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湖小区在东五环外的一片居民区里，周围都是那种零零年代建的多层住宅楼，红砖墙，白窗框，楼与楼之间种着几棵半死不活的梧桐树。
林晚棠把车停在小区门口，我们下了车。
老赵已经在门口等着了。他今天穿了一件深色的夹克，头发梳得比平时整齐，看起来像是要参加什么正式场合。但他的手在发抖——不是那种冷的发抖，而是紧张的、控制不住的那种。
“房主在楼上等着。”老赵说，“走吧。”
我们跟着他走进了小区。
镜湖小区不大，一共六栋楼，每栋六层，没有电梯。我们要去的是第三栋，六楼，602室——又是602。我和602这个数字似乎有某种不解之缘。
爬楼梯的时候，林晚棠走在我前面，老赵走在最后面。楼道里的灯是声控的，但灵敏度很低，我们每上一层都要用力跺脚才能把灯点亮。那些灯亮起来的时候发出嗡嗡的声音，像是随时都会烧掉。
六楼到了。
602室的门是新的，深棕色的防盗门，门把手上还贴着保护膜。老赵敲了敲门，门很快开了。
开门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穿着一件灰色的家居服，头发乱糟糟的，眼睛下面有很深的黑眼圈。他看了我们一眼，侧身让出了门口。
“进来吧。”
我们走了进去。
这是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大概一百平米左右。客厅很大，摆着一套真皮沙发，茶几上放着一盒没抽完的烟和几个空啤酒罐。电视柜上有一张全家福——男人、女人、一个七八岁的男孩，三个人都笑得很开心。
“这是你儿子？”我问。
男人看了那张照片一眼，眼神暗了一下。
“是。但现在跟他妈住在娘家。”他说，“出了那件事之后，我老婆不敢住这里了，带着孩子搬走了。就我一个人还住在这儿。”
“你一个人住，不害怕？”
“怕。”男人说，“但这是我家。我不在这儿住，谁在这儿住？”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但平静下面藏着一种说不出的倔强。这个人不是不怕，而是觉得自己有责任留下来。和那些被困在规则里的人一样，他也是被某种执念困住的——只是他的执念是“守住这个家”。
“张伟的事，你知道多少？”林晚棠问。
男人看了她一眼，走到沙发前坐下来，点了一根烟。
“张伟是我邻居。”他说，“就住对门，601。我们做了五年邻居，关系还行，偶尔串串门，喝喝酒。他出事那天晚上，我听到他家里有动静，但没在意。第二天早上警察来了，我才知道出了事。”
“什么动静？”
“水声。”男人说，“哗啦哗啦的，像是在放水，又像是在洗什么东西。我当时以为是他在洗澡，没当回事。但后来我想起来，那个水声响了很久，至少一个小时。谁洗澡洗一个小时？”
“警察查了三个月也没查出结果，后来呢？”
“后来就不了了之了。”男人把烟灰弹在烟灰缸里，“这个案子现在还是悬案，每年年底派出所都会打电话来问有没有新线索，我说没有，他们就挂了。”
“那闹鬼的事呢？”
男人的手顿了一下。
“你们是来看那个的？”他抬起头看着我们。
“对。”老赵说，“我们就是做这个的。”
男人沉默了一会儿，站起来，走到卫生间门口，推开了门。
“你们自己看吧。”
卫生间不大，四五平米的样子。洗手台、马桶、淋浴花洒、浴缸。浴缸是那种老式的白色搪瓷浴缸，四只脚是铜的，已经生了绿锈。浴缸里面有一层黄褐色的水垢，像是很久没有用过了。
“这个浴缸，就是张伟淹死的那个。”男人说，“警察来的时候把水放掉了，但浴缸里的水垢一直洗不掉。我用过各种清洁剂，刷过很多次，就是洗不掉。”
我走到浴缸前，蹲下来看了看。
那些水垢不是普通的污渍。它们有纹路，像是某种液体在搪瓷表面慢慢干涸之后留下的痕迹。那些纹路很细，密密麻麻，像是血管，又像是树的年轮。
我把手伸进浴缸，摸了摸那些水垢。
指尖触到搪瓷的一瞬间，我感觉到一股寒意从指尖传遍全身。
然后我听到了水声。
不是从卫生间里传来的，而是从我的脑子里。
哗啦，哗啦，哗啦。
像是有人在浴缸里扑腾。
水花四溅，身体撞击搪瓷的声音，还有——一个男人的喘息声。
很急促，很痛苦，像是在拼命挣扎。
然后是一声闷响，像是什么东西撞到了墙壁。
然后一切都安静了。
安静了大概两三秒。
然后，一个声音响了起来。
不是男人的声音。
是一个孩子的声音。
“对不起。”
我猛地缩回手，站了起来。
林晚棠扶住了我的胳膊。
“你看到了什么？”她问。
“不是看到，是听到。”我说，“水声，挣扎声，还有一个孩子在说‘对不起’。”
“孩子？”老赵皱起了眉头，“你确定是孩子？”
“确定。五六岁的样子，声音很轻，像是在哭。”
男人的脸色变了。
“孩子？”他的声音有些发抖，“你说有一个孩子在说对不起？”
“对。你知道什么？”
男人咽了一口唾沫，走到客厅，从电视柜的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递给我。
“这是张伟出事之前三天，我家门口被人塞进来的。”
我打开信封，里面是一张纸条。纸条上的字是用铅笔写的，歪歪扭扭，像是一个孩子写的：
“叔叔，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我拿着那张纸条，手在发抖。
这张纸条上的笔迹，和我在慈恩孤儿院里看到的那些信纸上的笔迹，一模一样。
稚嫩，歪扭，铅笔写的。
是那六个孩子中的一个。
但六个孩子都死了。死了快二十年了。他们不可能在2010年给张伟写纸条。
除非——
“除非他们不是2010年写的。”林晚棠说出了我心里的想法，“除非这张纸条是更早之前写的，只是在2010年被塞进了这个门缝。”
“什么意思？”
“意思是，这张纸条可能是在慈恩孤儿院还开着的时候写的。那六个孩子中的某一个，在孤儿院里写了这张纸条，然后纸条一直没有被送出去，直到某个时刻，它自己出现在了这个地方。”
“纸条自己会走路？”
“在规则的世界里，什么东西都会走路。”林晚棠说，“纸条、鞋子、相册、日记本，它们都可能是规则的载体。它们会移动，会出现在它们应该出现的地方，把执念从一个地方传递到另一个地方。”
“那这张纸条传递的执念是什么？”
“道歉。”林晚棠说，“一个孩子在向一个大人道歉。但为什么道歉？因为什么事道歉？那个孩子是谁？那个大人是谁？我们不知道。”
我重新看了一遍那张纸条。
“叔叔，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什么？
杀了他？
一个五六岁的孩子，能杀一个成年人吗？
不能。
但如果那个孩子不是人呢？
如果那个孩子是一条规则呢？
规则可以杀人。规则不需要手，不需要刀，只需要一个条件——你违反了它。
也许张伟没有违反规则，但他触发了规则。他做了某件事，让那条规则启动了，然后规则杀死了他。而那条规则的背后，是一个孩子的执念——一个因为“不是故意的”而永远无法原谅自己的孩子。
“今晚我要在这里住一晚。”我说。
男人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复杂的东西——有担忧，有恐惧，还有一丝……期待。
“你确定？”他问。
“确定。”
“那我今晚去我老婆那边住。”他说，“你们走的时候把钥匙放在门垫下面就行。”
他收拾了几件衣服，拎着一个包，走了。
门关上的时候，整间房子突然安静了下来。
不是普通的安静，而是一种有质感的、像棉絮一样塞满了每一个角落的安静。你走在其中，像是走在水中，每一步都能感觉到阻力。
“老赵，你也走吧。”我说。
“我留下来帮你。”
“不用。你在外面等着就行。如果天亮了我还没出来，你就报警。”
老赵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想说点什么，但最终什么都没说。他点了点头，推开门，走了。
现在房间里只剩下我和林晚棠。
“你不走？”我问。
“我说过，我是你的同行者。”林晚棠说，“你走到哪，我跟到哪。”
“但这次可能很危险。”
“哪次不危险？”
她说得对。
哪次都不安全。太平间公寓不安全，城南老别墅不安全，602不安全，慈恩孤儿院不安全。但我都活下来了。不是因为运气好，而是因为有人在帮我。林薇帮我，陈芳帮我，六个孩子帮我，现在林晚棠也在帮我。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这个念头让我觉得安心了很多。
“那我们从哪里开始？”林晚棠问。
“从卫生间。”我说，“一切从这里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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