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远渡每年秋天寄一封挂号信，收件人是他的第一任妻子，寄了十二年，从未收到过回信。
这件事沈砚章知道，是因为那些挂号信都是他经手寄出去的。每年十月，山上的松茸冒头的时候，江远渡背着竹篓钻进松林，蹲在松针堆里一朵一朵地找。松茸不好找，它们藏在松针底下，只露出一点点灰褐色的菌盖，和泥土的颜色几乎一样。江远渡眼神好，蹲在那里能看一上午，找到一朵就用手轻轻刨开旁边的松针和浮土，从根部掐断，放进竹篓。他采松茸从不连根拔，说是留着菌丝明年还能长。采回来的松茸铺在竹筛上晾，晾到表面没有水汽了，用刀切成薄片，摊在竹匾里晒。山上阳光足，晒个三四天就干透了，松茸片卷起来，边缘微微焦黄，拿在手里很轻，像一小片一小片风干的云。
晒干的松茸装进布袋，袋口用麻绳扎紧。江远渡把布袋拿到气象站，放在沈砚章的桌上，说：“帮我寄了。”沈砚章从抽屉里拿出挂号信单子，填上寄件人——江远渡，水文站。收件人那一栏，江远渡每次都是口述的：“宋书慧，县城北街四十七号。”沈砚章一笔一划地写下来，写完把单子递给他核对。江远渡接过去看一眼，点一下头，从口袋里掏出几张皱巴巴的钞票放在桌上。沈砚章收下钱，把松茸布袋和单子一起装进一个牛皮纸大信封，封口，在信封正面贴上挂号信的蓝色标签，标签上印着编号和条码。等到月底邮车来的时候，他把挂号信交给刘师傅，刘师傅在登记本上记下挂号信编号，撕下回执单递给他，他再转交给江远渡。江远渡接过回执单，看一眼，折好，放进口袋，从来不问“她收到了没有”。
这个流程持续了十二年，每年十月重复一次，像山上的积雨云一样准时。十二年间，收件人的地址换过一次——从“县城南街十二号”变成了“县城北街四十七号”。那一年江远渡来寄松茸的时候，口述地址的语气和往年一样平常，沈砚章写下“北街四十七号”之后没有问为什么换地址，江远渡也没有解释。只是在沈砚章把单子递给他核对的时候，他多看了一眼，然后点了一下头，把钱放在桌上。
那年的松茸寄出去之后，大约过了一个多月，江远渡在气象站里收到了一封信。信封是白色的，标准尺寸，寄件人写着“宋书慧”，地址是县城北街四十七号。沈砚章把信递给他的时候，他接过去，拿在手里看了看信封上的字，没有当场拆开。他把信装进棉袄内袋，站起来，说了句“走了”，就推门出去了。沈砚章站在窗口，看着他穿过松林的背影。他走得很慢，走到松林边上的时候停了一下，从口袋里掏出那封信，拆开，站在那里看。松林里的光线斑斑驳驳地落在他身上，他低着头，手捏着信纸，看了大概有几分钟，然后把信纸折好放回信封，信封放回口袋，继续往前走，消失在松林深处。
那是江远渡寄了这么多年松茸之后，第一次收到回信，也是唯一一次。
后来沈砚章再也没有帮他寄过寄往那个地址的挂号信。不是江远渡不寄了，是那之后松茸照常采、照常晒、照常装进布袋扎紧袋口，但寄件的方式变了——江远渡开始自己下山寄。他不再把松茸布袋拿到气象站来，而是等到周六下山的时候，自己带去镇上邮局，填单子，付邮资，拿到回执单，折好放进口袋。沈砚章有一次在镇上遇见他，他正好从邮局出来，手里捏着一张回执单，看见沈砚章，把回执单往口袋里一塞，说：“寄了。”沈砚章没有问为什么不让他经手了，江远渡也没有解释。两个人站在邮局门口，一个刚寄完挂号信，一个刚取完这个月的气象局公函。邮局的绿色门头在他们头顶上，门框上的漆起了一层细密的裂纹，像干涸的河床。江远渡从口袋里掏出扁酒瓶，拧开喝了一口，然后递过来。沈砚章接过去，没喝，握在手里，瓶身被江远渡的体温焐得微微发热。过了一会儿他把酒瓶还回去，江远渡拧上瓶盖，放回口袋，两个人一前一后往石板路那头走了。
那天晚上沈砚章在值班室里铺开一张信纸，写了一句“今日江远渡自己寄了松茸”，写完停住，笔尖悬在纸上，窗外松林在风里响。他把“松茸”两个字划掉了，改成“挂号信”，又划掉，最后把整行字全部划掉，墨水洇开，洇成一条深蓝色的河。他把信纸折好，放进抽屉，没有写新的。
关于那封回信的内容，沈砚章是后来才知道的。不是江远渡主动说的，是他自己一点一点拼凑出来的。那年冬至，江远渡包了饺子，水文站的灶台上白雾弥漫，桌上摆了三副碗筷。沈砚章吃完碗里最后一个饺子，放下筷子，看见江远渡把多出来的那副空碗筷端过来，把凉了的饺子倒进自己碗里，说了一句“她不爱吃白菜馅的，爱吃韭菜的，我今天没买到韭菜”。那是沈砚章第一次听他说起第一任妻子的喜好——韭菜馅，不是白菜馅。离婚十二年了，他还记得她爱吃什么馅的饺子。
后来有一回，江远渡在气象站喝酒，喝到第二盅的时候忽然说了一句：“她搬家了，搬到北街了，南街那房子靠着菜市场，她说早上太吵了，睡不好。北街安静，窗外有一棵槐树，春天开花的时候满屋子都是香气。”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看着窗外，青崖山的松林在风里呜呜响，山上没有槐树，只有松树。沈砚章没有接话，江远渡也没有继续说下去，把盅里的酒喝完，站起来走了。
再后来，有一年秋天，江远渡采完松茸回到水文站，坐在门口的石阶上挑拣松茸，把品相最好的挑出来单独放在一边。老江趴在他脚边，下巴搁在前爪上，眼睛半闭着。沈砚章去水文站送气象记录复印件，看见他挑出来的那堆松茸比往年任何一次都要多，几乎占了总产量的三分之二。江远渡看见他来了，也没抬头，手上继续挑着，说：“她今年退休了，闲下来了，说想学着煲汤，松茸炖鸡是最好的。我给她多寄点。”那是他第一次主动说起她的事——不是“前妻”，不是“宋书慧”，是“她”。语气和说“今天水位涨了三公分”一样平常，但手指捏着松茸的动作很轻，像捏着一封还没封口的信。
沈砚章蹲下来帮他一起挑。两个人蹲在水文站门口的石阶上，面前摊着一堆松茸，阳光从松林的缝隙里漏下来，落在松茸片上，那些切得薄薄的菌片边缘卷起，像一小片一小片风干的云。老江的尾巴在地上扫来扫去，扫过的地方灰尘被扫干净了，露出底下青灰色的石板。挑完之后江远渡把品相最好的那堆装进布袋，袋口的麻绳扎得比往年都紧，打了一个双环结。他把布袋放在桌上，又从抽屉里拿出一张信纸，铺平，拧开圆珠笔。沈砚章看见他写了几个字，写完把信纸折好，装进布袋里，和松茸放在一起。那是他第一次在松茸里附信。沈砚章没有问写了什么，江远渡也没有说。第二天江远渡下山寄走了那袋松茸，回来的时候手里捏着回执单，站在水文站门口看了一会儿远处的山，然后把回执单折好放进口袋，进屋去了。
那年冬天来得特别早，十月底就下了第一场雪。沈砚章在青崖山顶的值班室里烤着火，听见有人敲门。门没锁，他应了一声，门被推开，进来的是江远渡，棉大衣的肩膀上落了一层雪，眉毛上挂着细碎的冰晶。他手里拎着一个布袋，布袋里装着一只处理好的老母鸡，鸡皮蜡黄，是乡下散养的土鸡。他把布袋放在桌上，从棉袄内袋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沈砚章，信封上贴着的邮票是长城的图案，面值八毛，盖着县城邮局的日戳。
“她寄来的。”江远渡说。
沈砚章接过信封。信封没有封口，他从里面抽出信纸，只有薄薄一张，红色横线，圆珠笔写的字。信很短：“松茸收到了。炖了鸡汤，好喝。天冷了，你多穿点。”落款是“书慧”，日期是七天前。
沈砚章把信纸折好放回信封，信封还给江远渡。江远渡接过去，拿在手里看了很久，然后把信封对折，放进棉袄内袋，贴身的那个口袋。他把桌上的老母鸡拎起来掂了掂，说：“她娘家乡下养的老母鸡，寄了两只，一只给了我，一只她自己留着。她说松茸炖鸡最好用土鸡，饲料鸡炖出来不香。”他把鸡放在灶台上，又从那封信里抽出一张照片递给沈砚章。照片上是一个女人，五十岁出头，短发，穿着深红色的毛衣，站在一棵槐树下面，槐花正开着，白色的，一串一串垂下来。她微微侧着脸，像在看镜头，又像在看镜头后面的人。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北街的槐花开了。今年开得比往年多。”
沈砚章把照片还给他。江远渡接过去，看了一会儿，然后把照片夹回信纸里，信纸装回信封，信封放回口袋。他在灶台边坐下来，从口袋里掏出扁酒瓶，拧开，喝了一口。酒顺着喉咙下去，他眯了一下眼睛，然后说了一句沈砚章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话：“她寄了两只鸡，自己留了一只。她炖鸡的时候，砂锅里是我们两个人的份。”
这句话沈砚章记了很多年。不是因为话本身有多特别，是因为江远渡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和平时完全不一样。他平时说话声音是粗的，像砂纸磨过木头，但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忽然变细了，细得像水文站后面那条溪流秋天里的水声，淙淙的，从石头缝里渗出来。沈砚章没有说话，往炉子里添了几块煤，把水壶坐回去。壶底的水垢被火烤得沙沙响。窗外雪正在落，松林在风里呜呜响。江远渡把酒喝完，站起来，走到门口，推开一条缝，雪涌进来扑在他脸上。他站在那里看着外面的雪看了一会儿，然后回过头来对沈砚章说：“沈砚章，寄出去吧。不管回不回，寄出去。她搬家了告诉我新地址，我寄了十二年松茸她从来不回，但今年她寄了两只鸡，自己留了一只。”他推开门走进雪里，军绿色的背影被雪幕吞没了。老江跟在脚边，尾巴垂着，在雪地上拖出一条细细的线。
沈砚章坐在炉子前面，手里拿着火钳，炉膛里的煤燃得正旺，火光从炉盖的缝隙里漏出来在墙上晃动。他想起自己抽屉里那些信，贴好了邮票、封好了口、写好了地址，在桌上放了十三天，在口袋里放了十一天，在铁皮柜里夹了一天，最后放回了抽屉。他又想起陆怀音，想起她在分拣台上每天经手成百上千封信，想起她抽屉里写好的回信，想起那把藏蓝色的伞——她修好了放在柜子里，再没用过。江远渡寄了十二年松茸，收到一只老母鸡和一张槐花的照片，他就觉得够了。不是因为回报够多，是因为她砂锅里有他的一半。沈砚章把火钳放下，铺开一张信纸，拧开钢笔。写了一句“今日雪”，停住了，笔尖悬在纸上，窗外的松林在风里呜呜响。他又写了一行：“江远渡收到了回信。一只老母鸡。一张槐花。他说，她砂锅里有他的一半。”写完折好，放进抽屉，没有装信封。
那年冬至过后不久，江远渡又寄了一次挂号信。这一次寄的不是松茸——冬天没有松茸，他寄的是自己在山上采的冻菌。冻菌长在松树的枯枝上，冬天最冷的时候冒出来，菌盖是半透明的灰白色，像薄薄的一层冰。采回来用开水焯过，晒干，口感和松茸不同，更韧，炖汤的时候要炖得更久。江远渡把晒干的冻菌装进布袋，照样去镇上邮局寄了挂号信，地址是县城北街四十七号。回来的时候手里捏着回执单，站在水文站门口看了一会儿远处的山，山被雪盖住了，白茫茫的一片，松林的轮廓从雪底下透出来，像一幅褪色的水墨画。他把回执单折好放进口袋，进屋去了。
那年春节前，回信来了。信封里没有信纸，只有一张照片——槐树落光了叶子，枝丫上积着雪，树下站着同一个人，穿着藏蓝色的棉袄，围着红色的围巾，围巾很长，在风里飘起来一角。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北街的槐树叶子落光了。春天还会长的。”江远渡把照片拿给沈砚章看，沈砚章接过来看了很久，然后把照片还给他。江远渡接过去，看了一会儿，夹回信封里，信封放回口袋。他说：“她说春天还会长的。”沈砚章点了一下头。江远渡把扁酒瓶掏出来拧开喝了一口，又拧上放回去，站起来走到门口，推开门。外面的雪停了，松枝上积着的雪偶尔簌簌地落下来一小片，落在地上的雪面上砸出一个浅浅的坑。他站在那里看着松枝上的雪看了一会儿，说：“等槐花开了，我去北街看看。”
那是沈砚章第一次听见江远渡说要去看她。十二年，松茸寄了十二年，冻菌寄了一个冬天，老母鸡收到了，槐花照片收到了，槐树落叶的照片也收到了。他终于说，等槐花开了，我去北街看看。
后来他真的去了。那年五月，槐花开的季节，江远渡请了三天假，下山坐长途汽车去了县城。走之前他站在气象站门口，换了一身干净衣服——深蓝色的中山装，是水文站发的工作服，他平时从来不穿，嫌板正。衣服叠在衣柜里压出了折痕，他用搪瓷杯装了开水在折痕上熨了半天，熨得勉强平整了。头发也理了，镇上的理发店理的三块钱的头，鬓角剃得有点短，露出青色的头皮。老江他托给了沈砚章，留了一大盆狗粮和一盆水。走的时候他站在观测场边上，风把他的中山装下摆吹起来，他用手按住了，回头对沈砚章说：“三天就回来。水位你帮我看一下。”沈砚章说好。他往山下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过头说：“沈砚章。”沈砚章看着他。“你那封信，等我回来，帮你寄。”他没有等沈砚章回答，转身走了，中山装的背影在山路上越来越小，最后被松林吞没了。
三天后他回来了。回来的时候是傍晚，沈砚章在水文站替他测水位。水位尺插在溪流里，水面上映着夕阳的余晖，碎成一片一片的金红色。他听见脚步声回过头，江远渡从松林里走出来，还是穿着那件中山装，但下摆皱了，领口也松了。他脸上看不出表情，走到水文站门口的石阶上坐下来，从口袋里掏出扁酒瓶拧开喝了一口。老江从沈砚章脚边蹿出去跑到他跟前，尾巴摇得整个屁股都在扭，他伸手摸了摸狗头。沈砚章测完水位把记录板夹在腋下走到他旁边，没有坐下也没有问他怎么样。江远渡喝了几口酒，把瓶盖拧上放回口袋，从另一个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递给沈砚章。
照片上是北街四十七号门口。一棵老槐树，树干粗得一个人抱不过来，槐花开得正盛，白色的花瓣一串一串垂下来，密密匝匝的，几乎把叶子都遮住了。树下站着两个人，一个是宋书慧，穿着那件深红色的毛衣，短发，微微侧着脸；另一个是江远渡，中山装的扣子解开了一颗，领口松着，站在她左边隔了大约半步远的位置，手垂在身侧，手指微微蜷着，像刚放下什么东西，又像准备拿起什么。两个人的肩膀之间隔着一段很小的距离，能再站进去半个人。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是宋书慧的笔迹：“北街的槐花开了。他来了。”
沈砚章把照片还给他。江远渡接过去，看了很久，然后用拇指轻轻擦了一下照片上宋书慧的脸。槐树的影子落在她身上，斑斑驳驳的，她的嘴角微微往上翘着，不是笑，是比笑更轻的某种东西，像槐花将开未开时花瓣边缘那道极细的弧线。他把照片夹进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放回口袋，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走到溪流边蹲下，捧起水洗了一把脸。水很凉，顺着他的指缝往下淌，滴在溪边的石头上。他洗完脸站起来，用袖子擦了擦下巴上的水珠，看着溪流对面被夕阳染红的松林看了一会儿，说：“她老了。我也老了。老了挺好的。老了就知道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了。”他转过身走回水文站，走到门口停了一下。“那棵槐树，是她爷爷种的。她小时候就在树下玩。她说这些年每年槐花开的时候都拍一张照片，拍了十二年，十二张，夹在一本书里，书名叫《查令十字街84号》。”沈砚章站在那里，溪水在脚边流着，声音淙淙的。夕阳把松林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一直伸到水面上。江远渡推门进去了。
那天晚上沈砚章在青崖山顶的值班室里铺开一张信纸，红色横线，左上角印着“邮政编码”四个字，拧开钢笔。写了一句：“江远渡回来了。他去了北街。槐花开了。他站在她左边，隔了半步。”写完停住，笔尖悬在纸上。炉子里的煤噼啪响了一声，窗外的松林在风里响。他又写了一行：“他们中间那半步，走了十二年。”写完折好，拉开抽屉放了进去，和那些裸着的信放在一起。抽屉里已经攒了厚厚一沓，每一封都写好了折好了，每一封都没有装信封。他关上抽屉，往炉子里添了几块煤，把水壶坐回去。壶底的水垢被火烤得沙沙响，像极远处的雨声。
江远渡后来再也没有寄过挂号信。不是不寄了，是不需要寄了。那年秋天槐花落尽之后，宋书慧从县城搬到了镇上来，在北街住惯了的人，搬到镇上来住，是因为镇上离青崖山更近——不是离江远渡更近，是离青崖山更近。这句话是江远渡自己说的。他说的时候坐在水文站门口的石阶上，面前摊着一堆刚采回来的松茸，老江趴在他脚边，尾巴在地上扫来扫去。他挑出一朵品相最好的放在一边，说：“她说镇上的菜市场能买到土鸡，不用从县城寄了。松茸直接拿下去就行，省了挂号费。”他把那朵松茸举起来对着光看了看，菌盖的边缘微微卷起，像一小片风干的云。挂号费省了，信也不用写了。想说的话走上四十分钟山路、再坐二十分钟班车就能当面说，不用再等邮车翻山越岭、等挂号信的回执单。十二年的挂号信，从南街寄到北街，从松茸寄到冻菌，从“她也保重”寄到“北街的槐花开了”，最后寄到了她砂锅里有他的一半，寄到了他站在她左边隔着半步远的那张照片里。那些挂号信的回执单，江远渡一直留着，折得整整齐齐的，用橡皮筋箍着，放在水文站办公桌的抽屉里，和记录水位数据的本子放在一起。
有一回沈砚章去水文站送新的记录表格，拉开抽屉找浆糊的时候看见了那沓回执单，牛皮纸的，每一张上面都印着挂号信的编号、寄件日期、收件人签名。十二张，一张不少。最早的那张纸边已经发黄了，最晚的那张墨迹还是新的。收件人签名那一栏，每一张都写着同一个名字：宋书慧。字迹各不相同——有的工整，有的潦草，有的笔迹很重把纸都压出了凹痕，有的笔迹很轻像怕把纸划破。十二个签名，十二种收到信时的心情。沈砚章把浆糊拿出来，关上抽屉。江远渡坐在门口择松茸，阳光照在他后背上，中山装的肩部晒得微微发烫。他择着择着忽然说了一句：“挂号信的好处是，你知道她收到了。回执单上她签了名，她的笔尖碰过这张纸，这张纸又回到你手里。”他把一朵择好的松茸放进竹筛，手指上沾着泥土和松针碎屑。“平信没有回执。寄了就寄了，她收没收到，你不知道。”沈砚章站在桌边，手里拿着浆糊瓶，窗外松林在风里哗哗响，像无数封信同时被拆开。他把浆糊瓶放在桌上，推门出去，站在观测场边上。积雨云正在堆积，从西北方向涌上来，底部是平的，顶部往上涌，颜色从灰白转成铅灰。他看了一会儿云，把手伸进口袋。口袋里是空的。
那天晚上他铺开一张信纸，红色横线，左上角印着“邮政编码”四个字，拧开钢笔。写了一句：“今日积雨云。”停住了，笔尖悬在纸上。窗外松林在风里响，积雨云压得越来越低，几乎压到了山顶。他又写了一行：“挂号信有回执。平信没有。”写完折好，拉开抽屉放了进去。抽屉里那一沓信又厚了一层。
（第十三章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