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声还在身后轰鸣，林砚已经走进了后台的走廊。
聚光灯熄了，舞台暗了，六万人的欢呼被隔在了厚重的幕布后面。走廊里的灯光惨白，照得人脸上没有血色。工作人员来来往往，推着道具车，扛着灯光架，脚步匆匆，没有人停下来寒暄。春晚结束了，但他们的工作还没有——撤场、清点、归位，一堆琐事等着他们。
王宏从后面追上来，眼眶还是红的。刚才在台上唱到最后一句的时候，他没忍住，林砚看到了，但没有说破。
“林砚老师，唱得太好了。”王宏的声音有些哑，但笑容很真，“我参加过那么多演出，今晚这场，是最难忘的。”
林砚握住他的手：“叫我小林就行。王宏老师，谢谢你来。”
“谢什么，能唱这首歌，是我的荣幸。”王宏摇了摇头，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过来，“这是我的联系方式。以后来台湾，一定找我。”
林砚双手接过，小心地收进贴身的口袋里：“好，一定。”
郭城从后面走过来，步伐沉稳，脸上带着一种历经风浪之后的从容。他伸出手，跟林砚握了握，握得很用力，像在传递某种不需要语言的东西。“小林，以后有机会再合作。”语气平淡，但眼神里有一种很少见的温和。
“好。”林砚说。
郭城点了点头，转身走了。他的背影在走廊的灯光下拉得很长，很快就消失在了拐角处。
省歌舞团的演员们正在大巴旁集合，刘丽在清点人数，老吴在搬音响设备，陈老师慢悠悠地走在最后面，手里还攥着一份曲谱。林砚走过去，跟每一个人道别。
“刘老师，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刘丽笑了，笑得爽朗：“辛苦什么，能上春晚，我们全团都光荣。你回湖南了记得来团里坐坐，我们继续合作。”
老吴拍了拍他的肩膀：“小林，你这首歌，是我这两年编过的最好听的曲子。没有之一。”
大巴发动了，尾灯在夜色里拖出两道红色的光带，缓缓驶出了央视大楼的院子。林砚站在路边，看着那辆大巴消失在街角，站了好一会儿。
大巴发动了，尾灯在夜色里拖出两道红色的光带，缓缓驶出了央视大楼的院子。林砚站在路边，看着那辆大巴消失在街角，站了好一会儿。
林砚掏出手机，叫了一辆出租车。目的地：首都机场。
春晚刚结束，北京的街道比平时安静了许多。没有了晚高峰的拥堵，没有了白天的喧嚣，路灯橘黄色的光落在空旷的街道上，把整座城市镀上了一层温暖的色调。
出租车在空旷的马路上飞驰，窗外的灯火一盏一盏地掠过，像流星雨，又像他此刻纷乱的思绪。林砚靠在后座上，闭上眼睛，脑海里还在回放着刚才舞台上的画面——聚光灯、大鼓、合唱、掌声。那些画面太亮了，亮得他有些恍惚。
首都机场比林砚想象的要冷清。
春运的高峰期在年前，到了除夕这天，该走的都走了，该回的还没回。
航站楼里空空荡荡的，值机柜台前只有零星的几个人，拖着行李箱，神色匆匆。广播里在播报航班信息，声音在空旷的大厅里回荡，显得格外清晰。
距离新的一年只剩不到一个小时了。
航站楼外偶尔有烟花升空，隔着玻璃窗，听不到声响，只能看到一簇簇短暂的光亮，在夜空里绽放又消散。
林砚拖着行李箱，走到值机柜台前，把身份证递过去。工作人员接过去，操作了几下，忽然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眼神里有一种“我认出你了”的光，但她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微笑着把登机牌递过来。
“先生，您的登机牌。祝您新年快乐。”
林砚接过登机牌：“谢谢，新年快乐。”
他转过身，正准备往安检口走，余光瞥见旁边柜台有一个人也在办值机。那个人穿着一件黑色的羽绒服，戴着一顶棒球帽，帽檐压得很低，但那张脸——林砚太熟悉了。凤凰传奇的曾益。
曾益也看到了他。两个人的目光在空气中撞了一下，都愣了一下，然后同时笑了。那种笑不是客套的、社交性的笑，是那种“原来你也在这儿”的、带着惊喜的、老乡见老乡的笑。
“林砚？”曾益摘下棒球帽，露出那张被无数观众记住的脸。他的声音不大，但在空旷的航站楼里听得很清楚。
“曾益老师。”林砚快步走过去，伸出手。
曾益握住他的手，上下打量了他一番，然后摇了摇头，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别叫老师，叫曾哥就行。你刚才在春晚上的表演，我在后台看了，太棒了！《天地龙鳞》那歌，大气！”
林砚被夸得有些不好意思：“曾哥，你过奖了。你们凤凰传奇的节目我也看了，那气氛，全场都跟着唱。”
曾益摆了摆手，笑着说：“咱们就别互相吹捧了。你也是回湖南？”
“嗯，回益市。”
“益市哪里的？”
“资阳区的，乡下。”
曾益的眼睛一下子亮了：“我也是益市的！安化！咱俩是真正的老乡啊！”
两个益市人，在异乡的机场，在除夕的深夜里，因为一张回湖南的机票，撞上了。林砚看着曾益那张熟悉又陌生的脸，心里忽然涌上一股说不清的暖意。
值机柜台的工作人员把登机牌递给曾益，笑着说了一句：“曾老师，祝您新年快乐。”
曾益接过登机牌，道了谢，转过身，对林砚说：“几点的航班？”
林砚看了看登机牌：“零点二十。”
“我也是。”曾益把登机牌揣进口袋，拎起行李箱的拉杆，“走吧，一起。”
两个人过了安检，在登机口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来。航站楼里的商店都关门了，卷帘门拉下来，只有几盏灯还亮着。透过落地玻璃窗，能看到停机坪上零星的几架飞机，在夜色里亮着灯，像安静地卧着的巨兽。候机厅里人很少，稀稀拉拉地坐着几个旅客，有的在打盹，有的在低头看手机，有的在轻声打电话。林砚和曾益并排坐着，中间隔了一个空位，谁也没有先开口。
沉默了一会儿，曾益先说话了。他侧过头，看着林砚，开口时，说的不再是普通话，而是益阳话。
“曾哥，你当年是怎么出来的？”林砚问。
曾益靠在椅背上，望着天花板上的灯，沉默了一会儿。那沉默不长，但林砚觉得，那里面装了很多东西。
“跟你差不多。”曾益的声音低了下来，“我也是从乡下出来的，没背景，没人脉，吃了很多苦。最早在广州跑场子，一晚上唱三四场，嗓子都唱哑了，赚的钱刚够交房租。后来遇到玲花，两个人搭伙唱，慢慢地才有了起色。”
他顿了顿，笑了，那笑容里有苦，也有甜。
“你看我们现在挺风光的是吧？春晚都上了好几回了。但刚出来那几年，过年都不敢回家。不是不想回，是没脸回。口袋里没钱，两手空空，回去给爹妈丢人。有一年过年，我一个人在出租屋里吃泡面，听着外面的鞭炮声，眼泪就下来了。”
林砚没有说话。他太懂那种感觉了。刚到沙市的那几年，他也没脸回家。有一年过年，他口袋里只剩几块钱，连买张车票都不够，一个人在红玫瑰歌舞厅的杂物间里，抱着吉他，对着墙壁唱了一夜的歌。外面的鞭炮声噼里啪啦的，他把吉他声调大，盖住了那些声响，盖住了想家的念头。
“你不一样。”曾益转过头，看着林砚，目光里有一种真诚的欣赏，“你是靠自己一首一首写出来的，没靠任何人。你那首《碎银几两》，我听过很多遍。每次听，都想起自己刚出来的那些年。”
林砚低下头，看着自己放在膝盖上的手：“曾哥，你过奖了。我也就是熬得住。”
“熬得住，这三个字最值钱。”曾益的语气郑重起来，“这个圈子里，有才华的人多了去了，嗓子好的人也多了去了，但大多数人都熬不住。熬不住寂寞，熬不住低谷，熬不住被人看不起。你熬住了，所以你站到了这里。”
登机广播响了。两个人站起来，拎起行李，排队登机。
廊桥很长，脚步声在封闭的空间里回荡，一下一下的，像心跳。
曾益走在前面，林砚跟在后面，两个人没有继续说话，但那种沉默不是空的，是满的——被同一种乡音、同一种来处、同一种走过的路填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