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赵的办公室在北京五环外一栋老旧写字楼的四层。没有电梯，楼道里的灯永远是坏的，每次去都要摸黑爬四层楼。办公室的门上贴着一张A4纸，打印着“赵氏房产咨询”几个字，纸已经发黄卷边了，但一直没换。
我推门进去的时候，老赵不在。
办公室里烟雾缭绕，桌上的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有些烟头还冒着细烟，说明他刚离开不久。我在那把破旧的折叠椅上坐下来，等他。
桌上摊着一张地图，和林晚棠给我的那张很像，但标注不一样。老赵的地图上没有红点，而是用铅笔画了很多圈，圈里有数字，数字旁边写着人名。
我凑近看了看。
“太平间公寓——林薇。已处理。”
“城南老别墅——未知。已处理。”
“慈恩孤儿院——六个孩子。已处理。”
“602室——陈芳。已处理。”
“镜湖小区——？”
“北苑路18号——？”
“朝阳北路——？”
后面还有好几个问号，名字都写着“未知”。
我正看着，门被推开了。老赵端着两杯咖啡走进来，看到我在看地图，脚步顿了一下，但很快恢复了正常。
“你看到了。”他说，把一杯咖啡放在我面前。
“嗯。”
“本来不想让你这么早知道的。”老赵在我对面坐下，点了一根烟，“但你既然看到了，我就跟你说实话吧。”
他吸了一口烟，看着地图上那些圈圈。
“这张地图我画了十三年。”他说，“从我第一次从城南老别墅出来之后就开始画了。每一个圈代表一个我怀疑有规则异常的地方，数字代表危险等级，人名代表在那里死去的人。”
“你怎么知道那些地方有规则异常？”
“因为我也能看到。”老赵说，“不是像林晚棠那样看到规则的本质，而是能感觉到。我一走进一栋房子，就能感觉到那里是不是‘不对劲’。说不上来是什么感觉，就是后脖子发凉，汗毛竖起来，脑子里有一个声音在说‘快走’。”
“那你为什么还做这行？”
“因为我需要钱。”老赵苦笑了一下，“你以为我想做这个？谁不想坐在办公室里吹着空调敲键盘？但我不行。我没学历，没技术，除了胆子大什么都不行。这行来钱快，一单顶别人一个月的工资。我做了十三年，攒了点钱，但大部分都赔进去了。”
“赔给谁了？”
“赔给那些进去就没出来的人。”老赵的声音很低，“三十七个人，每个人我都赔了家属一笔钱。有的家属接受了，有的家属不接受，还有一个家属报了警，说我谋财害命。警察来查过，查了一个星期，什么都没查出来，就走了。但那个家属一直没放弃，隔三差五就来找我闹。”
“三十七个人，你都记得名字吗？”
“每一个都记得。”老赵指了指地图上的人名，“太平间公寓的林薇，城南老别墅的刘建国、王海、张丽丽、赵小军……每一个人的名字都在这张地图上。我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会看一遍这张地图，提醒自己，这些人是因为我死的。”
“不是因为你。”我说，“是因为他们自己签了合同。”
“合同算什么？”老赵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合同只是一张纸。真正让他们进去的，是我的话。我说‘这单很安全，新人也能接’，他们就信了。我说‘这单钱多，干一单能歇一个月’，他们就心动了。我用钱和谎言把他们推进了火坑，然后坐在办公室里等着数钱。”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我。
“你知道最残忍的是什么吗？”他说，“最残忍的是，那些进去之后失踪的人，他们的家人过了一段时间就不找了。不是因为他们不想找了，是因为他们累了。找了一个月、两个月、半年，没有任何消息，没有任何线索，就像那个人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最后他们就放弃了，接受了‘这个人已经不在了’这个事实。但你知道他们心里永远有一个洞，那个洞永远都填不上。”
“所以你一直在找答案。”
“对。”老赵转过身看着我，“我找了十三年，找规则的源头，找那些失踪的人去了哪里，找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我找不到。我不是林晚棠，我看不懂那些古籍。我也不是你，我进不去那些最危险的地方。我只能在外面等着，等着有人进去，等着有人出来，等着有人告诉我答案。”
“所以你选中了我。”
“我没有选中你。”老赵说，“是你自己找上门来的。你来找我的那天，我正在看林薇的档案。我在想，我是不是应该把这张地图烧了，把办公室关了，回老家种地去。然后你来了，站在门口，穿着一件起球的毛衣，头发乱得像鸡窝，问我‘听说你这里招凶宅试睡员’。”
“我当时的样子有那么惨吗？”
“比那还惨。”老赵说，“但你眼神不一样。你眼睛里有一种东西，我在其他人眼睛里没见过。”
“什么东西？”
“不甘心。”老赵说，“你不甘心这辈子就这样了。你不甘心被裁员，不甘心住太平间公寓，不甘心当一条丧家之犬。你眼睛里写满了‘我要翻盘’三个字。这种人不一定会成功，但一定不会轻易死。”
我端起咖啡喝了一口。咖啡是速溶的，冲得很浓，苦得发涩。
“镜湖小区是怎么回事？”我问。
老赵回到桌前，指着地图上的一个圈。
“镜湖小区在东五环外，建于2005年，是个中档住宅小区。2010年的时候，小区里发生了一件事——一个住户在自家卫生间里死了，死因是溺水。”
“在卫生间里溺水？”
“对。法医鉴定结果是他杀，因为卫生间里只有浴缸里有水，而浴缸里的水最多只能淹到他的胸口。一个成年男人不可能在浴缸里淹死，除非有人按着他的头。”
“凶手找到了吗？”
“没有。”老赵说，“警方调查了三个月，没有任何线索。那个住户的社会关系很简单，没有仇人，没有债务纠纷，夫妻感情也很好。他妻子说那天晚上她加班，回到家的时候发现丈夫躺在浴缸里，水已经凉了，人已经硬了。”
“然后呢？”
“然后那个小区就开始闹鬼。”老赵说，“同一个单元楼的其他住户反映，半夜能听到水声，不是水管里的水声，而是有人在玩水的声音，哗啦哗啦的，像是一个人在浴缸里扑腾。有的住户说在镜子里看到过那个死去的男人，他就站在镜子里的自己身后，面无表情地看着你。”
“又是镜子。”
“对。而且不止一面镜子。”老赵翻出一个文件夹，里面夹着几张照片，“这是住户拍到的。你看。”
照片上是卫生间里的镜子。镜面倒映着洗手台、马桶、浴缸——和一个模糊的人影。人影站在镜子的角落里，半透明的，像是雾气凝结成的形状。
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
那个人影的轮廓，不像是一个成年男人。
像一个孩子。
“你确定死的是成年男人？”
“确定。”老赵说，“张伟，男，三十五岁，某公司中层管理。已婚，无子女。”
“那这个人影为什么看起来像个孩子？”
老赵凑过来看了看照片，眉头皱了起来。
“我没注意过。”他说，“之前所有住户的描述都是‘看到了那个死去的男人’，没有人说过像孩子。”
“因为他们先入为主了。”我说，“他们知道死的是一个成年男人，所以看到镜子里的人影，就觉得那是那个成年男人。但如果他们不知道呢？如果他们只是看到一个模糊的人影，他们会觉得那是什么？”
老赵沉默了一会儿。
“一个孩子。”他说。
“对。一个孩子。”
我把照片放回文件夹，合上。
“什么时候去？”
“明天。”老赵说，“我已经联系了房主，他同意让你进去住三天。但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晚上不能开灯。”
“为什么？”
“因为他说，之前那些租客都是在开灯的时候看到那个东西的。不开灯的时候，什么都没发生过。”
“那不开灯怎么观察？”
“用手电筒。”老赵说，“他说手电筒可以，但不能开房间里的灯。具体的他没说为什么，只说‘灯一亮，它就来了’。”
我记住了这个细节。
灯一亮，它就来了。
说明那个东西和光有关。或者说，和“被看到”有关。
规则里有一种很常见的类型——只有当你看到它的时候，它才会存在。你闭上眼睛，它就消失了。你睁开眼睛，它就在那里。它依赖于你的感知而存在，你的感知是它存在的条件。
这种规则最可怕的地方在于——你无法战胜它，因为你战胜它的唯一办法是闭上眼睛不看，但闭上眼睛你就失去了行动能力。你被困在一个两难的选择里：要么看，然后被它伤害；要么不看，然后什么都做不了。
“明天下午我去接你。”老赵说，“你今晚好好休息，别再熬夜了。”
“知道了。”
我站起来，准备走。
“徐来。”老赵叫住了我。
“嗯？”
“小心镜子。”他说，“镜子里的东西，不一定是你自己。”
我点了点头，推门走了出去。
走廊里一片漆黑。我摸黑下了四层楼，走到街上，阳光照在脸上，暖洋洋的。
我掏出手机，给林晚棠发了一条消息：“明天去镜湖小区，你去吗？”
她秒回：“去。我把车开到你楼下，明天下午两点。”
“好。”
我把手机放回口袋，朝住的地方走去。
路上经过一个报刊亭，我停下来买了一瓶水。报刊亭的老大爷看了我一眼，说：“小伙子，你脸色不太好，是不是没睡好？”
“还行。”
“你们年轻人啊，就是不爱惜身体。”老大爷摇了摇头，“我年轻的时候也这样，天天熬夜，后来胃出了毛病，住了半个月的院。从那以后我就不熬夜了，每天九点睡，五点起，比闹钟还准。”
“您活得真健康。”
“健康什么呀，就是怕死。”老大爷笑了，“人老了，就怕死。年轻的时候不怕，觉得死就死了，反正也没什么好留恋的。老了就怕了，因为活够了，舍不得死了。”
我拿着水走了。
老大爷最后一句话在我脑子里转了很久——“活够了，舍不得死了。”
那些死去的人，是不是也这样？
他们年轻的时候不怕死，觉得死就死了。但真的死了之后，才发现自己还有很多没做完的事，很多没见的人，很多没说完的话。他们后悔了，但已经来不及了。所以他们变成了规则，变成了一缕执念，困在这个世界上，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自己最后的念头。
林薇想活着。
陈芳想找朵朵。
六个孩子想找妈妈。
那个在镜湖小区里淹死的男人，他想做什么？
也许他什么都不想做。也许他只是不甘心。不甘心就这么死了，不甘心连凶手都找不到，不甘心自己的生命就这么不明不白地结束了。
不甘心。
老赵说我在太平间公寓的时候，眼睛里写满了“不甘心”。
也许这就是规则筛选人的标准。
不是胆子大的，不是身体好的，不是脑子聪明的。
而是不甘心的。
因为不甘心的人不会轻易放弃。他们会一直找，一直找，直到找到答案。而规则需要的，正是这样的人——需要他们来找，来破解，来把那些被困住的执念一个一个地释放出来。
我不知道这个想法对不对。
但明天，我会在镜湖小区找到答案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