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吃得差不多了，服务员撤走了碗碟，换上了新的茶具和水果拼盘。几个人围坐在桌旁，喝茶、吃水果、聊天，谁都没有要先走的意思。
院子里安静了下来，只有远处的资江在夜色里静静地流着，偶尔传来一两声货船的汽笛声，沉闷而悠长。
万茜掏出手机，说：“林砚老师，加个微信吧。”
林砚连忙掏出手机，打开二维码。万茜扫了，添加，备注写的是“万茜”。陶昕然也凑过来，加了微信。曾益在旁边说：“你们互加吧，我除夕那天在机场就加了。”
万茜加完微信，没有立刻把手机收起来，而是看着林砚，沉吟了一下。她的表情不像刚才聊天时那么轻松了，变得认真了一些。
“林砚老师，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林砚放下茶杯：“万茜老师，您说。”
万茜看了看他，又看了看他的手机。从刚才坐下来到现在，林砚的手机屏幕一直在亮，消息提示音响了好几次，他都只是瞥一眼，没有回复。
“你现在的影响力这么大，各种事务肯定会越来越多。演出邀约、媒体采访、商务合作、粉丝互动——这些事会把你所有的时间都占满，你根本没有精力去处理。”
她顿了顿，语气变得像朋友在聊天，不是客套的建议。
“我的建议是，你还是找个助理。不需要多资深，踏实、靠谱就行。帮你看消息、接电话、对接工作、安排行程。你只需要做一件事——创作，演出。其他的，交给助理。”
林砚听完，没有立刻接话。他低下头，看着手机屏幕上那一排排未读消息的红点，忽然觉得有些恍惚。这些消息是什么时候冒出来的？他以前在砚声小酒馆唱歌的时候，手机一天都不响一次。现在呢？从早上睁眼到晚上闭眼，消息没断过。
他想起这段时间的力不从心。春晚之后，各种邀约像雪片一样飞来，他的手机几乎成了热线。有些消息他看了，有些没来得及看，有些看了忘了回，有些回了又忘了跟进。他总觉得自己遗漏了什么重要的事情，但想不起来，只能在脑子里一遍一遍地过。还有，他已经快一个月没有好好写歌了。不是不想写，是静不下来。脑子里装满了各种杂事——这个活动要不要参加，那个采访要不要接受，这个人的消息要不要回，那个人的电话要不要接。
他的创作，需要大段的、不被打扰的时间。需要一个人在屋子里，关掉手机，对着稿纸和吉他，把那些从心里长出来的东西，一点一点地变成旋律和歌词。这段时间，他完全没有这种状态。
他抬起头，看着万茜，笑了。那笑容里有感谢，也有一种“你说到我心坎里了”的释然。
“万茜老师，谢谢你的建议。我确实需要找个助理了。”
饭局散的时候，已经快十一点了。几个人在院子门口道别，互相说着“保持联系”“下次再聚”，然后各自上了车。林砚坐在出租车后座，看着车窗外的益阳夜景。
资江两岸的灯火倒映在水面上，像一条流动的银河。
他把手机掏出来，翻了翻那些未读消息，发现有些已经是一周前的了。
他叹了口气，把手机放回口袋。
回到酒店，林砚洗了澡，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万茜的话一直在他脑子里转——“找个助理”。
他把灯打开，拿起手机，翻开通讯录，找到老周的头像。他的手指在屏幕上悬了一会儿，然后打了一行字，删掉，又打了一行，又删掉。反反复复了好几次，最后发了一条比较简单的。
“老周，睡了吗？有件事想麻烦你。我这边事情越来越多，消息都看不过来，想找个助理。你帮我留意一下，男的最好，踏实不浮躁就行。”
消息发出去，他以为老周已经睡了，正准备关灯，手机震了一下。老周回的不是文字，是语音。林砚点开，听到老周的声音，带着一种“我早就想跟你说这个事了”的语气。
“你小子总算开窍了。我早就想跟你说，你一个人忙不过来。你放心，这件事交给我。我这几天帮你问问，不急着定，要找就找个靠谱的。”
林砚听完，心里踏实了不少。老周办事，他放心。他给老周回了一条：“谢谢，你看着办就行。”
老周回了一个字：“好。”
林砚不知道的是，挂了电话的老周，一夜没睡。
他坐在录音室的旧沙发上，台灯调到最暗的那一档，橘黄色的光照着他的脸，把他的皱纹照得很深。
他把手机放在茶几上，戴上老花镜，翻开微信通讯录，一个一个地往下翻。
这些年，老周在独立音乐圈深耕了大半辈子，认识的人多如牛毛。音乐人、乐评人、演出策划、录音师、混音师、经纪人、媒体人、平台运营——各行各业的都有。他把通讯录从上往下翻，像在翻一本泛黄的老相册。
看到熟悉的名字，他会停下来想一想。想这个人的人品，想这个人办事靠不靠谱，想这个人跟林砚合不合得来。他脑子里有一杆秤，不是秤才华，是秤人心。
“这个人不行，太浮躁。”他摇了摇头，继续往下翻。
“这个人太精了，不适合小林。”又划掉一个。
“这个人……”他盯着一个名字看了很久，沉思了片刻，最后叹了口气，“算了，不熟。”
他翻着翻着，看到一些头像，怎么也想不起来是谁。点进去，聊天记录是空的，朋友圈看不了，备注也没有。他盯着那个陌生的头像看了半天，最后摇了摇头，手指点了一下“删除”。聊天框消失了，通讯录里少了一个名字。
他继续往下翻。
“这个人……”他看到一个名字，停住了。是他的一个老友的儿子，姓孙，叫孙浩。三十出头，在唱片公司做过几年企划，后来公司倒闭了，在家待了一段时间。老周见过他几次，话不多，办事踏实，不卑不亢，不抽烟不喝酒，干干净净的一个年轻人。
老周盯着那个名字看了很久，又想了想，然后在心里记了下来。他没有急着打电话，把手机放在茶几上，摘下老花镜，靠在沙发上，望着天花板。
录音室里很安静，只有空调的低鸣声。
墙角那几排旧磁带在昏黄的灯光下泛着暗暗的光，像一排沉默的士兵。
桌上摊着林砚那首还没写完的新歌的手稿，铅笔还搁在上面，橡皮屑也没擦。老周看着那些手稿，想起林砚第一次走进这间录音室的样子。
瘦得跟竹竿似的，背着那把从旧货市场淘来的破吉他，怯生生地叫他“周老师”。那时候他不知道这个年轻人能走多远，但他知道，这个人值得帮。
现在，十年过去了。林砚从沙市唱到了北京，从红玫瑰歌舞厅的杂物间唱到了春晚的舞台。他不再是那个需要老周帮他挡风遮雨的小伙子了，但他还是那个需要人帮他看路、帮他分辨人心的林砚。
老周闭上眼睛，在心里把孙浩的名字又过了一遍。
明天，他要先打个电话问问老友，看看孙浩现在是什么情况。如果合适，就让孙浩来沙市一趟，他跟林砚见个面，聊一聊。
这事急不得，要找就找个靠谱的。
老周关了台灯，录音室里彻底暗了下来。
他翻了个身，在旧沙发上闭上了眼睛。
明天还有明天的事，先把觉睡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