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完饭，亲戚们陆续告辞。有人开车来的，有人骑着电动车来的，有人开着三轮车来的，有人走着来的，住在隔壁，几步路就到了。母亲站在院门口送客，手里拎着早就准备好的回礼——红塑料袋装着自家熏的腊肉和蒸好的糍粑，每个客人一份。腊肉切得整整齐齐，码在袋子里，肥瘦相间，红白分明。糍粑是圆形的，压得扁扁的，表面撒了一层米粉，防粘。客人们接过袋子，笑着说“太客气了”，母亲笑着说“应该的，慢走啊”。
父亲在院子里扫鞭炮碎屑。碎屑铺了一地，红红的一片，像铺了一层薄薄的地毯。扫帚一下一下地扫，碎屑聚成一堆，露出下面的水泥地面。阳光照在刚扫过的地面上，亮堂堂的，像一面镜子。
曾益一家没有多待。孩子困了，趴在妈妈肩膀上睡着了，小手攥着妈妈的衣领，攥得紧紧的，像攥着什么珍贵的东西。曾益的老婆抱着孩子先上了车，动作很轻，怕把孩子弄醒。她弯下腰，把孩子放在后排的安全座椅上，系好安全带，孩子哼唧了一声，又睡着了。她在孩子额头上轻轻亲了一下，关上车门，自己坐到副驾驶。
曾益在车门口站了一会儿。他转过身，看着林砚，阳光落在他的脸上，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院子的水泥地面上。
“小林，你今年应该会办演唱会吧。”他忽然说了一句，语气不像刚才吃饭时那么随意，多了一些认真，多了一些郑重。
林砚愣了一下。他站在院门口，手里还拿着一杯没喝完的茶。风吹过来，茶的热气袅袅地升起，在他面前飘散。
“应该会在下半年吧。”
曾益点了点头“如果要我帮忙说一声”。他拍了拍林砚的肩膀，力道不轻不重，像在传递某种不用说的东西。然后他转身上了车，关上车门，摇下车窗，探出头，朝院子里的老周、张桂兰、王胖、欧阳倩倩挥了挥手。
“新年快乐！”
车子缓缓驶出了巷子，尾灯在冬日的阳光里亮了一下，然后消失在巷口的拐角。林砚站在院门口，看着那辆车消失的方向，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回了院子。
下午的阳光很好，暖洋洋的，照在身上很舒服。院子里安静了下来，只剩满地的鞭炮碎屑和瓜子壳，还有墙角那几只还没被带走的活鸡活鸭，咕咕嘎嘎地叫着，声音不大，但很热闹。
母亲在厨房里洗碗，水龙头哗哗地响，碗碟碰撞的声音清脆而短促。父亲在院子里继续扫地，扫帚一下一下的，沙沙的，像有人在耳边轻声说话。老周继续坐在堂屋的太师椅上打盹，头一点一点的，眼镜滑到了鼻尖，快要掉下来了，他猛地醒了一下，推了推眼镜，又闭上了眼睛。张桂兰帮忙在收拾桌上的剩菜，把没怎么动过的菜装进保鲜盒里，码得整整齐齐，放进冰箱。欧阳倩倩在帮忙擦桌子，抹布在桌面上画着圈，一圈一圈的，桌面越来越亮。王胖搬了把椅子，坐在院子里晒太阳，靠着椅背，闭着眼睛，嘴角弯着。
林砚搬了把椅子，坐在王胖旁边。他也靠着椅背，闭着眼睛。阳光落在他的脸上，暖洋洋的，像母亲的手。三个人谁都没有说话，就那么安静地坐着。过了好一会儿，王胖忽然开口了，声音不大，像在说梦话。
“林哥，你刚才说给曾益写歌，是认真的还是随口一说？”
林砚没有睁眼。他想了想，说了一句：“先放着吧。有灵感了就写。”
王胖没有再问。欧阳倩倩从堂屋里探出头，手里拿着抹布，看到两个人坐在院子里晒太阳，笑了笑，没打扰他们，又缩回去了。
院墙上，一只橘猫慢悠悠地走过，尾巴竖得像一根天线。远处的田埂上，有人在放风筝，风筝飞得很高，在蓝天里只剩一个小小的黑点，像一只不落地的鸟。
日子照常过。
林砚回到了沙市。白天在工作室里写歌、练笛子、整理采风笔记。晚上去砚声小酒馆坐坐，不一定唱，有时候只是坐坐，喝一杯茶，跟老陈下盘棋，听赵铁柱吹牛，帮张桂兰搬几箱酒水。
老周的身体时好时坏，但精神比年前好了很多。他隔三差五来工作室坐坐，听听林砚新写的demo，提几句意见。有时候林砚写了一首歌，觉得差不多了，拿给老周听。老周听完，沉默一会儿，说一句“副歌的转调可以再顺一点”或者“这段歌词的韵脚不太对”。林砚回去改，改完了再拿给老周听。老周再听，再提意见。如此反复，有时候一首歌要改七八遍才能过。
林砚没有忘记饭桌上随口应下的那首歌。
二月底的一个晚上，沙市下了一场小雨。雨不大，细细密密的，从灰蒙蒙的天上落下来，打在工作室窗外的梧桐叶上，发出沙沙的声响。林砚坐在书桌前，整理一份采风笔记，翻到一页关于“山河”主题的资料。那是他在老周的录音室里找到的一份旧手稿，老周生前写的，只有几行字：“山河不是地图上的线条，是脚下的泥土，是头顶的天空，是每个人心里的那口气。”
他放下笔，把那份手稿拿起来，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老周的字迹工整而有力，每一笔都像是刻在纸上的，不是写的。他看着那些字，脑子里忽然冒出了一段旋律。不是完整的，只是一段动机，像一颗种子，在心里埋了很久，忽然发了芽。
他放下手稿，拿起吉他，试着把那几个音弹出来。不对，重来。还是不对，再重来。他反复弹了十几遍，手指在琴弦上摸索着，像在黑暗中找路。那段旋律渐渐清晰了，像一张被水浸泡过的纸，上面的字迹慢慢浮现出来。他拿起铅笔，在稿纸上写下了几个音符，又划掉了，又写了几个，又划掉了。稿纸上涂涂改改，黑一片白一片的，像一幅抽象画。
他写歌词的时候，心里想着的不是曾益，不是玲花，是这片土地。
他从最北边想到了最南边——漠河的雪，白的刺眼；喀什的风，干的裂唇；三亚的海，蓝的让人想哭。他从最西边想到了最东边——喜马拉雅山巅的经幡，在风中猎猎作响，像一面面永不倒下的旗；日喀则的蓝天，蓝得不讲道理，像有人用颜料泼上去的；长白山的林海，松涛阵阵，像大地的呼吸。他从五千年想到了现在——秦砖汉瓦，唐宋诗词，长江黄河，三山五岳。那些意象像潮水一样涌来，他来不及挑选，来不及过滤，只是拼命地写，把脑子里所有的画面都变成文字，一行一行地落在稿纸上。铅笔削了一次又一次，稿纸写了一页又一页。有些句子写出来，觉得好，但放在整首歌里不合适，就划掉，在旁边重新写。有些句子写了一半，卡住了，就停下来，喝口水，站起来走两圈，再坐下来继续写。
写到副歌的时候，他停笔了很长时间。副歌是一首歌的灵魂。前面的所有铺垫，都是为了把听众带到副歌那里。副歌要接得住前面的情绪，还要把它推上去，推到高处。但不是喊出来的高，是站上去的高。他想了想，在稿纸上写下了几句：
“挥毫提笔画我山河，剑锋千轫画这巍峨，滔滔江水走笔龙蛇，我丹青不渝画我中国。”
写完这一句，他读了一遍，觉得对了。不是字对了，是气对了。那种气，不是他一个人的气，是这片土地几千年的气。他只是把它接住了，然后传下去。
他继续写。从东写到西，从南写到北。他写到了日喀则的喜马拉雅巅，写到了漠河的雪，写到了喀什的狼烟，写到了三亚的海浪。他写到了长江头到长江尾，兄弟共饮长江水；写到了黄河南到黄河北，华夏儿女那么美。他写到了唐寅、伯驹、公望、山人、希梦，写到了屈原、李白、杜甫、苏轼、陆游。那些名字在稿纸上排成一行，像一座座山峰，连绵不绝。
写完最后一个字，他把笔放下。铅笔短得握不住了，笔头磨秃了，露出里面深色的铅芯。他把稿纸拿起来，从头到尾念了一遍。念到最后一句“百鸟朝凤龙起舞”的时候，他的声音有些发紧。不是情绪到了，是嗓子有些累了。他放下稿纸，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
这首歌，叫《山河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