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风带着点凉意，我推着自行车从厂区大门出来时，陆承洲已经在旧礼堂前的空地上了。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工装外套，手里抱着一摞书，正低头核对清单。几辆板车停在边上，上面码着纸箱，封口还没拆。
我锁好车走过去，把帆布包放在一张临时搭起的长桌上。桌上散落着几份手写的捐赠登记表，还有几张被风吹得微微卷边的传单，印的是“文化助学”四个大字。
“人还没来齐？”我问。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来了三成。有两个原先答应捐书的，刚才打电话说不送了，说‘孩子读不懂这些’。”
我嗯了一声，没说话，弯腰打开帆布包，抽出一叠信纸。最上面那封是我昨夜挑出来的，来自桂阳县一个村小的女生，十六岁，父亲早逝，母亲靠缝补过活。她在信里写：“我想知道城里的女孩怎么想结婚这件事。我也快订婚了，可我不懂，为什么女人都要嫁人？”
我把这页纸递给陆承洲。
他看完，眉头动了一下，递还给我。
我走到人群边缘，几个围观的大妈正站在板车旁议论。“搞这个能顶什么用？”一人说，“书给了也是白给，将来还不是回家做饭带娃。”
我清了清嗓子，把信纸举高一点：“这位同学问我，‘城里女孩也怕结婚吗？’她不知道，《晚风》里有三十多个女人讲过自己怎么选工作、怎么躲相亲、怎么一个人养家。她想知道答案。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把答案送到她手上。”
人群静了一瞬。
陆承洲站了出来，声音不高，但清楚：“市宣传部已将本次行动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年度案例。后续将在五个乡镇试点设立流动图书角，每季度轮换更新书籍，由乡文化站统一管理。今天捐出的每一本书，都会有登记编号和去向公示。”
有人低声说：“原来是上面的意思。”
“不是上面的意思。”我接话，“是我们先做了，上面才肯支持。政策落地需要样板，我们做这个，是让样板立得住。”
一个戴眼镜的老教师模样的人走了出来，把手里的两本《现代汉语词典》放进箱子，说：“加我一份。”
接着是供销社退休职工、纺织厂技术员家属、一位开裁缝铺的中年妇女……纸箱渐渐满了。
八点半，车队出发。我和陆承洲跟着第一辆板车走进礼堂。里面已经坐了四十多个学生，大多是十到十五岁，穿得整齐但旧，坐在长条凳上不敢乱动。讲台上摆着两盆不知谁搬来的月季，花瓣有点蔫。
仪式开始后，我站上台，手里拿着一本《晚风》，翻到其中一页——《账本里的女人》，讲的是一个卖豆腐的寡妇如何靠记账理清债务、供女儿上学。
我说：“这不是杂志，是别人活出来的样子。你们看进去，就知道自己也能写出新故事。”
底下有孩子低头记，有用手指摩挲封面的。
一个小姑娘举手，声音很小：“你们以后还会再来吗？”
我走下台阶，在她面前蹲下来，和她平视。她眼睛很亮，但手攥着衣角，指节发白。
“我不保证每天都来。”我说，“但我保证，这本书不会是你最后一本。”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枚硬纸书签，正面印着“文化助学·持续更新”，背面留了空白，可以写字。
“你要是读完了，就写一句话留在书里，下个读的人会看到。这样，书就在走路，人在接力。”
她接过书签，轻轻点头。
陆承洲接过话：“从下个月起，每月十号设为‘流动书箱日’。市运输公司支援一辆专用车，轮流往各校送新书。旧书回收修补后再流转，不让一本落下。”
台下响起掌声，不大，但持续。
仪式结束已是中午。阳光穿过礼堂高窗，照在空了一半的板车上。孩子们抱着书离开时脚步轻快，有个男孩跑出去几步，又折返回来，把一张叠好的纸塞进我手里，转身就跑。
我展开一看，是幅铅笔画：两个人影站在书堆前，天上飘着一行字——“我们也想有答案”。
我和陆承洲并肩走出礼堂，沿着主街往回走。路上行人多了起来，有认出我们的，远远点头，也有小声议论的。
走到邮局拐角，我停下脚步。
街边读报栏里，《晚风》第三十七期封面正对着街道，标题是《女人的出路，不止一条》。底下一排读者留言摘录，其中一句被红笔圈出：“原来我不是例外。”
陆承洲站在我身侧，没看我，只望着那张海报。
“你没变。”他说，“只是把光分出去了一些。”
我没回头，嘴角动了一下，抬脚继续往前走。
风从街口吹过来，卷起地上一片落叶，贴着我的鞋面滑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