咸得他眼睛眯了一下，想起淼淼说“你到了给我打电话”时的声音——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苹果，但比苹果多了点沙哑，多了点心疼。
火车票是提前十天买的。他下了课跑到火车站，排了四十分钟的队，排到窗口的时候腿都站麻了，他把学生证和钱递进去，说“一张去广州的硬座，学生票”。窗口里面的售票员头都没抬，敲了几下键盘，撕下一张票，塞出来。他接过票，看了一眼——哈尔滨到广州，硬座，三十四小时，票价一百二十三块五。他把票攥在手心里，攥得很紧，紧到票纸被他手心的汗洇湿了一小块，边角卷起来了，像一张被揉过又展开的地图。他把票夹进学生证里，塞进口袋最深处，拍了拍，确认没丢，才走出火车站。
出发那天是周五，下午没课。他背了一个书包，塞了两件换洗衣服、一袋面包、一瓶水、手机充电器、还有那张后山合影。他没带行李箱，太大了，不方便，书包就够了，够他装下自己的东西，够他装下那张照片，够他装下三十四个小时的期待和害怕——期待见到她，害怕见到她的时候自己太狼狈，瘦了，黑了，眼睛下面有两团青黑，像被人用手指抹了一道灰。
火车是下午四点的。他三点就到了，坐在候车室里，把票从学生证里抽出来看了好几遍，一遍确认日期没错，一遍确认时间没错，一遍确认目的地没错——广州，不是青城，不是哈尔滨，是她在的地方。候车室里人很多，有人躺在长椅上睡觉，有人蹲在地上吃泡面，有人把行李当枕头枕着，有人抱着孩子来回走，孩子哭，大人哄，哄不住，就不哄了。他听着那些声音，想起了青城火车站，想起送淼淼走的那天，她站在进站口，眼泪从眼眶里涌出来，他伸手帮她擦，擦不完，就不擦了，把袖子贴在她脸上，贴了一会儿，等她的眼泪不流了，才放下来。
检票了。他背着书包排队，前面的人挤来挤去，他被推着往前走，脚踩到前面那个人的鞋跟，那人回头瞪了他一眼，他说“对不起”，那人转回去了。他把票递给检票员，检票员剪了一下，“咔”的一声，他走进站台，找到车厢，找到座位，靠窗，把书包放在腿上，抱得很紧。
火车开动了。窗外的哈尔滨慢慢往后退，站台、铁轨、电线杆、楼房、农田，退得越来越快，快到他看不清了，只剩一片模糊的颜色，灰的、黄的、绿的、白的，混在一起，像一幅没画完的水彩画，颜料没干，往下淌。他把额头贴在玻璃上，玻璃是凉的，凉得像晚星冬天的手，他想起阿哲说“晚星那边冷了”，她那边冷了，他这边也冷了，但他在去广州的路上，广州是热的，淼淼在那里，淼淼是热的，她的声音是热的，她的“你也是”是热的，她的“拜拜”是热的——说得很轻，但热。
车厢里挤满了人，过道上站着人，厕所门口站着人，连接处站着人，有人在打牌，有人在嗑瓜子，有人在打电话，有人把鞋脱了，脚搭在对面座位上，袜子破了一个洞，露出脚趾头。林涛把书包放在腿上，把下巴搁在书包上，闭上眼睛。他睡不着，不是因为吵，是因为心跳太快，快得像有人在里面打鼓，但打的不再是《夏声》的拍子——换了一首，没有名字，旋律只有一个音，那个音是“她”，一下一下的，敲在他胸口上。
天黑了一次，又亮了；又黑了一次，又亮了。火车过了一站又一站，长春、沈阳、山海关、天津、石家庄、郑州、武汉、长沙，站名从喇叭里报出来，播音员的声音平平的，没有感情，像在念名单。他听到“武汉”的时候睁开眼睛，窗外是灰蒙蒙的天，看不到长江，看不到黄鹤楼，只看到一片一片的农田和一间一间的红砖房。他把手机从口袋里掏出来，没有信号，他把手机塞回去，把额头贴在玻璃上，玻璃是凉的，他的额头是热的，凉和热碰到一起，变成了温。
腿肿了，从二十个小时的时候就开始肿，肿到三十个小时的时候，脚塞不进鞋里了，他把鞋带松了，趿拉着。邻座的大叔看他一眼，说“小伙子去哪”，他说“广州”，大叔说“看女朋友？”他点了点头，大叔笑了，笑的时候露出一颗金牙，金光闪闪的，像一颗糖，但不是晚星写的那种糖，晚星写的糖是甜的，金牙不是甜的，金牙是硬的，硬得像他坐的这张硬座，硬得像他这三十四个小时没合过的眼。
火车终于到了。喇叭响了，播音员说“广州站到了，请旅客们带好随身物品下车”，声音还是平平的，没有感情，但他觉得好听，因为“广州”两个字从她嘴里说出来的时候，不是地名，是她的名字——淼淼在的地方，淼淼在等他。
他背着书包下车，腿肿了，走不快，一瘸一拐的，像一只受伤的鸟，翅膀没断，但飞不动了。他跟着人群往出口走，走廊很长，灯管白晃晃的，刺眼，像医院走廊上的灯管，像晚星被送进医院那天晚上走廊里的灯。他走得很慢，慢到后面的人超了他，撞了一下他的肩膀，他晃了一下，没倒，继续走。
出口处站满了人，有人举着牌子，有人举着花，有人抱着孩子，有人踮着脚尖往里看。他站在闸机口，刷了票，走出去，阳光刺眼，白花花的，他眯着眼，用手挡了一下额头，然后他看到了淼淼——她站在出口外面，穿着一件白色的短袖，头发散着，披在肩膀上，手里什么都没拿，没有花，没有牌子，只有她自己。她的眼眶红了，红得像她第一次在广播室门口听到他唱歌时的颜色，红得像她第一次在桌下踢他时耳朵尖的颜色，红得像他梦里的夕阳。
她瘦了，瘦到下巴尖了，锁骨凸出来了，校服空荡荡的，像借来的。她站在那里，看着他，看了两秒钟，那两秒钟里她的嘴唇动了几下，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咽了三次，第四次的时候，话没出来，眼泪先出来了。
他走过去，走到她面前，站定，把书包从肩上卸下来，放在地上。他想说“我来了”，但嗓子眼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不是话，是这三十四个小时没咽下去的馒头，是他攒了两个月没花的钱，是他在火车上想了无数遍但到了嘴边就忘了的那句话。
淼淼没说话，她伸出手，拉住了他的袖子，拉了拉，又拉了拉，像在确认他是真的，不是她做梦。她的手指凉凉的，像薄荷糖，他想起晚星写的“月亮像一颗糖”——月亮是甜的，她的手也是甜的，甜的，不是比喻，是真的甜，甜到他鼻子酸了。
“你瘦了。”淼淼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挤得她自己的声音都在抖。
“你也是。”林涛说。
淼淼的眼泪掉下来了，不是那种“哇”一下哭出来的掉，是那种“我不想哭但眼泪不听话”的掉——一滴从右眼先出来，沿着鼻梁往下滑，滑到嘴角，她舔了一下，咸的。林涛伸出手，用袖子帮她擦眼泪，袖子是棉的，软软的，擦在脸上沙沙的，像砂纸，但他擦得很轻，轻到像在擦一件怕碎了的瓷器。
“别哭了，我到了。”他说。
“谁哭了，我没哭。”淼淼说，但她没躲，让他擦，擦完了，眼泪又流出来了，又擦，又流，擦了三次，第四次的时候他不擦了，把袖子贴在她脸上，贴了一会儿，等她的眼泪不流了，才放下来。
两个人并排走出火车站，阳光照在他们身上，把影子拉得老长，叠在一起，像一个人。林涛的腿还肿着，走得一瘸一拐的，淼淼走在他旁边，走得很慢，慢到像是在等他，又像是在陪他。
“你吃了吗？”淼淼问。
“没。”
“我也没。”
“那去吃。”
学校门口的食堂不大，窗口排着队，空气里飘着红烧肉和炒青菜的味道，混在一起，像一锅煮糊了的粥。淼淼找了个靠窗的位置，把书包放下，说“你坐着，我去打饭”。林涛想说他去，但她已经走了，马尾在身后一甩一甩的，像一面旗，像一盏灯，像她这个人——又凶又甜，像辣椒糖。
他坐在椅子上，把腿伸直，肿了的腿搁在对面椅子上，凉凉的，舒服了一点。他看着淼淼的背影，她在排队，手里端着两个餐盘，前面的男生回头看了她一眼，她没理，眼睛盯着打菜的窗口，盯着阿姨手里的勺子，盯着勺子里的红烧肉。
她端着两个餐盘回来，一个放在他面前，一个放在自己面前。他的盘子里有米饭、红烧肉、炒青菜、一个荷包蛋，蛋黄是完整的，圆圆的，像一颗眼睛，盯着他看，像在说“你瘦了”。她的盘子里只有米饭和炒青菜，没有肉，没有蛋。
“你怎么不给自己打肉？”林涛问。
“我不爱吃肥的。”淼淼说，但她夹了一块红烧肉，放到他碗里，又夹了一块，又夹了一块，他的碗里堆成了一座小山，白米饭都看不见了，像戴了顶花帽子，花花绿绿的，冒尖儿。
林涛看着碗里的肉，想起高一那年，林妈第一次请淼淼吃饭，她也是这么夹菜的，把排骨藏在他碗底，藏在米饭下面，像埋了两个宝藏，像藏了两个秘密。那时候他们十五岁，什么都不懂，以为“永远”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久到他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还在一起。他不知道，“永远”只有三年，三年后晚星不在了，阿哲一个人留在青城，他和淼淼隔着两千多公里，一张硬座票，一百二十三块五。
他端起碗，扒了一口饭，米饭是温的，不烫也不凉，刚好。他嚼了两下，咽了，又扒了一口，又咽了。他把红烧肉一块一块塞进嘴里，嚼得很慢，慢到像是在数，数她夹了几块，数他还要等多久才能再吃到她夹的肉。
“慢点吃，没人跟你抢。”淼淼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挤得她自己的声音都在抖——不是气的，是心疼的，心疼他瘦了，心疼他坐了三十四个小时的硬座，心疼他把红烧肉吃得那么快、好像怕吃不完就没了。
林涛慢下来了，慢到每一口都要嚼十几下，慢到红烧肉在嘴里化了，慢到米饭凉了，汤凉了，食堂里的人走了一批又来了一批，窗外的天从白变成橘红，从橘红变成灰蓝。他把碗里的最后一口米饭扒进嘴里，咽了，然后把碗放下，抬起头看着淼淼。
“我吃完了。”他说。
“嗯。”淼淼说，她把他的碗收走，摞在自己的碗上面，端起来，走向回收处。她的背影在食堂的白炽灯下被照得发白，白的像晚星走的那天晚上她妈妈烧掉的录取通知书，白的像阿哲每周三发来的那条短信——“到了？”，白的像他手机里存着的那些“晚安”，白的像她夹在他碗里的那块红烧肉上的肥肉——白白的，软软的，像雪，但雪是冷的，肉是热的。
他站起来，腿还是肿的，一瘸一拐地跟着她走出食堂。广州的风是热的，热得像她刚才夹到他碗里的那块红烧肉，热得像她站在出口处等他时眼眶里的眼泪，热得像他这三十四个小时没合过的眼。
“你什么时候回去？”淼淼问，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挤得她自己都疼了。
“后天。”
“这么快？”
“嗯，周一有课。”
淼淼没说话，她伸出手，拉住了他的手。她的手凉凉的，像薄荷糖，他握着握着就热了。他想一直握着，握到后天，握到周一，握到毕业，握到回青城，握到河堤上再走一遍。但他握不到，后天他就要走了，周一他就要坐在哈尔滨的教室里，听老师讲课，走神，想她，等周三的电话，等下一次攒够钱，等下一张硬座票，等下一百二十三块五。
但他握着，握得很紧，紧到她的手指被挤得有点疼，但她没缩，因为疼才知道这是真的——他真的来了，坐了三十四个小时的硬座，腿肿了，瘦了，黑了，但他来了。
月亮从云层后面钻出来，圆圆的，亮亮的，像一颗糖。
淼淼抬起头看着月亮，想起晚星写的“月亮像一颗糖”，她的嘴角翘了一下——翘得很低，低到几乎看不出来，但她翘了，因为他在她旁边，握着她的手，手心是热的，热的像她夹到他碗里的那块红烧肉，热的像她站在出口处等他时眼眶里的眼泪，热的像他坐了一千多公里来看她。
她把手从他手心里抽出来，不是松开，是换了个姿势，从“被他握着”变成了“握着他”，然后拉着他往前走。广州的夜风吹过来，热的，不像哈尔滨的风，哈尔滨的风是硬的，像刀子，广州的风是软的，像晚星织的围巾，蹭在脸上痒痒的。
“走吧，送你回宾馆。”淼淼说。
“嗯。”林涛说，就一个字，但他把这个“嗯”说得特别长，长到像一根线，从广州牵到哈尔滨，从哈尔滨牵到青城，从青城牵到他们十五岁那年的音像店门口——他攥着皱巴巴的纸币，她站在柜台前，两个人同时伸手抢那盘磁带，磁带摔在地上，塑料壳裂了，带子散了一地，一个白裙子的女孩蹲下来，用透明胶一圈一圈绕上去，说“你们能不能一人买一半”。
一人一半，他买了一半，她买了一半，两个人一人一半，凑成了一盘完整的磁带。那盘磁带现在在哪？在他抽屉最深处，在那些旧课本下面，透明胶已经发黄了，边角翘起来，像贴了很久的创可贴，撕了会疼，不撕又难看。他没撕，他把它留着，留着就是证据，证明他们是从那里开始的，证明她还在，证明他还在，证明“一人一半”可以变成“一起走”。
他握紧了她的手，她也握紧了他的。两个人走在广州的夜风里，影子被路灯拉得老长，叠在一起，像一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