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的沙市，春意已经浓得化不开了。
砚声小酒馆隔壁的那栋两层小楼，终于拆除完旧物件开始装修了。
一楼正门口，王胖戴着安全帽，手里攥着一卷施工图纸，扯着嗓子指挥工人搬砖、和水泥。
他的嗓门本来就大，戴上安全帽之后回声更大，整条巷子都能听到他在喊——“那个砖往左边挪！”“水泥和稀了！再加点！”“唉～那个师傅，要把安全帽戴好！出了事谁负责？”
张桂兰从隔壁小酒馆探出头来，手里拿着一块抹布，冲王胖喊了一句：“王胖，你小点声，吵到街坊了！”王胖缩了缩脖子，声音小了一半，但过了不到五分钟，又恢复了原样。
正门处将设置一个小型前台，用原木色的板材做成，简洁大方。前台后方是会客室，靠墙放着一组布艺沙发，茶几上摆着一盆绿萝。左侧规划为办公区域，共安排四张办公桌，靠窗的位置留给林砚。
二楼是林砚最在意的部分——录音室。这件事他全权交给了老周。老周看过场地后，一直没闲着，图纸画了一张又一张，设备清单列了一页又一页。他蹲在二楼的空房间里，用步子丈量尺寸，用卷尺量墙角的直角，嘴里念念有词，像在算一道复杂的数学题。
“这面墙要做吸音处理，不能省。”老周指着东墙，对林砚说，“顶上的吊顶要拆掉，太矮了，声音打不开。地面铺复合地板就行，不用太贵，但底下一定要加隔音毡。”
林砚站在旁边，认真地听着，不时点头。他对装修一窍不通，但老周说的每一句话，他都记在心里。
“老周，预算够吗？”
老周算了算，说：“四十万左右，能做一个过得去录音室，现在很多设备更新换代也快，我们也不要追求一步到位。虽然不是专业顶尖级别的，但录demo、做小样，绰绰有余。等弄好了，我把录音室那套老设备搬过来，咱们就在这儿干活。”
林砚看着老周花白的头发，看着他在墙上用铅笔画下的那些标记和数字，心里忽然涌上一股说不清的暖意。
老周在沙市的那个老录音室，用了快二十年了，设备老旧，隔音差，夏天热得像蒸笼。他早该换个地方了，但一直没换。
现在借着林砚的工作室，他也能搬到一个更好的环境里来。他嘴上不说，但林砚知道，他心里是高兴的。
“老周，等录音室弄好了，咱们把《山歌寥哉》再录一次，看能不能年底前发行吧。”林砚说。
老周转过身，看了他一眼，笑了。那笑容里有期待，有笃定，还有一种“我等这一天等了好久了”的释然。
“行，我等着。”
装修的事安排妥当，林砚和孙浩却要出一趟远门。
目的地是福州。但两个人的任务不同。孙浩去福州，是代表林砚跟一个老国民品牌“红星”鞋业洽谈代言合作。这个品牌林砚小时候就穿过，那时候乡下孩子脚上穿的不是解放鞋就是“红星”的白球鞋，鞋底硬邦邦的，但结实耐穿，一双能穿好几年。后来这个牌子沉寂了很多年，近几年换了新的经营团队，重新包装定位，在国货复兴的浪潮里慢慢又站了起来。
品牌部的负责人姓林，跟林砚是本家，在电话里说得很诚恳：“林老师，我们看了很多艺人，觉得您跟我们的品牌精神最契合。您是从底层一步一步走上来的，脚踏实地，坚韧不拔，这正是‘红星’想传递的精神。”孙浩对这个合作很上心，他说这种老国货品牌，虽然给的钱不如那些大牌多，但胜在形象正面，没有风险，而且跟林砚的人设高度吻合。“林老师，这个代言可以接。”孙浩说这话的时候，表情很认真，像在做一份重要的投资决策报告。
林砚对代言的事不太懂，但他相信孙浩的判断。两个多月相处下来，他发现这个年轻人做事稳妥，不急不躁，该花的钱不省，不该花的钱一分不多花。他说可以接，那应该就是可以接。
而林砚自己去福州，是因为音协的一封邀请函。
邀请函是音协民族音乐委员会一周前寄来的，大红烫金的封面，里面写着：“为促进海峡两岸民族音乐交流，我会定于四月下旬在福州举办‘跨越海峡·牵手高山族’采风活动，特邀您参加。”
中间介绍了此次带队的是音协副主席、著名女中音歌唱家关牧村。林砚对关老师的印象还停留在小时候——那时候家里有一盘她的磁带，母亲做饭的时候经常放，那首《吐鲁番的葡萄熟了》，母亲会跟着哼，虽然哼得跑调，但哼得很开心。
林砚还没去过台湾。
这个邀请，正好给了他一个机会。
他可以去台湾走一走，看一看，听听那边的民歌，感受那边的风土人情。他的创作需要养分，而采风，是最好的养分。
他在回执上签了字，让孙浩扫描发过去。
出发那天，沙市下着小雨。
林砚背着吉他，拖着行李箱，孙浩拎着公文包，两个人打了辆车，往长沙黄花机场去。雨刷在挡风玻璃上一左一右地摆着，发出有节奏的声响。林砚靠在后座上，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心里想着两件事——台湾的高山族民歌，他听过一些录音，那些旋律自由、奔放，像山间的风，像林间的溪水。
他要亲耳听一听，亲手记下来。
还有那首还没写完的新歌。副歌部分的旋律在他脑子里转了好几天了，像一条找不到出口的河流，来回冲撞，就是不肯流出去。
他闭上眼睛，让那些音符在脑海里慢慢排列、组合、拆散、重组。窗外的雨声混着车轮碾过路面的声音，成了一首没有旋律的背景音乐
飞机降落福州长乐国际机场的时候，天已经放晴了。
四月的福州比沙市热了不少，空气里带着一股潮湿的、海腥味的气息。林砚走出机舱，站在廊桥的出口，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不是湘江的味道，是闽江的味道，是海的味道。
孙浩看了看手表，说：“林老师，我先去市区找‘红星’那边的人。您直接去音协报到？”
林砚点了点头：“你去忙你的，有事电话联系。”
两个人在机场大厅分开。孙浩拖着行李箱，往出租车候车区走，步子很快，像在赶时间。林砚看着他的背影，忽然觉得这个年轻人比刚来的时候瘦了一些，大概是因为跟着他东奔西跑，没好好吃饭。他想，等回了沙市可以个他谈谈待遇问题了。
林砚背着吉他，拖着行李箱，也上了出租车。他把音协的地址报给司机，司机是个福州本地人，操着一口浓重的闽南口音的普通话，说了句“好嘞，坐稳”，一踩油门，车子驶出了机场。
福州这座城市，林砚是第一次来。他透过车窗看着外面的街景——路两旁种满了榕树，树干粗壮，气根垂下来，像老人的胡须。这座城市因榕树得名“榕城”，满城都是这种树，有的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树冠撑开像一把巨伞，遮住了大半条街道。街边的建筑不高，骑楼式的，一楼是店铺，二楼住人，廊柱上贴着花花绿绿的广告。行人不紧不慢地走着，不像北上广深那样行色匆匆。空气里飘着鱼丸和肉燕的香气，那是福州最著名的小吃。
出租车拐进一条安静的街道，两旁是高大的榕树，树冠在头顶交织成一片绿色的穹顶。阳光从叶缝里漏下来，在路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车子在一栋灰白色的建筑前停下来。建筑不高，只有四层，外墙上挂着一块铜牌，上面写着“福州市音乐家协会”几个字，字体端庄朴素。门口立着两块牌子，一块是“福州市音乐家协会”，另一块是“福建省民族音乐研究中心”。台阶上摆着几盆绿植，修剪得很整齐。
林砚付了车费，背着吉他，拖着行李箱，走上了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