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后，老周从北京回来了。
那天下午，林砚正在出租屋里改那首还没写完的新歌。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书桌上，落在那块彩虹石上，石头的纹路在光线里像一幅微缩的山水画。铅笔在稿纸上沙沙地响，他写了几行，不满意，划掉，又写了几行，还是不满意。
手机响了。是老周。
“小林，我在楼下。”
林砚放下铅笔，走到窗前，推开窗户。楼下，老周正站在巷口，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棉袄，围着一条灰色围巾，手里拎着一个布袋子。他旁边站着一个年轻人，三十出头，中等身材，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夹克衫，戴着黑框眼镜，看起来斯斯文文的，干干净净的。他站在那里，不卑不亢，没有东张西望，也没有低头看手机，就那么安静地站着，像一棵种在巷口的树。
“老周！我下来！”
林砚跑下楼，推开单元门，快步走过去。老周看到他，笑了，伸出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瘦了。”
“没瘦，是您胖了。”林砚笑着说。
老周瞪了他一眼，然后侧过身，把旁边的年轻人让到前面。“小林，这是孙浩。我跟你说过的，我老友的儿子。”
孙浩上前一步，微微欠身，伸出手。他的手干燥、温暖、有力，握得不轻不重，恰到好处。
“林老师好，我是孙浩。久仰。”
林砚握着他的手，打量了他一眼。目光干净，不闪躲，不谄媚，说话不急不慢，声音不大不小。第一印象，还不错。
三个人上楼，进了林砚的出租屋。屋子不大，但收拾得干净。书桌上摊着手稿和曲谱，墙角立着两把吉他，窗台上摆着那盆小雏菊，开得正好。孙浩的目光在屋里环顾了一圈，没有露出任何惊讶或好奇的表情，只是在看到那盆小雏菊的时候，嘴角微微弯了一下，然后很快收了回去。
老周在沙发上坐下，把布袋放在脚边。林砚去厨房倒了两杯水，一杯给老周，一杯给孙浩。孙浩双手接过，说了声“谢谢”，端在手里，没有急着喝。
老周开门见山：“小林，孙浩的情况我跟你简单说一下。他在唱片公司做过几年企划，对行业熟悉，各种事务都处理过。后来公司倒了，他在家待了一段时间，帮他父亲打理生意。不抽烟，不喝酒，踏实本分。”他顿了顿，语气变得郑重起来，“我在北京那几天，特意找了他以前的同事、领导，还有他身边的朋友，一个一个地聊过。所有人都说他靠谱。”
林砚听着，点了点头。他没有立刻表态，而是看着孙浩，问了一个问题。
“孙浩，你为什么想来给我做助理？提前说一下，你看得到我这里庙小，可没什么油水。”
孙浩放下水杯，坐直了身子。他的表情没有变化，但眼神里有什么东西变得认真了。
“林老师，周叔跟我讲了你的经历。从益市乡下到沙市，从歌舞厅杂工到春晚舞台，你走了十几年。你的歌，我听过。不是那种听了就忘的，是听了会放在心里的。”
他顿了顿，像是在斟酌措辞。
“我之前的公司倒闭之后，我在家待了半年。那半年我想了很多，想自己到底想做什么。后来我想明白了，我想做跟音乐有关的事，但不是做那种被流量和资本推着走的音乐，是做那种扎扎实实的、有根的音乐。周叔跟我说了你的事，我觉得，如果能跟着你做事，是我的运气。”
林砚听完，没有立刻回答。他端起水杯喝了一口，看着孙浩，目光里有审视，也有期待。
“行，那我们先磨合两个月试试。”林砚放下水杯，语气平淡，但每一个字都很清楚，“这两个月，每个月八千。其他的，两个月后再说。你看行不行？”
孙浩几乎没有犹豫。
“行。”
他回答得干脆利落，没有讨价还价，没有多余的客套。林砚看着他，心里忽然觉得踏实了一些。不是那种“找到了一个好人”的踏实，是那种“这件事可以交给他”的踏实。
老周在旁边看着这一幕，嘴角弯了一下，端起水杯喝了一口，没有说话。他知道，林砚心里有数了。
孙浩当天就留在了沙市。林砚在楼下的小旅馆给他开了一间房，说你先住着，等找到合适的房子再搬。孙浩没有挑剔，拎着行李箱就住进去了。
第二天一早，孙浩准时出现在林砚家门口。穿着一件干净的深色夹克，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手里拎着两份早餐——一碗米粉，两个茶叶蛋。
“林老师，早餐。”
林砚接过米粉，有些不好意思：“你不用这么早。”
“没事，我习惯了。”
林砚吃着米粉，孙浩坐在旁边的椅子上，拿出手机，开始整理林砚近期的各种邀约和消息。他的手指在屏幕上飞快地滑动，一条一条地看，一条一条地分类——重要的标红，紧急的标黄，不重要的标绿，可以忽略的直接归档。他做这些事的时候，表情很专注，眉毛微微蹙着，嘴唇抿着，像在做一件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的事情。
日子过了清明，白天就一天比一天长了。
砚声小酒馆门口的梧桐树冒出了新叶，嫩绿嫩绿的，在风里轻轻摇晃，像刚学会走路的孩子，摇摇摆摆的，看着就让人心里软。
湘江边的柳絮飘完了，空气里少了那种毛茸茸的东西，多了几分草木初醒的清新气息。
林砚坐在出租屋的书桌前，面前摊着一本银行流水单，厚厚一沓，A4纸打印的，密密麻麻的数字像蚂蚁一样爬满纸面。
孙浩坐在对面，手里拿着一支笔，面前摊着一个笔记本，上面记满了各种数字和计算公式。他的字写得很小，但很工整，每一笔都清清楚楚，像他这个人一样，规规矩矩，不越雷池一步
“林老师，去年的总收入，我给您汇总了一下。”孙浩翻了翻笔记本，清了清嗓子，“一共五十二万三千八百六十元。”
林砚的手指在流水单上停了一下。五十二万。
他去年一年，跑遍了各种活动、演出、版权收入，加起来五十二万。
这个数字放在娱乐圈里，可能还不够某些流量明星一件衣服1的钱，但对他来说，已经是从未见过的大数目了。
“谭校长那场演唱会，税后到手十八万，是最大的一笔。”孙浩用笔尖在笔记本上点了点，“省台中秋晚会那边给了六万，春晚那边给了八万——这个是标准价，所有参演人员都一样。剩下的二十万出头，是砚声小酒馆驻唱、几场商演、还有各大音乐平台的版权分成，零零碎碎凑起来的。”
林砚听着，脑子里却在想另一件事。他过年回益阳老家，给父母留了三十五万，让把老房子拆了重建。那栋老房子还是他爷爷手上盖的，青砖灰瓦，木头梁柱，住了快六十年了，墙面开裂，屋顶漏雨，一到梅雨季节，地上就没干过。母亲嘴上不说，但每次打电话，总会有意无意地提起村里谁谁家又盖了新房子，语气里的羡慕，隔着电话线都能听出来。
他把三十五万留给了父母，剩下的十几万，就是他在沙市年初的开销。
“林老师？”孙浩看他走神，轻声叫了一句。
林砚回过神来，揉了揉鼻梁：“你继续说。”
“我想说的是——您今年的收入肯定会比去年多。春晚之后，各种邀约明显增加了，价格也涨了。我这边接到的商演报价，最高的已经开到了三十万一场。当然，我不建议您都接，但挑着接几场，收入翻倍是没问题的。”
林砚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沉默了一会儿。天花板上有一道细细的裂缝，从墙角一直延伸到吊灯的位置，像一条干涸的河流。
“孙浩，我想成立一个工作室。”他说。
孙浩手里的笔顿了一下，抬起头看着林砚，眼神里有惊讶，也有一种“终于等到你说这句话”的光。
“林老师，您这个想法很好。成立工作室，可以把所有业务都规范化，版权、演出、商务合作，全部走公账，既正规又省心。”
“你帮我去跑流程。”林砚说，“我不懂那些。”
孙浩点了点头，在笔记本上飞快地写了一行字，然后抬起头，又问了一句：“工作室地点，您有想法吗？”
林砚想了想，脑子里第一个冒出来的地方，是砚声小酒馆隔壁的那栋两层小楼。
那栋楼他太熟悉了，每天去小酒馆都要从它门口经过。城市主干道和小巷的拐角处，一楼有两个门面，以前是个杂货铺个理发店，去年关张了，卷帘门一直拉着，落了一层灰。二楼空着，有一面还窗户对着巷子，能看到梧桐树的树。如果能把那里租下来，做成工作室，那该多好——出门左转就是小酒馆，右转就是回家的路。
“先找找看吧。”林砚没有把话说死，“你帮我留意一下，价格合适、位置方便的都可以考虑。”
孙浩的动作很快。
他在网上看了七八处写字楼，有的在市中心，租金贵得离谱；有的在新区，便宜是便宜，但离林砚住的地方太远，来回要两个小时。他把这些选项整理成表格，发给了林砚，林砚看了半天，总觉得哪里不对。
“这些地方，都太远了。”林砚把手机放下，“我不想离小酒馆太远。”
孙浩想了想，说：“那我再找找老城区的。”
消息不知怎么传到了张桂兰耳朵里。
那天傍晚，林砚刚到小酒馆，还没坐下，张桂兰就从吧台后面绕出来，手里拿着一把钥匙，往桌上一拍。
“小林，你是不是在找工作室的地方？”
林砚愣了一下：“兰姐，你怎么知道的？”
“王胖跟我说的。他说孙浩在到处找房子，看了好几处都不满意。”张桂兰的语气干脆利落，像在菜市场跟人讨价还价，“你别找了，隔壁那栋楼，你不是一直看着吗？我帮你谈。”
林砚有些不好意思：“兰姐，那是人家的房子，不好麻烦你——”
“麻烦什么麻烦！”张桂兰摆了摆手，打断了他的话，“你在我这儿唱了十多年，我帮你谈个房子怎么了？再说了，你租在隔壁，我天天能看到你，心里踏实。”
她说完，转身就出了门，连围裙都没解。林砚跟在后面想拦，被王胖拉住了。
“林哥，你别拦。兰姐这脾气，你拦不住。”王胖笑着说，“她昨天就开始打电话了，先打给社区张主任，又打给街道办，还打给了城管。她说你是咱们这一带的名人，得留在咱们这一带。”
林砚站在小酒馆门口，看着张桂兰的背影消失在巷口。她的步子很快，围裙在身后飘着，像一面小小的旗。他忽然觉得鼻子有些酸，说不清为什么。
张桂兰办事，比林砚想象的要快得多。
第二天上午，她就带着社区张主任来看了房子。张主任四十出头，是个干练的女同志，剪着短发，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衫，说话快得像机关枪，但每一句都打在点子上。
“林老师，这栋楼的房东我认识，姓刘，人不错，就是脾气有点犟。你放心，我去跟他谈，价格肯定给你谈到最优惠。”
林砚连忙道谢。张主任摆了摆手，说：“不用谢你，你给咱们社区争了光，咱们社区为你做点事，应该的。”
当天下午，张主任就打来了电话：“谈妥了，两层加起来一百九十平，月租四千五，签三年，半年或者三月一付都行，我担保不用押金，到期后续签第二个三年也不涨房租。林老师你看行不行？”
林砚算了算，觉得价格很合理，连声说好。张主任在电话那头笑了：“那行，可以明天签合同。”
合同签完的第二天，社区张主任又带着城管的人来了。几个穿制服的年轻人在门口量尺寸、画线，忙活了一上午，在门口划出了五个停车位。白线画得笔直笔直的，在灰色的路面上格外醒目。带队的城管队长姓黄，三十出头，黝黑精瘦，说话瓮声瓮气的。
“林老师，门头招牌的位置我们也给您留好了。高度不能超过一米二，宽度不能超过门面的宽度，您找广告公司做就行，做好了跟我们说一声，不用审批，直接挂。”
林砚握着黄队长的手，连声道谢。黄队长摆了摆手，说：“林老师，您那首《天地龙鳞》，我儿子天天在家放。您能在咱们这儿开工作室，是咱们的光荣。”
消息传开后，附近几条街道和社区的负责人也纷纷上门。有的送来鲜花，有的送来绿植，有的送来自己写的书法作品。每个人都热情得像在接待贵宾，每个人都希望林砚的工作室能开在自己的地盘上。有个社区主任甚至当场拍板：“林老师，您要是愿意搬到我们那边去，房租我们社区帮您出一半！”
林砚被这阵仗弄得有些不知所措，还是张桂兰帮他挡了回去。她把那些热情的主任们一一送走，关上门，转过身，看着林砚，笑着说了一句：“小林，你现在是真的红了。”
林砚摇了摇头，没说话。
孙浩正常在楼上楼下忙着，指挥工人拆除原来的装修物件。灰尘扬起来，在阳光里飞舞，像金色的细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