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0日，澳门，威尼斯人剧场。
林砚是一个人去的。孙浩留在沙市处理工作室的事务，老周说他年纪大了不想折腾，张桂兰说她还要看店。林砚背一人就拖着个行李箱，从沙市飞到了珠海，再从珠海过关到了澳门。澳门给他的第一印象是金碧辉煌。到处都是赌场，到处都是霓虹灯，到处都是穿着西装革履的游客。他走在威尼斯人度假村的长廊里，头顶是仿真的蓝天白云，脚下是大理石地板，两边是各种奢侈品店铺，橱窗里的商品标着吓人的价格。他觉得自己像走进了另一个世界，一个跟他生活了十几年的沙市老城区完全不同的世界。
华鼎奖的颁奖典礼在威尼斯人剧场的宴会厅举行。宴会厅很大，能坐上千人，今晚座无虚席。台下坐着来自亚洲各国的音乐人、制作人、媒体记者。林砚被安排在第二排靠边的位置，旁边是一个他不认识的韩国歌手，穿着白色的西装，头发染成了银灰色，五官精致得像画出来的。韩国歌手冲他点了点头，用英语说了一句“hello”，林砚回了一句“你好”，两个人都不太听得懂对方在说什么，相视一笑，各自转回去看舞台了。
颁奖典礼开始了。主持人是香港的一位知名艺人，粤语和普通话切换自如，现场的气氛很热烈。各种奖项一个接一个地颁出，林砚坐在台下，安静地看着。他没有紧张，也没有兴奋，只是觉得有些恍惚。两年前他还在砚声小酒馆唱歌，台下只有几十个人。现在他坐在澳门的威尼斯人剧场里，等着上台领一个亚洲级别的音乐奖项。
“接下来，颁发‘亚洲最佳歌手’奖。”主持人的声音在宴会厅里回荡。大屏幕上开始播放提名名单——韩国的、日本的、新加坡的、马来西亚的、中国大陆的、中国台湾的、中国香港的。林砚的名字出现在屏幕上，旁边是他的照片，那张照片是孙浩帮他选的，是他去年在湘江边拍的，穿着棉麻衬衫，抱着吉他，背景是灰蒙蒙的江面。照片不算精致，但很真实。
“获奖的是——林砚，来自中国内地！”
掌声从四面八方涌来。林砚站起来，整了整衣领，走上舞台。他没有穿西装，穿的是一件深灰色的棉麻衬衫，黑色的裤子，布鞋。在一群西装革履的嘉宾中间，他显得格格不入，但又莫名其妙地和谐。聚光灯打在他身上，白得耀眼。他接过奖杯，奖杯是金属的，沉甸甸的，底座上刻着“全球音乐华鼎奖·亚洲最佳歌手”一行字。他接过话筒，沉默了两秒。台下安静了，所有人都在等着他说话。
他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很稳。
“谢谢华鼎奖。谢谢所有听过我歌的人。我是一个唱市井歌的，唱的是老百姓的日子，唱的是人间的酸甜苦辣。能拿到这个奖，不是因为我有多厉害，是因为大家愿意听。”
他顿了顿，看了一眼手里的奖杯，然后抬起头，笑了。
“这个奖杯很沉。我回去得找个结实的地方放着。”
台下笑了，掌声又起。他鞠了一躬，转身走下舞台。走到侧幕的时候，一个工作人员拦住他，说“林老师，请留步，等一下还要合影”。他点了点头，站在侧幕的阴影里，低头看着手里的奖杯。奖杯在灯光下反射着他的脸，模糊的、扭曲的，但能看出是他在笑。
合影环节，林砚被安排站在中间的位置。左边是一个韩国女团的成员，穿着闪亮的短裙，笑得甜；右边是一个日本的老牌歌手，头发花白，气质儒雅。林砚站在他们中间，抱着那把旧吉他，奖杯放在脚边。闪光灯亮了一下，那一刻被定格了。
典礼结束后，林砚走出威尼斯人剧场。澳门的夜空不是黑色的，是被霓虹灯染成的橙红色，像一锅煮沸了的汤。他站在广场上，吹着海风，掏出手机，给老周发了一条消息：“老周，奖领到了。亚洲最佳歌手。”
老周很快回复了，不是文字，是一段语音。林砚点开，听到老周的声音，带着笑，也带着颤：“好小子，你真出息了。回来请你吃口味虾。”林砚笑了，回了一个字：“好。”
他又给张桂兰发了消息：“兰姐，奖领到了。”张桂兰秒回：“什么奖？”林砚拍了张奖杯的照片发过去。张桂兰发了一长串感叹号，然后说：“回来我给你炖排骨汤！”林砚又笑了。
他收起手机，背着吉他，拖着行李箱，走进了澳门的夜色里。霓虹灯在头顶闪烁，赌场的灯光在远处明灭，海风从港口吹来，带着咸腥味。他走得不快，但每一步都很稳。
春节前四周，林砚接到了省委宣传部的电话。
打电话的是方部长的秘书，声音客气而正式。“林老师，方部长让我通知您，省里推荐您带《花妖》上春晚。今年还是省歌舞团配合您，您看时间上有没有问题？”
林砚握着手机，站在工作室的窗前。窗外的湘江灰白色的江面上有几只水鸟在低空盘旋。他沉默了两秒，说了一句“没问题”。
挂了电话，他转过身，看着墙上的日历。距离除夕还有二十八天。他想起去年这个时候，在会议室方部长让他留下来准备春晚节目，那时候他紧张得手心出汗，心跳得快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这一次，他的手很稳，心跳也很稳。不是不激动，是激动过了，沉淀下来了，变成了一种更深的、更沉的东西。
他拿起手机，给老周打了个电话。“老周，省里让我带《花妖》上春晚。”老周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笑了，笑声不大，但很厚实。“行，我陪你去北京。这次不紧张了吧？”林砚想了想，说：“不紧张。”老周说：“那就好。”
第二天，林砚去了省歌舞团。
再次合作大家已经很熟了，但这次有点不一样。《天地龙鳞》是大鼓、合唱、群舞，气势磅礴，编配起来相对简单。《花妖》是淡的、静的、一个人等了很久很久的那种孤独和温柔。这种“淡”比“浓”难做，浓的东西可以用力度堆出来，淡的东西靠的是分寸，多一分就腻，少一分就空。
省歌舞团的排练厅里，刘丽已经在等他了。她穿着一件黑色的练功服，，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地记满了编舞的想法。看到林砚进来，她合上笔记本，站起来，朝他点了点头。
“林老师，《花妖》的编舞我想了十几个版本，但都觉得不太对。”刘丽开门见山，语气里带着一丝焦虑，“这首歌太特殊了，不能用常规的编舞思路。常规的编舞是‘填’，把舞台填满，让观众看得过瘾。但您这首歌不需要填，需要留白。留白比填满难多了。”
林砚在排练厅的地板上坐下来，把吉他放在旁边，仰头看着刘丽。“刘老师，您跟我说说您的想法。”
刘丽翻开笔记本，一页一页地指给他看。第一个版本，群舞，八个人，被她划掉了。第二个版本，双人舞，也被划掉了。第三个版本，独舞，保留，但动作设计改了好几版。“我想用一个人，穿着素白的裙子，在树下慢慢地动。动作不能多，不能快，要像水一样流。但她不能是配角，她得是歌的延伸。您唱的是等待，她跳的也是等待。您是声音里的等待，她是画面里的等待。两个人，两种表达，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花妖》。”
林砚听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拿起吉他，弹了一段副歌。“刘老师，您听这段。‘你看那流水啊，卷走了多少花瓣，飘向那天边’——这段旋律，您觉得应该怎么跳？”
刘丽闭上眼睛，听了两遍。然后她站起来，走到排练厅中央，慢慢地、轻轻地做了一个动作——伸出手，仰起头，身体微微向后仰，像一片花瓣被风吹起来，在空中打了一个旋，然后缓缓落下。动作极慢，慢到像是在水里行走。
林砚看着那个动作，眼眶忽然有些热。“对了。就是这种感觉。不是挣扎，不是呐喊，是放手。等不到了，就让他走吧。但走的时候，还要回头看一眼。”
刘丽睁开眼睛，看着林砚，笑了。“林老师，我懂了。”
编舞定了，接下来是音乐编排。老吴负责音响和民乐部分。林砚想把竹笛加进去，但不想用得太满，只在副歌的最后一段加一句，像一个人在远处喊了一声。老吴建议用箫，说箫的音色更低沉、更苍凉，更适合这首歌的意境。林砚想了想，同意了。他又提出了一个要求——整首歌不要用任何电子合成器，所有乐器都用真的。吉他、贝斯、鼓、笛子、箫、弦乐——全部实录。老吴说“成本高、时间长”，林砚说“不怕”。
合唱指挥陈老师也来了。他在排练厅里听林砚唱了一遍《花妖》，听完之后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这首歌，合唱不能进。进了就满了。最多在后面加一个哼鸣，用‘嗯’的声音，轻轻地托一下。”林砚点了点头，说“陈老师，听您的”。
道具组的人也来了。舞台上的那棵花树，是用仿真材料做的，树干虬曲，枝条舒展，花朵是淡粉色的。林砚看了第一版的道具，摇了摇头，说“花太密了，像一团棉花，没有疏密，没有呼吸”。道具组回去改了一版，枝条更疏朗了，花朵更少了，零星地挂在枝头，像风一吹就会落。林砚看了，点了点头，说“对了。花不能开得太满，要像一个人的头发，不是满头都是花，是偶尔有一朵，藏在叶子后面，不经意才能看到”。
舞蹈服装的设计也改了两次。第一版的裙子是纯白色的，太亮了，在灯光下会抢眼。第二版改成米白色，稍微暗一些，更柔和。林砚说“再加一点淡淡的粉色，像花瓣的颜色，但不能太明显，要若隐若现”。服装设计师按照他的要求改了一版，米白色的裙子上，在裙摆处晕染了一层极淡的粉色，像一朵花在水里化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