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做了一个更大胆的决定——她要把砚声小酒馆的门面买下来。不是星耀买，是她自己买。用她自己的钱。
这个想法是在她从沙市回北京的路上萌生的。她开着车，在京港澳高速上，窗外是华北平原一望无际的田野，麦子刚收割完，地里只剩下金黄色的麦茬。夕阳从车后面照过来，把整条路染成了橘红色。她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张桂兰老了，开不动了，小酒馆怎么办？如果有一天，有人出高价把门面买走了，小酒馆怎么办？
那个念头一冒出来，就再也压不下去了。
她花了两个月的时间，通过一个中间人，找到了砚声小酒馆门面的房东。房东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姓周，独居，儿女都在国外。老太太不缺钱，但也不拒绝钱。陈玥没有出面，让中间人去谈的。价格是市场价的两倍，老太太犹豫了一个星期，最终签了合同。
产权过户的那天，陈玥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看着那张不动产权证书。证书上写的是她自己的名字，不是星耀，不是任何公司的名义。她把证书锁进了办公桌最底层的抽屉里，钥匙放在贴身的口袋里。她没有告诉任何人，甚至没有想好要不要告诉林砚。她只是觉得，如果有一天，林砚需要这个保证，她可以给他。如果他一辈子都不需要，那就让它永远锁在抽屉里。
第三件事，是陈玥自己做的，没有通过任何人。
她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把星耀旗下音乐平台的海外推广资源梳理了一遍。星耀这些年虽然在主业上走了下坡路，但在海外渠道的布局上，依然是国内同行中最强的。北美、欧洲、日本、东南亚，每一个主要市场都有合作方，每一个合作方都有长期稳定的业务往来。这些资源，星耀从来没有对外输出过，一直是自用。
但陈玥想把这些资源用在林砚身上。
她做了一份方案，标题叫《林砚“山歌寥哉”全球巡回演唱会承办方案》。她写到凌晨两点，写了删，删了写，反复修改了十几遍。不是技术问题，是立场问题。她不想让这份方案看起来像“星耀在趁火打劫”。她要用一种方式告诉林砚：这不是交易，是合作。你需要的，星耀刚好有。仅此而已。
方案里，她列出了二十个城市。
中国大陆十二座：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贵州、重庆、武汉、南京、杭州、西安、长沙、沙市。她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把每一座城市的场馆、档期、制作预算都做了详细的规划。北京的工人体育馆，能坐一万五千人；上海的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能坐一万八千人；广州的宝能观致文化中心，能坐一万五千人；深圳的春茧体育馆，能坐一万两千人。她把每一个场馆的档期都跟场地方反复确认过，确保没有冲突。
港澳台三座：香港、澳门、台北。香港的红磡体育馆，能坐一万两千人；台北的小巨蛋，能坐一万五千人；澳门的威尼斯人金光综艺馆，能坐一万五千人。这三座城市的场馆，她通过星耀的海外渠道一一联系，对方听说林砚要来开演唱会，都很感兴趣。尤其是台北小巨蛋的负责人，在电话里说“林砚的歌在台湾很受欢迎，《花妖》很多人听”。陈玥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嘴角弯了一下。
海外五座：东京、新加坡、洛杉矶、伦敦、悉尼。东京的武道馆，能坐一万四千人，是日本流行音乐的圣地，鲍勃·迪伦、披头士都在那里演出过；新加坡的室内体育馆，能坐一万两千人；洛杉矶的微软剧院，能坐七千人，是好莱坞的顶级演出场地；伦敦的温布利体育馆，能坐一万两千人；悉尼的市政厅，能坐八千人，是澳洲最古老的音乐厅之一。陈玥把这些场馆的历史、文化意义、技术参数都写进了方案里，每一页都有数据支撑，每一个渠道都有联系人。
她把方案分成三个批次：第一批是国内主要城市，第二批是港澳台，第三批是海外华人聚集区。每一批的推广策略、宣传渠道、票务方案都不一样。她甚至考虑到了时差问题，在方案里标注了每一场演出的当地时间与北京时间。她还在方案的最后加了一页附录，列出了每一座城市的美食推荐和旅游景点，像一份旅行攻略。她写这些的时候，心里想的是：林砚到了一个城市，唱完歌，可以出去走走。
方案做好之后，她把文件加密，存在电脑里，文件夹的名字叫“待定”。她在等。
等一个时机。
时机来得很慢，但来得很准。
2016年夏天，沙市热得像蒸笼。湘江边的柳树垂着头，叶子被晒得卷了起来，像一把把收拢的小伞。梧桐树上的蝉叫得声嘶力竭，一声接一声，像不知疲倦的闹钟，从清晨响到深夜。
那天傍晚，赵铁柱来了。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工装，安全帽夹在胳肢窝底下，脸上全是汗，一进门就喊“张姐，给我来瓶冰啤酒”。张桂兰从冰箱里拿出一瓶啤酒，用起子撬开盖子，放在吧台上。赵铁柱一口气喝了半瓶，打了一个响亮的嗝，然后走到林砚面前，表情忽然变得有些不一样。
“林哥，我跟你说个事。”
林砚正在调吉他弦，抬起头看着他。“什么事？”
“我儿子考上大学了。”
林砚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得很真。“赵哥，恭喜你啊。考的哪个学校？”
赵铁柱挠了挠头，笑得有些不好意思。“省艺校，音乐专业。这小子从小爱哼哼，我跟他妈都不懂音乐，也没管过他。他自己学的，偷偷练，我们都不知道。”他说着说着，眼眶有些红，“林哥，我儿子说要跟你学写歌。他说你的歌跟别人的不一样，有魂。”
林砚放下吉他，站起来，走到赵铁柱面前，伸出手，握住了他那双粗糙的、布满老茧的手。“赵哥，让他来。我在工作室等着他。”
赵铁柱用力点了点头，低下头，用袖子擦了擦眼角。然后他端起啤酒瓶，把剩下半瓶一口气干了，朝林砚举了举，转身走了。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回过头，说了一句“林哥，你是我们全家的恩人”。林砚摇了摇头，说“赵哥，别这么说”。赵铁柱咧嘴笑了，推门出去了。
那天晚上，林砚一个人坐在工作室里，没有开灯，只有窗外的月光透进来，落在他的书桌上，落在那块彩虹石上。他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着赵铁柱的话——“我儿子说你的歌有魂”。
他想起自己二十岁的时候，从益阳乡下来到沙市，口袋里只剩三块五毛钱，连一碗米粉都吃不起。那时候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有一把吉他，能有一个唱歌的地方，能有人愿意听他唱歌。现在他有了吉他，有了小酒馆，有了愿意听他唱歌的人，甚至有了想跟他学写歌的年轻人。他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了。
他睁开眼睛，拿起手机，给孙浩发了一条消息：“孙浩，我想开巡演。”
孙浩秒回：“林老师，您认真的？”
林砚回了一个字：“嗯。”
孙浩发了一长串感叹号，然后说：“我明天开始打听。”
但林砚很快发现，这件事比写歌难得多。
他的工作室只有五个人。孙浩是助理，负责日常事务；一个财务，一个宣传，两个行政。他们没有承办大型演出的经验，没有场馆资源，没有票务渠道，没有舞台制作团队，没有灯光音响团队，没有任何一个演唱会需要的配套能力。孙浩跑了三天，打听了一圈，回来的时候脸色不太好。
“林老师，我问了五家公司。每一家都说能做，但报价都不低。”他把一沓报价单放在桌上，一张一张地翻给林砚看。“这家，一场演唱会的制作成本最低两百八十万。那家，三百万起步。还有一家，说可以做到两百五十万，但他们的设备是二手的，舞台效果可能差一些。”
林砚拿起那张两百五十万的报价单，看了很久。“二十个城市，就是五千万。”
孙浩点了点头，没有说话。他知道林砚的账户上有多少钱。这些年林砚虽然收入不低，但大部分都花出去了——买小酒馆花了一大笔，补贴父母盖房子花了一大笔，工作室的运营成本也不低。账户上的余额，不到五百万。连两个城市的演唱会都撑不起来。
林砚把报价单放下，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天花板有一道细细的裂缝，从墙角一直延伸到吊灯的位置，像一条干涸的河流。他盯着那道裂缝看了很久。
“孙浩，先放一放。我再想想办法。”
孙浩点了点头，收起报价单，出去了。林砚一个人坐在工作室里，把灯关了，在黑暗中坐了很久。他不知道的是，有人比他更早知道了他的犹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