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方晓雨正式提交了“方建国基金”的申请。
申请书写了十七页。她不会写项目计划书，格式是照着林一望江广场追溯文档学的。每一页的结构都一样：她要建哪根线，那根线来自方建国的哪张图纸，那根线在真实的建筑里变成了什么。有些线变成了承重墙，有些变成了楼梯间的栏杆，有些变成了地下室构造柱的箍筋。她把每一根线的“前世今生”都写了下来。
第十七页，她写道：“我父亲画了二十年线。他画的线，大部分他没见过建成后的样子。被裁掉之后，他去工地上摸到了自己画的钢筋。他说，那些线，真的是墙。我想让更多人摸到那些线。不是为了记住他。是为了让那些和他一样、画了一辈子线的人，知道他们的线也是墙。”
基金评审委员会依据方建国亲手写下的四条规则进行评审。评审会开了整整一个下午。方建国作为主任，在评审自己女儿的项目时主动申请回避。他坐在会议室外面的走廊里，手指在膝盖上画着看不见的线。会议室的门关着，里面的声音传不出来。
表决由其余四位评委进行。顾念是第一个发言的社会学学者。她拿起方晓雨的申请书，翻到第十七页，念了最后一段话。“让那些和他一样、画了一辈子线的人，知道他们的线也是墙。”她摘下眼镜，擦了一下。“我研究城市公共空间二十年。我见过太多不被看见的人。这个项目，是让他们被看见。”
梁文远从法学角度分析了项目的开源性。“她要把项目开源。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进入、修改、添加。这不是一个作品，这是一个基础设施。一个让‘不被看见’变得可以被看见的基础设施。”
苏晓说了一句话：“我录了三年声音。那些声音，大部分没人听。但我知道它们在那里。方晓雨建的墙，会让那些线在那里。”
陈重把混凝土试块放在桌上。切面上的骨料在会议室的灯光下闪着微小的光。“她用的纹理，是这块试块扫描的。她爸摸过的钢筋，在里面。她没有用任何下载的材质。”
表决结果：全票通过。
门开了。方建国站起来。顾念对他点了点头。他走进会议室，在评审意见栏里签了字。签字的时候，手没有抖。他把笔放下，说了一句话：“我画了二十年。第一次有人要把我画的线，建成墙。”
项目启动后的第一个周末，方晓雨带着设备去了方建国的工地。方建国在杭州郊区的项目上，一个住宅小区的地下车库。他在做技术员——不是画图，是验钢筋。每天走两万步，手指上全是水泥。方晓雨想录下父亲工作的样子。方建国一开始不自在，手指在图纸上点得特别用力，像在钉什么东西。方晓雨想起林一的话，没有录，只是坐在旁边看。
第二次去，方建国忘了她在旁边。他蹲在钢筋笼旁边，用手指一根一根地摸钢筋的间距。摸到某一根的时候，手停了一下。
“这根歪了。”他对施工队的人说。
施工队的人用尺量。歪了不到一厘米。方建国站起来，膝盖上沾着工地上的灰。“拆了重绑。”
施工队的人看着他，又看看那根钢筋。不到一厘米，在规范允许的误差范围内。方建国没有解释。他只是站在那里，手指还在做着握笔的姿势。
那天晚上，方晓雨问父亲：“不到一厘米，有什么关系？”
方建国在洗碗。他把碗一只一只地从水池里捞出来，用抹布擦干。水龙头的声音停了，厨房很安静。“你陆爷爷教过我。一根线歪一点，墙不会倒。但住在里面的人，每天从这堵墙旁边走过。他不知道墙歪了。但他会觉得哪里不对。说不上来。就是不对。”
他把碗放进碗柜，关上柜门。
“我画了二十年线。有些线，歪了就歪了。但承重墙的轴线，一根都不能歪。因为那是撑着一栋楼的东西。”
方晓雨把这句话记在了项目文档里。后来，她在虚拟空间中，把那根被方建国纠正过的钢筋标注了红色。不是贴红色纹理，是打了一道红色的光。光从钢筋的内部透出来，走近那根钢筋的人，会被红色的光照亮。旁边有一行字：“这根钢筋，我爸摸过。歪了不到一厘米。他让人拆了重绑。”
七月，方晓雨开始批量处理方建国的四千多张CAD图纸。从1998年到2027年，二十年的线。她写了一个脚本，把CAD线条转换为三维空间中的几何体。但脚本只能转换形状，不能转换“重量”——哪根线是承重墙的轴线，哪根线只是尺寸标注的辅助线，哪根线被方建国改过三遍，哪根线他画的时候手是抖的。
她从每一年里选出最有代表性的一张图纸，把那张图纸上的线全部建成。
1998年，第一张图纸，住宅小区楼梯间的承重墙轴线。她父亲画的第一根线。红色的光从墙的内部透出来。
2003年，第一次独立负责的住宅楼，全部承重墙。方建国画这些线的时候三十岁，刚当上项目负责人，签字的时候手还会抖。
2008年，一个小学的教学楼。她选了走廊的栏杆——因为方建国说过，小学的栏杆，高度要比规范高一格。“小孩会爬。”他量过很多次，规范是一米一，他做了一米二。
2015年，一个社区医院。方建国的母亲那年住院，他在病房里陪床，把图纸铺在膝盖上改。病房的灯光很暗，他的铅笔削了又削。
2020年，一个养老院。方建国画这些线的时候，开始戴老花镜了。
2027年，望江广场。方建国校对过的立面曲线节点、中庭柱子的配筋详图、地下室构造柱的剖面。这些碎片悬浮在虚拟空间中，从不同角度看去，刚好拼出那条指向教堂的曲线的轮廓。
她选了十七个项目，代表十七年。剩下三年——方建国在工地上的三年——她用另一种方式呈现。不是线，是声音。她录下了父亲在工地上的脚步声——胶鞋踩在碎石上的声音。钢筋碰撞声——手和金属接触时的嗡鸣。混凝土搅拌车的转动声——缓慢、沉重，像大地自己在翻身。安全员吹哨子的声音——短促、尖锐，然后被工地噪音吞没。
这些声音被放置在虚拟空间的边缘。走进去的人，在线变成墙的地方听到线的声音，在墙变成建筑的地方听到墙的声音。
七月底，方晓雨邀请了第一批测试者——实验室的五个人。
苏晓是第一个进入的。她站在虚拟空间的入口，面前是一片黑暗。然后，第一根红色的线亮起来——1998年，住宅小区楼梯间的承重墙轴线。线向两端延伸，生长出墙体、楼板、门窗。她沿着墙走，手在虚拟空间中做出触摸的姿势。
“墙是凉的。”她说。
陈重纠正她：“是你觉得它应该是凉的。”
苏晓想了想。“对。但我的手感觉到了凉。”
他们走到望江广场的区域。方建国校对过的节点悬浮在空中——立面曲线的几段节点，中庭两根柱子的配筋详图，地下室构造柱的剖面。这些碎片从不同角度看去，刚好拼出那条指向教堂的曲线的轮廓。李也站在那个角度看了很久。
“这条线，我看过很多次。在望江广场，在图纸上，在照片里。但站在这里，我第一次觉得它是我的。”
方晓雨问她什么意思。
“因为这不是林一设计的曲线。这是你爸校对过的曲线。他一根线一根线地摸过。我现在站的地方，是他摸过的地方。”
八月初，方建国第一次戴上VR设备。
方晓雨没有告诉他里面有什么。她只是帮他调好头显，确认瞳距，然后把设备递给他。方建国接过来的时候，手有一点点抖——不是因为重。
他站在那片黑暗中。第一根线亮起来的时候，他的身体晃了一下。红色的光从承重墙的内部透出来——1998年，楼梯间，承重墙轴线。他画的第一根线。
“这是……”他的声音从头显里传出来，闷闷的。
“你1998年画的第一张图纸。住宅小区，楼梯间，承重墙轴线。”
方建国没有说话。他在黑暗中往前走了一步。那根红色的线向两端延伸，生长出墙体、楼板、门窗。不是建筑的全部，只是他画过的部分——轴线、标注、节点、尺寸。他走到那堵承重墙前面。红色的光从墙的内部透出来，照在他虚拟的身体上。他伸出手，在虚拟空间中，他的手穿过了墙体，但他手指的动作和他在工地上摸钢筋时一模一样。
他走到2008年小学走廊的栏杆前。栏杆的高度比规范高一格。他伸手，在虚拟空间中，手刚好搭在栏杆上。手指弯曲的弧度，和搭在真实的栏杆上时一样。
“这个高度，我量过很多次。规范是一米一，我做了一米二。因为小孩会长高。一米一，四年级的小孩就能翻过去。”
他走到望江广场的区域。他校对过的节点悬浮在空中——立面曲线的几段节点，中庭两根柱子的配筋详图，地下室构造柱的剖面。他蹲下来，用手摸那根地下室的构造柱。在虚拟空间中，他的手穿过了柱体，但他手指的动作和他在工地上验钢筋时一模一样——先摸表面，然后用指腹按压，最后用指甲轻轻刮一下，确认没有蜂窝麻面。
“这根柱子，我验了三次。第一次，箍筋间距大了两厘米。我让拆了重绑。第二次，混凝土振捣不密实，有气泡。我让凿掉重浇。第三次，我站在旁边看他们浇完。振捣棒插下去的时候，混凝土会冒泡。泡冒完了，就密实了。”
他站起来。红色的光照在他虚拟的身体上。
“这根柱子在地下室里，没有人会看到。但它撑着上面所有人。”
他走完了整个空间。最后，他站在那片声音的边缘——工地的声音，他的脚步声，钢筋碰撞声，搅拌车转动声，哨子声。他听了很久。
摘下VR眼镜的时候，他的眼睛是干的。他握住方晓雨的手，握了很久，没有说话。方晓雨的手比他小一圈，手指上有敲键盘磨出的薄茧——和方建国虎口处的铅笔茧，在同一种光下，颜色一样。
然后他走到那面墙的位置。墙上已经贴满了东西——望江广场的全过程，他自己的第一条消息，周总工的三个条件，陆维明的相册。他拿起笔，在墙上空白处写了一行字。字迹和他二十年前在CAD图纸上签字时一模一样——用力，不犹豫。
“这根柱子在地下室里。没有人看到。但它撑着上面所有人。方建国，2030年8月。”
当天晚上，方晓雨做了一个决定：把“虚拟墙”项目开源。
她在项目首页写了一句话：“每一个画过线的人，都可以在这里留下自己的墙。”
方建国问她：“你花了一个暑假做的东西，就这么给别人？”
方晓雨在打包开源代码。屏幕上，代码一行一行地上传，进度条缓慢地走。“你画了二十年。你画的线，现在所有人都能走进去。不是给别人。是给那些和你一样的人。”
方建国沉默了一会儿。窗外的杭州，八月末的夜，蝉鸣密得像一张网。“你比我强。我画了二十年，才知道线是墙。你十九岁就知道了。”
方晓雨按下上传键。进度条走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