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县在晋江的西北方向，两百三十公里，三个半小时的车程。林薇和周慕白出发的时候，天还没亮。冬日的清晨来得晚，六点钟的郊野还是漆黑一片，车灯照着前方坑洼的县道，两边的田野在黑暗中只能看到模糊的轮廓。老陈开另一辆车跟在后面，后备箱里装着他坚持要带的应急物资——水、干粮、急救包，还有一根他从不离身的甩棍。
“他不会跟我们进去。”周慕白说，“但会在村外等着。万一有什么事，他接应。”
林薇点了点头，没有说话。她靠着车窗，看着外面飞速后退的黑暗，手里一直握着那把黄铜钥匙。钥匙被她握了一路，已经焐热了，但那种冰凉的触感还留在掌心，像是什么东西在提醒她——那扇门后面，可能不是答案，是新的问题。
车子下了高速，拐进一条省道，路面变窄，坑洼多了起来。两边的村庄稀稀疏疏，偶尔有一两栋亮着灯的农舍从车窗外掠过，又很快消失在黑暗里。导航提示还有四十公里，但路越来越难走，有些路段连柏油都没有，碎石子和泥土混在一起，车轮碾过去，扬起一片尘土。
“陈远怎么会把东西藏在这种地方？”周慕白皱着眉，小心地绕过一个大坑。
“因为他不想让人找到。”林薇看着窗外。天开始亮了，灰白色的光从东边漫过来，田野的轮廓逐渐清晰——枯黄的稻茬，光秃秃的树，远处低矮的山丘上覆盖着薄薄的雪。这里比她想象中更偏僻，也更荒凉。没有人会想到，一个曾经出入周氏集团最高层、经手过无数机密文件的律师，会把最重要的东西藏在这种地方。
导航提示“已到达目的地附近”。周慕白把车停在路边，两人下了车。冷风扑面而来，带着田野里特有的、混合着泥土和枯草的气息。老陈的车停在后面，没有熄火，车灯亮着，像两只警觉的眼睛。
村子很小，只有十几户人家，沿着一条土路两侧散落。房子大多是老式的砖瓦房，墙面斑驳，有的屋顶已经塌了。村里很安静，听不到鸡鸣狗吠，也看不到人影。林薇沿着土路往里走，一家一家地看。陈远说“老屋”是他父亲留下的，很多年没人住了，那应该是最破旧的那一栋。
走到村子最里面，她停下了。一栋独立的土坯房，立在一片荒草丛生的空地上。屋顶的瓦片掉了一半，露出黑洞洞的椽子，墙壁裂了好几道缝，用塑料布和铁丝勉强糊着。门是木头的，很旧，漆皮脱落，门框歪了，关不严。门把手上挂着一把生锈的铁锁，但锁鼻已经松了，轻轻一拽就能拽开。
林薇没有拽。她蹲下来，从口袋里掏出那把黄铜钥匙，试着插进锁孔。钥匙有点涩，转了两下，卡住了。她轻轻晃了晃，再转，咔哒一声，锁开了。
周慕白站在她身后，没有动。她推开门，门轴发出刺耳的吱呀声，像是什么东西被惊醒了。屋里很暗，只有从破窗户透进来的一点光。地上积了厚厚的灰，墙角结着蛛网，空气里有潮湿的霉味和一种说不清的、像是时间凝固了的寂静。
林薇站了一会儿，等眼睛适应了黑暗。然后她走进去。
屋子不大，一间堂屋，两间卧室。堂屋里只有一张八仙桌和两把椅子，桌上落满了灰，椅子上堆着一些旧报纸。她走进左边的卧室，里面有一张木板床，床上铺着发黄的稻草，墙角堆着几个蛇皮袋，鼓鼓囊囊的，不知道装了什么。右边的卧室更小，只有一张书桌和一把椅子。书桌的抽屉都开着，空的，像是被人翻过。
林薇站在书桌前，环顾四周。这间屋子比外面干净一些，灰尘少一些，好像有人来过。她蹲下来，看桌子底下。地板是土的，很硬，但有一块颜色不一样，像是被翻动过。她用手抠了抠，那块土松了。她把它拨开，下面是一个塑料袋，裹了好几层，已经发脆，一碰就裂。
她小心地撕开，里面是一本笔记本——深蓝色封面，边角磨损，和外公的那六本一模一样。但不是外公的。扉页上写着三个字：陈远。
林薇翻开第一页。不是笔记，是一封信。
“林薇，如果你找到这本，说明我已经不在了。这本笔记里，记录了我这些年经手的每一件事——周启文的，宋明的，还有那些你从没听说过的人。他们的名字，他们的交易，他们的秘密，都在里面。我一直不敢交出去，因为我知道，一旦交了，我就活不成了。但现在，我无所谓了。你拿着，该怎么做，你自己决定。”
她翻到第二页。是一份名单。密密麻麻的名字，有的她知道，有的她不知道，有的被划掉了，有的被圈了起来。每个名字后面都跟着日期、金额、交易内容。宋明，周启文，还有那些她从未听说过的名字——香港的公司，离岸的基金，还有几个她叫不出名字的机构。
她翻到最后一页。最后一页只有一句话，用红笔写的：“这些人，比你想象的更可怕。”
林薇合上笔记，把它贴在胸口。站在那间昏暗的老屋里，站在积了厚厚灰尘的地面上，听着自己心跳的声音，一下，一下，很重。周慕白站在门口，没有说话，只是看着她。风从破窗户灌进来，吹得墙上的旧报纸哗哗作响，像是什么人在很远的地方翻着书。
她转身，走出屋子。阳光很刺眼，她眯着眼睛站了一会儿，然后朝车的方向走去。她不知道这本笔记里有多少人能活着看到明天的太阳，但她知道，从今天开始，那些人再也藏不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