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椅子》的改编是从夏天开始的。
青年剧团的导演叫程小棠，二十六岁。她第一次给李也打电话的时候，是在排练厅里，背景音里有人在念台词，有人在挪道具。她说她是在一个剧本朗读会上读到《空椅子》的，不是正式出版物，是一个朋友打印出来的装订本，封面都翻卷了。“我读到清洁工那场戏的时候，停了很久。剧本里写，她每天凌晨四点换完垃圾桶，坐在那把椅子上，把当天养老院里发生的事想一遍。然后在椅面的凹陷里放一个东西——一颗糖，一片落叶，一张超市小票。”
程小棠停了一下。电话那头排练厅的声音也停了，可能是在休息。
“李也老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她放那颗糖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
李也握着手机。窗外的杭州，七月的蝉鸣密得像一张网。她写了三年《空椅子》，清洁工这个角色，最早只有一场戏——换完垃圾桶，在椅子上坐三十秒，站起来走。后来她加了一场：她放了一颗糖。再后来她又加了一场：她放的糖，被第二天来坐的老人吃掉了。老人不知道是谁放的。她也没有说。但她的所有戏份加起来，不超过十行。她没有名字。剧本上写的是“清洁工”。
“我不知道。”李也说。
“那我可以替她想吗？”
李也沉默了一会儿。“可以。”
程小棠的改编花了一个夏天。她把清洁工的戏份增加了——不是增加台词，是增加动作。清洁工每天凌晨四点来，换完垃圾桶，坐在那把椅子上。然后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放在椅面的凹陷里。一颗糖。一片落叶。一张超市小票。一个纽扣。一枚硬币。每放一个东西，她都会说一句话。但程小棠把这句话消音了。演员的嘴唇在动，观众能看见她说了一句话，但听不见说的是什么。
九月底，李也去北京看联排。排练厅在地下室，没有窗，墙面上贴着隔音棉。演员们穿着日常的衣服，没有化妆，没有灯光。清洁工的演员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短发，手上有做家务留下的粗糙。她演到那场戏——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糖，放进椅面的凹陷，然后嘴唇动了几下。
李也坐在折叠椅上。她离演员不到三米。她看到演员的嘴唇在动，说的是三个字。口型很清楚。但她听不见声音。
联排结束后，李也问程小棠：“她说的什么？”
程小棠坐在排练厅的地板上，膝盖上放着剧本。剧本上清洁工的台词被划掉了很多次，最后留下来的是一个括号，括号里写着“三个字”。“不知道。但我知道她为什么要放——因为她不知道椅子记得谁。但她想让椅子记得她。”
李也把这句话记在手机备忘录里。
十月中旬，《空椅子》在鼓楼西剧场首演。李也坐在观众席第七排。演到清洁工那场戏的时候，全场安静。演员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糖——一颗大白兔奶糖，红色的糖纸——放进椅面的凹陷。然后她的嘴唇动了。三下。口型很清楚。但音响里只有剧场本身的底噪——空调的低鸣，远处马路上公交车驶过的声音，观众席里某个人调整坐姿时衣料的摩擦声。
李也旁边坐着一个中年女人。演员嘴唇动的时候，那个女人放在膝盖上的手收紧了一下。散场后，李也在剧院门口透气。那个女人也在。她靠在门边的墙上，手里攥着一张纸巾。李也走过去。
“你还好吗？”
女人抬起头。她的眼睛是红的，但妆没有花。“那个清洁工，她放糖的时候，说的是‘妈走了’。”
李也愣住了。
“你怎么知道？”
“我妈生前是养老院的清洁工。我坐过那把椅子。她也放糖。不是给老人的，是给我的。我小时候爱吃糖，她每天下班前，在我坐过的椅子上放一颗。后来她不在了。我替她放。”
女人的声音很平，像在说一件已经说过很多遍的事。但她的手一直攥着那张纸巾。
“你放糖的时候，说的是什么？”
女人看着她。“一样的话。”
李也没有再问。她在剧院门口的台阶上坐了一会儿。十月的北京，夜里已经很凉了。她把手机掏出来，在备忘录里找到程小棠说的那句话——“她不知道椅子记得谁。但她想让椅子记得她。”在这句话下面，她加了一行：“椅子记得的人，比坐过的人多。”
回到杭州之后，李也把《空椅子》的终稿扉页打开。扉页上是陆维明当年批注的那个“好”字，从原稿上扫描下来的，铅笔的笔触有些模糊了。她在“好”字旁边，用钢笔写了一行小字。字很小，像怕惊动什么：“她不知道椅子记得谁。但她想让椅子记得她。”然后她合上扉页。
十一月的跨年前夜，李也收到了程小棠寄来的一个包裹。里面是一张剧照——清洁工的手，放下一颗大白兔奶糖，红色的糖纸在黑白照片里是唯一的颜色。剧照背面，程小棠写了一句话：“首演那天的观众留言本上，有人写了一段话：‘我妈以前也给我放糖。不是大白兔，是喔喔。糖纸是绿色的。我现在也放。’”
李也把剧照贴在墙上。在方晓雨虚拟墙截图的旁边。照片上那只手，和虚拟墙里那些画线的手，在墙上挨着。她贴了一张便签，便签上写的是北京那个女人说的话：“椅子记得的人，比坐过的人多。”
便签贴上去之后，陈重路过看了一眼。然后他回到工位，把他那把椅子翻过来，在椅背底部新刻的“每一只手，都会说话”下面，又加了一行字。字更小，要凑近才能看见：“椅子也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