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学会竹笛后，每个夜晚，林砚都会在工作室里练一会儿笛子。
窗户开着，夜风从湘江上吹过来，带着水汽和远处烧烤摊的烟火气。他站在窗前，面朝江面，吹着那些刚刚学会的曲子——《茉莉花》《彩云追月》《渔舟唱晚》。笛声从窗口飘出去，在巷子里回荡，被夜风裹着，飘到很远的地方。有时候隔壁的邻居会探出头来听，有时候路过的行人会停下脚步，有时候不知道从哪棵树上传来的鸟叫声会和笛声混在一起，像一场即兴的二重奏。
但更多的时候，林砚吹着吹着，就会走神。
不是因为曲子难，是因为那笛声太像一种声音了。不是具体的声音，是一种感觉——清亮、悠远、带着一种淡淡的忧伤，像一个人在很远的地方跟你说话。你说不清她在说什么，但你就是能听懂。那种感觉，让他想起苏晚。
他已经很久没有想起苏晚了。不是忘了，是不敢想。那些记忆像压在箱底的老照片，他知道它们在那里，但轻易不会去翻。
可笛声不一样，笛声会自己钻进那些缝隙里，把箱子的盖子撬开，让那些照片一张一张地飘出来。
他想起苏晚帮他整理歌词的样子。那时候他刚搬到李婆婆的隔板间，手稿散落一地，苏晚蹲在地上，一张一张地捡起来，按时间顺序排好，用夹子夹住。她的字很好看，会在每首歌的空白处写一些批注——“这段歌词的韵脚可以调整一下”“副歌的情绪可以再推一层”“这首歌写的是你自己吧”。
他想起苏晚帮他买吉他的那个下午。旧货市场，那把破吉他，他蹲在摊前不肯走，口袋里只有三十五块钱。苏晚从后面走过来，什么都没问，掏出五十块钱递给老板。他抱着那把吉他，手在抖。她站在旁边，笑了一下，说“别红眼，你要加油喔！”。他没哭，但他的眼眶红了。
林砚放下笛子，走到书桌前，从抽屉最底层翻出那个旧信封。信封已经泛黄了，边角磨得发毛，封口处贴着一小截透明胶带，胶带已经发脆，轻轻一碰就掉了。他把信纸抽出来，展开。纸上的字迹有些褪色了，但还能看清。那是苏晚走之前留给他的唯一一封信，只有两行字。
“你的歌会被人听到的。会有很多人听到的，你一定不要放弃，加油！。”
林砚把那两行字看了很久。窗外没有月亮，湘江在夜色里黑沉沉的，只有远处几盏渔火忽明忽暗。他把信纸折好，放回信封，把信封放在桌角。然后他拿起笛子，站到窗前，吹了一首没有名字的曲子。旋律是即兴的，没有谱子，没有固定的节奏，像一个人在深夜里的自言自语。那声音很轻，很慢，像一片落叶在风里打转，迟迟不肯落地。
吹完之后，他对着窗外轻声说了一句话。声音很小，小到只有他自己能听到。
“我做到了。有很多人听到了。你现在在那边能听到吗？”
笛声在夜色里慢慢消散。没有人回答他。
那段时间，林砚心里一直堵着什么东西。说不清是什么，不是悲伤，不是遗憾，是一种更淡的、更散的东西，像清晨江面上的雾气，看得见，抓不住。他知道那是什么，但他不想给它命名。命名就意味着承认它在那里，承认它从来没有离开过。
有一天夜里，他失眠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旋律，像一群不肯回家的鸟，在夜空里盘旋。他干脆起来，走到书桌前，打开台灯，拿起铅笔，开始写。这一次，他没有写那些尖锐的、批判的、带着锋芒的东西。他写了一个故事。一个关于错过、遗憾、永恒思念的故事。
《花妖》
写一个女子，在花下等一个人，等了很久很久。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那人始终没有来。她不知道自己等了多久，只知道自己的头发白了，眼睛花了，手脚不灵便了，但还在等。后来她变成了花，变成了那棵树下的一朵花，每年春天开一次，等他路过的时候，落在他的肩上。
林砚写得很快，几乎是一气呵成。铅笔在稿纸上沙沙地响，像春蚕啃食桑叶。歌词写完之后，他拿起吉他，试着配旋律。旋律不是他惯用的那种，不是民谣的平实，不是山歌的苍凉，是一种更柔的、更淡的、像水墨画里晕开的那一层浅灰色。旋律的线条很长，很缓，像一个人在很远的山坡上慢慢走，走得很慢，但一直没有停下来。
写完之后，他放下吉他，把歌词从头到尾念了一遍。念到“我在时间的树下等了你很久”那一句的时候，他的声音有些发紧。他停下来，喝了一口凉透了的茶，又继续念下去。念完了，他把稿纸放在桌上，看着窗外。天快亮了，东边的天际泛起一层淡蓝色的光，湘江在晨光里泛着银白色的光。他把稿纸收好，躺回床上，闭上眼睛，很快就睡着了。
老周是在一周后才听到这首歌的。那天下午，他来工作室看录音室的装修进度，林砚正在二楼的录音室里调试新设备。老周推门进来，看到林砚坐在调音台前，手里拿着一份手稿，嘴里在哼着什么。
“写新歌了？”老周问。
林砚抬起头，把手稿递过去。“写了一首，老周您听听。”
老周接过手稿，戴上老花镜，在调音台前的转椅上坐下来。他看得很慢，一行一行地看，眉头微微蹙着，嘴唇翕动着，像在默念。看到中间的时候，他的眉头舒展开了，嘴角微微弯了一下。看到最后的时候，他没有表情了。不是没有表情，是表情凝固了，像一块被冻住的湖面。
他看完之后，没有立刻说话。他把手稿放在调音台上，摘下老花镜，闭上眼睛，靠在椅背上。林砚没有说话，等着。
过了大约两分钟，老周睁开眼睛，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林砚。他看着窗外的湘江，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转过身，看着林砚，眼眶有些红。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很重，像从很深的地方捞上来的。
“小林，这首歌，会成为这个时代的经典。”
林砚愣了一下。他写过很多歌，老周夸过不少，但从没用过这样的词——“经典”。
老周走回来，拿起手稿，又看了一遍。这一次他看的时候，手指在纸面上轻轻划过，像在抚摸一件珍贵的瓷器。
“这首歌的旋律，有江南丝竹的底子，又有民间小调的韵味，但又不完全是。它有一种……怎么说呢，有一种‘淡’的东西。不是平淡，是淡雅。像水墨画，颜色不多，但每一笔都有分量。现在的歌，要么太浓，要么太淡。浓的腻，淡的空。你这首，淡得有味道。”
他把手稿放下，看着林砚的眼睛。
“《花妖》这个名字起得好。花是美的，妖是魅的，合在一起，不是吓人，是让人心疼。这个故事讲的是错过、遗憾、永恒的思念。这种主题，写不好就俗了，写好了就是经典。你这个，是后者。”
他顿了顿，语气忽然变得郑重起来，像在做一项重要的决定。
“这首歌，一定要收入《山歌寥哉》。”
林砚看着老周激动的样子，心里忽然涌上一股说不清的感动。老周跟了他十几年，看过他写的每一首歌，听过他唱的每一个音符，从《碎银几两》到《天地龙鳞》，从《画皮》到《罗刹海市》。老人家不是轻易夸人的人，更不是轻易激动的人。他说“经典”，那就是真的经典。他说“一定要收入《山歌寥哉》”，那就是真的值得。
“好，老周，听您的。”林砚说。
老周点了点头，重新坐下来，把手稿摊开，开始研究编曲。他的手指在调音台的推子上滑动，嘴里念叨着“这里用笛子，那里用古筝，副歌部分加一个弦乐铺垫”。林砚坐在旁边，看着老周花白的头顶，听着他的念叨，心里很安静。窗外的湘江还在流，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调音台上，落在老周的手背上，落在那份写满了温柔与遗憾的手稿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