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中旬，方建国基金资助的第一个项目正式宣告失败。
项目申请人是何冬介绍过来的——一个四十五岁的被裁绘图员，叫郑建军。他在一家中型设计院画了十八年施工图，2029年被裁。之后辗转做过快递分拣、超市理货、工地小工。申请基金的时候，他提的方案是：用可追溯创作法，为自己父母的老房子做一套适老化改造方案。父母都七十多了，住在没有电梯的老小区里，卫生间的门槛绊过母亲一次。他想把门槛去掉，把门洞拓宽，把淋浴区做成无障碍的。每一处改造，都追溯到一个具体的需求——母亲的风湿，父亲的视力，两个人越来越慢的脚步。
方案写得很细。他画了十八年图，知道怎么把想法变成图纸。基金评审委员会全票通过。
但项目启动两个月后，郑建军给方建国打了一个电话。他说他做不下去了。
“方工，我画了十八年线。但那都是别人让我画的。开发商说这里加一堵墙，我就加。总工说这里改一道梁，我就改。我从来没想过，我自己想画什么。”
方建国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儿。背景音里是工地的混凝土振捣声。
“你父母的房子，门槛绊过你妈。那个门槛，你想不想去掉？”
“想。”
“那就是你想画的。”
郑建军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振捣声也停了。
“我想去掉。但我不知道去掉之后，怎么让地面不积水。我以前画图，这些是给排水专业算的。现在我一个人。”
方建国没有再说服他。他说：“项目先停。钱不用退。但有一个条件。”
“什么？”
“你来我的工地。摸一次钢筋。”
郑建军是十一月来的。方建国的工地在杭州郊外，一个住宅小区的地下车库。他带郑建军走到一根刚刚绑扎好的构造柱前面。钢筋笼还露在模板外面，箍筋间距均匀，扎丝拧得紧实。方建国拿起郑建军的手，按在钢筋上。钢筋是凉的，表面有锈迹，硌手。
“摸到了吗？”
郑建军的手在钢筋上停了一会儿。“摸到了。”
“这根钢筋，以前是你画的。现在你摸到它了。”
郑建军没有说话。他的手还在钢筋上。手指慢慢收紧，握住了那根钢筋。锈迹蹭在他掌心上，留下铁锈色的印子。他握了很久。然后蹲下去，手还握着钢筋，头埋得很低。
后来他站起来。手松开钢筋的时候，钢筋上留了一个掌心的温度，很快就散了。
“方工，我想回去把那个项目做完。”
“你知道怎么做了？”
“不知道。但我想试试。”
郑建军回去之后，重新提交了方案。他把每一处改造的图纸都附上了“追溯来源”——不是数据，是他对父母生活习惯的观察。母亲进卫生间时，手会先扶住门框，因为门槛让她下意识地找支撑。父亲洗澡时，会在淋浴区站很久，不是因为洗得慢，是因为他怕滑倒，每一动作都很小心。他把门槛去掉了。把门洞拓宽了十五厘米——刚好够两个人并排通过。在淋浴区增加了一个可以坐着的台面，高度是他母亲坐下时膝盖弯曲的角度算出来的。方案最后一页，他写道：“我画了十八年线。这些线，是第一次为我自己画的。也是为我父母画的。”
项目重新启动。郑建军每周在工地下班后，晚上画两个小时。画了两个月。完工那天，他给方建国发了一张照片——他父母站在改造后的卫生间门口，两个人并排通过门洞，没有挤。母亲的手没有扶门框。
照片背面，他写了一句话：“方工，那根钢筋，我摸过了。现在我知道，线里面是这个。”
十二月初的一个晚上，周衍从北京飞到杭州。他没有提前通知，到实验室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九点多。其他人都不在，只有林一在整理方法论文档。周衍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袋子里是两罐啤酒。
“我在楼下便利店买的。不知道你喜欢喝什么。”
他们在新实验室的落地窗前坐下来。窗外的西溪湿地，十二月的水面很暗，芦苇的枯茎在风里轻轻动着。周衍把啤酒打开，喝了一口，然后沉默了很久。
“我投过的第一个项目，是做老年陪伴机器人的。”
林一看着他。周衍以前从来没有讲过这些。
“那是七年前。技术团队很强，机器人的交互做得很好。能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播放他们年轻时候的歌。我投了全部的钱。”
“后来呢？”
“后来产品上市，卖不出去。我去问一个试用了三个月的老人。他七十多岁，一个人住。我问他为什么不喜欢。他说了一句话——‘它不会剥橘子。’”
周衍喝了一口啤酒。
“那个老人每天下午剥一个橘子。剥完之后，一瓣一瓣放在盘子里，等老伴的遗像前凉了，再自己吃。他说，机器人会提醒他吃药，会给他放歌，但不会坐在他对面，陪他剥橘子。”
林一没有说话。窗外的风大了一点，芦苇沙沙响。
“遇到张浩然那天，我刚决定不再投任何人。我在北京的一个咖啡馆里，看以前的投资记录，准备把公司关了。张浩然坐在隔壁桌，在打电话。我听他说了一句话——‘那个人画了二十年线，被裁了。他问我们这些人应该去哪里。’”
周衍把啤酒罐放在地上。
“我后来让张浩然给我看了望江广场的对话记录。十八岁的你，凌晨三点，输入‘我想要一栋会呼吸的建筑’。我当时想，这个人不知道他要花多久，不知道能不能成，不知道别人会怎么看他。但他还是输入了那一行字。”
他看着林一。
“我投的不是你们的产品。是我自己一直想成为、但没能成为的那种人。在不知道答案的时候，还敢画第一根线的人。”
林一握着啤酒罐。罐子已经不那么凉了。
“郑建军的项目，算是失败了吗？”
周衍想了一会儿。“不算。他摸了那根钢筋。那就是他的项目。”
那天晚上，周衍走之前，在新墙上贴了一张便签。便签上写的是那个老人说的话：“它不会剥橘子。”
便签贴在方建国基金的四条规则旁边。四条规则是方建国亲手写的——第三条是“让申请人去追溯他们选择不看的东西”。周衍的便签和方建国的规则挨在一起。一个说的是基金应该资助什么，一个说的是为什么有些东西永远无法被AI替代。
林一后来在周衍的便签下面加了一行字：“但有人会。方建国会。郑建军会。每一个摸过钢筋的人都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