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七家团队提交了中期方案。评审委员会在北京进行闭门评审，不对外公开。但评审结束后，各方案的核心概念和部分图纸被允许在指定范围内交流。
林一是在评审结束后的第二天，第一次完整看到沈衡的方案。
沈衡的方案叫“滨水城市”。核心概念是将白洋淀沿岸的野生湿地全部进行景观化改造——层级亲水平台、湿地科普栈道、滨水商业街区。方案的追溯文档厚达三百二十页，是七家团队中最厚的。每一页都标注了数据来源：游客停留时长热力图、拍照打卡坐标聚类、社交媒体情绪分析、消费转化率模型。
沈衡在方案的总说明里写了一句话：“本方案采用可追溯创作法，每一个空间决策都可以追溯到具体的行为数据。我们不相信灵感和直觉。我们相信数据。数据不会感动，但数据不会骗人。”
陈重翻着那份三百二十页的追溯文档，翻到中间某一页的时候停住了。那一页是一张白洋淀沿岸的人流模拟图，颜色越红代表预测的人流密度越高。沈衡方案里，所有的红色区域都集中在亲水平台和商业街区。野生湿地被标注为蓝色——低使用率区域。
“他把湿地标注为‘低使用率’。”陈重说。
“因为确实没有人去。”苏晓看着数据，“人去不了。湿地没有路，没有平台，没有可以站的地方。人只能站在外面看。”
“所以他的结论是，既然人去不了，就应该改造成人能去的地方。”
林一没有说话。他看着那张人流模拟图。蓝色的区域，是芦苇最密的地方。那些芦苇在那里生长了不知道多少年。它们不需要人去。但人不去，就被定义为“低使用率”。
十二月中旬，中期评审的反馈意见发到了各家团队。评审委员会给林一方案的意见是：“‘为芦苇留出位置’的概念具有生态伦理价值，但需进一步明确这种留白在城市设计层面的具体空间策略。‘留白’不是不做设计，是做一种不同逻辑的设计。”
给沈衡方案的意见是：“追溯文档规范完整，数据支撑充分。但方案对‘非使用价值’——生态、记忆、场所精神——的追溯存在盲区。使用效率是城市的重要维度，但不是唯一维度。”
沈衡在收到意见的当天，给林一打了一个电话。
这是他们第一次私下通话。
“评审委员会的意见，你看了吗？”沈衡的声音在电话里很平静。
“看了。”
“他们说我的方案有盲区。说你的方案‘具有生态伦理价值’。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什么？”
“意味着他们在用你的标准衡量我的方案。不是用规范，不是用数据，是用一种……价值观。”
林一握着手机，没有立刻回答。他想起孟昭元的那条线。想起方建国条款。想起陆维明文章里那句“使用它的人，在等待什么”。
“沈衡，”他说，“你问我，为芦苇设计是不是逃避对人的责任。我后来想了很久。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问。”
“你的数据里，那些不产生消费、不打 卡、不留评价的人——外卖员坐在台阶上吃盒饭，老人剥六十二分钟芹菜叶子，小孩拿玩具车敲栏杆敲了二十七下——他们在哪里？”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
“我的数据里没有他们。因为他们不产生可量化的使用行为。”
“所以他们不在你的设计里。”
沈衡没有否认。
“林一，我尊重你的方法。但城市不是为人人设计的。城市是为大多数人设计的。我的数据覆盖了三十七个城市的使用者。那不是‘所有人’，但那是有统计意义的‘多数人’。我不能为每一个剥芹菜叶子的老人单独设计一个空间。”
“我也不能。”林一说，“但我在设计的时候，可以不给那个老人把门关上。”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
然后沈衡说了一句话：“明年春天，结果会出来。不管谁中标，我都会仔细看你的方案。”
“我也会看你的。”
挂了电话，林一在实验室的窗边站了很久。西溪湿地十二月的水面已经结了薄冰，芦苇的枯茎在冰面上支棱着，像一些黑色的笔画。他忽然理解了沈衡。沈衡不是看不见那些剥芹菜的人。他是看见了，然后选择了用“多数人”来覆盖他们。
这不是恶意。这是一种不同的选择。
而他自己的选择——为芦苇留出位置，为还没来的人留出余地——也不是善意。这也是一种选择。
两种选择，用的是同一套方法。
那天晚上，林一在“雄安_v1_边界”的旁边，新建了一个文档。文档的标题是：“这个方案里，没有谁？”
他开始写。写沈衡方案里有而他没有的东西——明确的流线，高效的功能分区，可预测的使用效率。写他自己方案里有而沈衡没有的东西——不确定的边界，留给芦苇的时间，等待那个还没来的人。
写到最后，他写了一行字：
“我没有替所有人设计。我也做不到。我选择留下一些东西不被设计。这不是答案。这是我目前能给出的最好的回答。”
他把这段话发给了陆维明。
陆维明在病房里读完，回复了一句话：“最好的回答，从来不是‘我是对的’。是‘这是我现在能给出的最好的回答’。你在往前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