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花莲休整了一晚后，第二天大巴停在了一个阿美族部落的入口。
部落建在山脚下，背靠青山，面朝大海。入口处立着一座木制的牌楼，上面刻着阿美族的图腾——太阳、海浪、羽毛，图案古朴而神秘。牌楼两侧各立着一根木柱，柱子上刻着人像，眼睛大大的，嘴巴张着，像是在唱歌。
一位阿美族的长者迎了出来。她是一位老妇人，头发花白，脸上刻满了岁月的沟壑，但腰板挺得笔直，步伐稳健。她穿着一件黑色的长裙，外面套着一件彩色的坎肩，头上戴着一顶用羽毛和贝壳装饰的头冠。她的脖子上挂着一串贝壳项链，每一颗贝壳都被海水磨得光滑发亮，在阳光下泛着珍珠般的光泽。
导游上前用阿美族语跟她交谈了几句，然后转过身，对采风团说：“这位是部落的族长，阿嬿婆婆。她欢迎大家的到来。”
阿嬿婆婆走到众人面前，用不太流利的普通话，一字一句地说：“欢迎你们，远方的朋友。”
她的声音不大，有些沙哑，但每一个字都很清楚。林砚看着她，忽然想起了苗寨的阿榜香姐，想起了白族的段福宝大伯，想起了草原上的老巴特尔。这些少数民族的长者，说话的语气都不一样，但眼神里有一种共通的东西——那种对自己文化的骄傲，和对远客的真诚。
采风团被带到了部落的集会所。那是一座木结构的建筑，没有墙壁，只有几根粗大的木柱支撑着屋顶。屋顶是茅草铺的，厚厚的一层，像一顶巨大的帽子。地上铺着竹席，竹席上放着几个坐垫。集会所的正中央，挂着一幅巨大的图腾——一只展翅的雄鹰，爪下抓着两条鱼，鱼嘴里含着稻穗。
大家脱了鞋，在竹席上坐下来。阿嬿婆婆坐在最中间的位置上，导游在她旁边，充当翻译。
“阿美族的历史，很久很久了。”阿嬿婆婆开口了，她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来的风，“我们的祖先，是从南方坐船来的。他们在大海里漂了很久很久，看到了这座山，就把船靠了岸，在这里住了下来。”
李乐在旁边小声问导游：“从南方来？是从菲律宾那边过来的吗？”
导游点了点头，低声说：“南岛语系的迁徙路线，从菲律宾、印尼一带北上到台湾。阿美族是台湾东部最古老的族群之一。”
阿嬿婆婆继续说，讲起了阿美族的传统。
“我们阿美族，是女人当家。”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没有骄傲，也没有抱怨，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家里的田产，是传给女儿的。家里的钱，是女人管的。家里的孩子，跟妈妈的姓。男人呢？男人娶进来，住到女方家里，帮忙种田、打鱼、盖房子。”
王羽佳坐在林砚旁边，听到这里，笑了一下，低声说：“这要是在大陆，很多男人要抗议了。”
林砚也笑了，没说话。
阿嬿婆婆又讲了很多。讲阿美族的丰年祭，每年七月中旬，全族的人聚在一起，唱歌、跳舞、喝酒、感谢祖灵保佑丰收。讲阿美族的捕鱼祭，男人出海捕鱼，女人在岸上等着，鱼回来了，先敬祖灵，再分给族人。讲阿美族的恋爱方式，年轻男女在夜间的聚会上认识，男孩子吹口琴，女孩子唱歌，互相看对眼了，就托人去说亲。
林砚听得入神，手里的笔不停地在本子上划着。
阿嬿婆婆讲到最后，忽然停了下来。她看着在座的二十几位来自大陆的音乐人，目光从每一个人的脸上扫过去，然后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沉默的话。
“你们是唱歌的，对吗？我们阿美族，也是唱歌的。我们唱山，唱海，唱祖灵，唱丰收。你们唱什么？”
没有人立刻回答。
林砚坐在后排，低着头，看着笔记本上那些密密麻麻的字。他忽然抬起头，说了一句：“我们也唱山，唱海，唱祖灵，唱丰收。”
阿嬿婆婆看着他，浑浊的眼睛里忽然亮了一下。她笑了，那笑容里有皱纹，有沧桑，但也有一种孩子般的纯真。
“那你们唱一首吧。”
林砚站起来，抱着吉他，走上集会所中央的空地。他深吸一口气，拨动了琴弦，唱了一首《天地龙鳞》。没有伴奏，没有合唱，只有一把吉他和一副沙哑的嗓子。他唱的是龙，是这片土地五千年的脊梁，是每一个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不管他们在海峡的哪一边。
阿嬿婆婆听着，闭着眼睛，头轻轻晃着，像是在品味什么。
那天下午，阿美族的年轻人也唱了几首传统的歌谣。没有乐器，只有人声，一领众和，高亢嘹亮，像海浪拍打着礁石，像山风吹过松林。林砚坐在竹席上，闭着眼睛，把那些旋律一字一句地记在脑子里。他要把它们带回大陆，写进自己的歌里。
离开阿美族部落，大巴继续往南，驶向台东。
窗外的风景变了。山峦退得远了一些，田野开阔了起来。路两边是一望无际的水稻田，秧苗刚插下去不久，嫩绿嫩绿的，像一张铺到天边的绿色地毯。风从海面上吹过来，稻浪一层一层地翻滚着，像海面的波涛，只不过颜色从蓝色变成了绿色。
林砚靠着车窗，看着那片稻田发呆。他想起了益阳老家的稻田，想起了小时候跟着父亲下田插秧的日子。脚踩进泥里，凉丝丝的，泥巴从脚趾缝里挤出来，滑溜溜的。弯着腰，一棵一棵地插，插一行退一步，退到田埂上，直起腰，回头看，那一行秧苗歪歪扭扭的，像一条蛇。父亲走过来，看了看，没说话，蹲下来，把歪了的秧苗一棵一棵地扶正。然后站起来，拍拍手上的泥，说：“种田跟做人一样，要扶正，不能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