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初，雄安方案公众听证会在北京举行。
这是国内第一个将城市设计方案面向全社会公开听证的项目。听证会前夜，相关的人陆续抵达北京。沈衡从深圳飞来，带着边界平台的最终图纸。图纸筒是黑色的，他在机场候机时一直放在膝盖上。周总工从上海来，作为顾问组成员列席。他带来了陆维明1995年苏州长椅的变更记录——那页写着“并排，因为我不想看别人的脸”的手稿复印件。顾世安作为评审委员会主席，将主持听证会。他从家里出发前，把82047档案袋的复印件装进了公文包。
方晓雨从杭州来。她申请了旁听资格——不是以方建国女儿的身份，是以“方建国基金”资助项目的负责人身份。她的“虚拟墙”项目刚刚完成第二次公开测试，注册用户已经超过六十人。她背着那个旧双肩包，里面装着笔记本电脑和混凝土试块。
方建国没有来。他在工地上，地下室的钢筋等着验收。出发前，方晓雨给他打了一个电话。“你帮我去听。”方建国在电话里说，背景音是工地的混凝土振捣声，低沉的嗡鸣，“你听到的，就是我听到的。”
林一和苏晓、陈重、李也一起从杭州出发。出发前，林一从那十个档案盒里取出了010号——陆维明1982年汽车站图纸。他把档案盒装进背包，图纸在盒子里，纸张的边缘更脆了。
听证会持续三天。
第一天和第二天上午，各方案接受质询。沈衡方案在第一天下午接受质询。反对的声音来自多个方向。有生态学者质疑层级平台的硬化铺装会影响湿地水文——数据模型是基于现有水位模拟的，但白洋淀的水位在气候变化下正在变得不可预测。有社会学者质疑方案中“使用效率最大化”的逻辑会系统性地排挤那些不产生数据的使用行为。有当地居民代表说：“你们说的亲水平台，我们看了几辈子水，不需要‘亲’。我们要的是能让孩子安全地走到水边，不滑倒。”
沈衡一一回应。他用数据，用规范，用三百二十页追溯文档。他的回答完整、严密、无懈可击。他的声音很平，没有起伏，像在宣读一份气象报告。
但最后一个问题，他没能用数据回答。
提问的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旁听席上。方晓雨。她站起来的时候，双肩包还背在身上。她的手握在椅背上，手指上有敲键盘磨出的薄茧。
“沈老师，您的方案里，每一处设计都有数据支撑。我想问——那个站在亲水平台上、什么也不做、只是站一会儿的人，在您的数据里叫什么？”
沈衡沉默了几秒。他的手指在桌面上停住了，那个位置刚好是他方案里边界平台的位置。
“我的数据里，没有这个人的单独分类。他的停留会被记录为‘低活跃度使用’。”
“那您设计的时候，想过他吗？”
沈衡没有立刻回答。他看着方晓雨，然后看了一眼坐在旁听席的林一。林一的手放在膝盖上，背包里装着陆维明1982年的图纸。
“以前没有。”沈衡说，“现在有。边界区域那级没有功能标注的平台，就是给那个什么也不做的人。”
第二天下午，轮到林一方案接受质询。虽然他的方案没有中标，但评审委员会决定将两个方案的核心理念同时提交公众听证——这是顾世安的主意。他在评审委员会上说了一句话：“不是选一个，是让两个都被人看见。”
林一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和沈衡被问到的正好相反。不是“数据在哪里”，是“为什么没有数据”。
“你说‘留白’，你说‘让使用者和芦苇共同决定’——但如果他们决定不了呢？如果他们就是需要一个明确的功能呢？你的方案是不是在逃避设计师的责任？”
林一站起来。他的背包放在脚边，里面装着010号档案盒。他把陆维明1982年汽车站的图纸投影在屏幕上。图纸的右下角是陆维明的签名，2029年1月。铅笔线条的每一笔都很用力。
“四十七年前，一个三十二岁的建筑师设计了一个汽车站。他把座椅朝向窗外。窗外没有风景，是一条省道。评审问他：你凭什么替等车的人决定？他说：我没有替他们决定。我只是把座椅放在那里。看不看窗外，是他们自己的事。”
他翻到顾世安当年的评审意见——建议设计者在使用反馈中持续观察。
“这个方案没有建成。那位评审等了四十七年，没有等到观察报告。现在，我在雄安的边界上，放了同一排座椅。不是汽车站，是那级没有功能标注的平台。我没有替他们决定要在那里做什么。我只是把平台放在那里。看不看芦苇，站多久，是他们自己的事。”
他停了停。会议室里很安静。窗外的北京，十一月已经开始冷了，杨树的叶子落光了，枝干像一些黑色的笔画。
“留白不是什么都不做。是为‘决定’创造可能。那级平台的功能，不是由我标注的，是由第一个站上去的人决定的。我不知道他会做什么。但我知道，他会是第一个。”
第三天上午，顾世安做了一段很短的发言。
他站在讲台上，手里没有稿子。他穿着深灰色的中山装，领口扣到最上面一颗。八十二岁了，背有一点驼，但站得很直。
“四十七年前，我投了一张反对票。反对一个叫陆维明的年轻人设计的汽车站。反对的理由是——那排朝窗的座椅，我看不懂。我不知道等车的人是不是真的需要看车来的方向。我选择了反对，因为反对比赞成更安全。”
会场很安静。旁听席上有人咳嗽了一声，很快压住了。
“我等了四十七年，想告诉那个年轻人，我可能错了。没机会了。他今年年初走了。”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那是他从82047档案里取出来的——他当年写给陆维明、从未寄出的信。信纸是红格的，折叠处已经脆了。他把信展开，念了。
“老陆：那排座椅，我想了四十七年。我反对它，不是因为我觉得它错。是因为我害怕——害怕如果它是对的，那我这辈子投过的所有反对票，是不是都投错了。现在有人把它建起来了。我不用害怕了。你也不用等了。顾世安。”
他把信折好，放回口袋。手指在口袋外面按了一下，确认信还在。
“雄安那一票，我投给了沈衡。因为他的方案，能让那排座椅最快建成。但林一的方案，让我知道那排座椅应该放在哪里。”
最后一个公众提问环节，方晓雨再次举手。她站起来，手里拿着手机，屏幕上开着和方建国的视频通话。方建国在工地上，戴着安全帽，背后是刚绑扎好的钢筋笼，箍筋的间距均匀，像一排整齐的刻度。他把视频开着，但关了麦克风。他只是看着。
方晓雨问林一：“那级平台建成的时候，你会去吗？”
“会。”
“你会站在哪里？”
林一想了一会儿。会议室窗外的光在桌面上缓慢移动。“站在三米五的地方。风从芦苇荡吹过来，吹在脸上是湿的那个位置。”
“为什么是那里？”
“因为你爸摸过的钢筋，在地下室里撑着所有人。我在上面，替他吹那阵风。”
方晓雨把手机举起来。屏幕里，方建国摘下安全帽，用手背擦了一下眼睛。安全帽上沾着水泥浆。他对着镜头说了一句话，没有声音，但口型很清楚。
“谢谢。”
听证会结束后，林一在会场外的走廊里遇到了顾世安。顾世安正在看手机。屏幕上是一张照片——沈衡十分钟前发来的，雄安边界平台的施工现场。平台前沿的模板刚刚支起来，距离水边三米五。模板上已经弹好了墨线，笔直均匀。照片的一角，能看见白洋淀的芦苇，十一月已经枯黄了，但还站着。
配了一行字：“顾老师，那排座椅，开始建了。”
顾世安把手机递给林一看。他的手有一点抖，但手机拿得很稳。然后他说了一句话。
“四十七年。终于等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