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0年1月7日，陆维明离开后的第七天。
追思会在上海举行。地点不是殡仪馆，是陆维明设计的第一栋建筑——1992年竣工的那个住宅小区的社区活动室。他生前交代过：不要花圈，不要哀乐，不要任何人穿黑色。如果有追思会，就在他盖的楼里开。
陆维明终身未婚。父母走了很多年了。他在同济教过的学生，就是他在这座城市里的家人。今天来了三十多个，坐在他设计的长椅上。
那栋楼的业主委员会还留着当年的竣工照片，照片上陆维明三十二岁，站在还没贴瓷砖的楼体前，手里拿着一卷图纸。头发是黑的。
林一到的时候，活动室里已经坐了三十多个人。他认出了其中一些——陆维明在不同年代的学生、合作过的结构工程师、退休的施工队队长、那个1995年苏州住宅小区的业委会主任。孟昭元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没有和人交谈，只是看着窗外。窗外是陆维明设计的小区花园，那排并排的长椅还在，上面坐着一个老人，正低着头剥橘子。
顾世安没来。但托人送了一个花篮。唯一的花篮。白色菊花中间插着一张手写的卡片，字迹是老年人的，用力但有些发抖：“老陆，那排座椅，我还在想。——顾世安。”
周总工致悼词。他站起来，没拿稿子。他看了看房间里的人，然后说了三句话。
“陆维明做了四十七年建筑师。他设计的最好的作品，不是任何一栋楼。是他教过的所有人。”
他停了一下。
“第二句话是他让我转告的。他说，他这辈子盖的楼，有些会拆，有些会旧，有些会被改得面目全非。没关系。楼是给人用的。人用了，楼就值了。”
又停了一下。
“第三句话，是他写在最后一卷笔记扉页上的。只有五个字。”
周总工的声音在这里有一点沙哑。
“‘林一，你来建。’”
林一坐在第一排，手里攥着陆维明签过名的1982年图纸。图纸的边缘在档案盒里压了几个月，折叠处更脆了，他用无酸纸带加固过。他没有哭。他只是一直攥着那张图纸，像攥着一个人的手。
追思会结束后，孟昭元在门口等林一。他穿着一件洗到发白的深蓝色棉袄，手里夹着一根没点的烟。一月的上海，风从苏州河的方向吹过来，冷得发硬。
“雄安的结果，不会很快出来。”孟昭元说，没有寒暄，“顾世安那个人，我认识他四十年。他投一张票，要想很久。等的时候，做点事。”
林一问做什么。
“去了解沈衡。不是了解他的方案。是了解他为什么用你的方法得出相反的结论。”
林一后来花了两周时间做了孟昭元说的这件事。他从周总工那里拿到了沈衡过去五年的公开资料——三篇论文，两个建成项目的设计说明，一次行业论坛的演讲视频。论文的第一篇发表于2024年，标题是《创作代理：AI辅助设计的另一种可能》。林一读了三遍。
第一遍读技术路径。沈衡的方法不是用AI生成选项然后人工选择，是训练AI学习设计师的设计偏好——空间组织习惯、材料选择倾向、尺度把控的微妙偏好——然后让AI在极少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完成方案初稿。沈衡称之为“创作代理”：设计师将一部分重复性的创作决策委托给AI，自己保留最终审定权。第二遍读理论框架。沈衡认为，设计的“原创性”是一个被高估的概念。大多数设计决策是重复的、可模式化的。将这些决策交给AI，设计师才能将精力集中在真正需要创造力的部分。第三遍，林一读到了论文的致谢部分。
沈衡感谢了他的研究生导师——王述之。林一查了这个名字：顾世安的学生，1980年代末毕业，在同济教了三十年书，没有做过什么有名的项目。但他带过的学生里，有七个后来拿了全国勘察设计奖。陆维明曾经跟王述之在同济共事过三年。
沈衡和他是同一条河流里游出来的。只是游向了不同的方向。
那些日子，周总工每隔几天会给林一发一条消息，同步雄安评审的进展。消息很短，像工地上混凝土试块的强度报告：“今天讨论了三个小时，没有结论。”“顾世安问了一个问题：两个方案，三十年之后，哪一个会让住在里面的人多停留十秒？没有人能回答。”“沈衡补充了一份追溯文档，一百二十页。他把评审委员会提出的每一个质疑都做成了追溯条目，补进了文档。”
最后一条消息让林一停顿了一下。沈衡在评审过程中还在补充材料。他不是在为自己辩护——他是在用林一的方法，把反对意见也变成可追溯的数据。
一月中旬，方建国寄来了一封信。信封里是一张照片和一封短信。照片上是他和一个女孩站在望江广场的中庭，两个人都在抬头。女孩扎马尾，穿着洗到发白的校服外套，手指指着那条指向教堂的曲线。她十九岁，眼睛很像她父亲——用力看什么东西的时候，不闪。
照片背面是方建国的字迹：“我女儿，方晓雨。去年高考，报的计算机。她说她不想画线，她想写代码。我说好。”
信里，方建国写道：“林工，陆先生走的那天，我在工地上绑一根钢筋。那根钢筋在地下室，不会有人看到。但它撑着上面所有人。陆先生设计的那些楼，也是这样——他在地下室，撑着上面所有人。我女儿问我，陆先生是谁。我说，是一个用一辈子回答一个问题的人。她问什么问题。我说，建筑是给人做什么的。她现在还不知道那个问题的答案。但她开始想了。”
林一把照片贴在墙上，在陆维明签名的1982年图纸旁边。方晓雨站在父亲旁边，手指指着那条曲线。她指的方向，正是教堂尖顶的方向。
二月初，林一在陆维明的档案室里找到了二十四卷笔记。
周衍在实验室旁边租的那间四十平米的房间里，十二个纸箱按年份排列在书架上。林一抽出1982年那一卷。黑色硬壳封面，书脊上烫着年份。扉页上有一行字，陆维明的笔迹，墨水有一点点洇：“给林一，当你能读懂的时候。”
他没有立刻翻开。他把二十四卷笔记按年份排列在书架上——1982到2029，四十七年。然后他抽出最后一卷，2029年。扉页上写着：“给林一。现在你读得懂了。”
2029年那一卷只有三页。第一页是望江广场中庭的照片，下午四点，阳光把那条指向教堂的曲线投影在地面上。那个每天来坐着的老人不在照片里——他冬天去了南方。但长椅上有一个浅浅的凹陷，是他坐了两个冬天留下的。第二页是空白。第三页只有一行字，字迹比扉页上的更用力：“那排座椅，你帮我建了吗？”
林一合上笔记。窗外，二月杭州下起了雨，西溪湿地的水面被雨点砸出密密麻麻的涟漪，一圈套一圈。他走回实验室，打开ArchiMind，在“雄安_v1_边界”的文档里加了一行字——“那排座椅，还在建。每一处让人停留的地方，都是。”
二月的最后一个晚上，沈衡发来一封邮件。没有称呼，没有落款，只有一行字。
“结果出来之前，我想去一次望江广场。你愿意带我去吗？”
林一回复：“什么时间？”
沈衡回复得很快：“三月。下午四点。”
那个时间，阳光会把那条指向教堂的曲线投影在地面上。沈衡显然做过功课。
林一在墙上贴了一张新的便签。便签上写着：“2030年3月，沈衡要来看那条线。下午四点。”
便签贴在方晓雨照片的旁边。照片里，方晓雨的手指还指着那条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