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方建国第一次以主任身份主持“方建国基金”的评审会。
评审会在杭州实验室隔壁的一间会议室举行。房间不大，长桌边坐着五个人：方建国（主任），苏晓，陈重，一位从上海请来的社会学学者——顾念，四十多岁，研究城市公共空间与社区记忆，还有一位法学专家——梁文远，五十多岁，专攻知识产权和科技伦理。
桌面上摊着十七份申请书。来自建筑、音乐、工业设计、食品、教育五个领域。每一份申请书都附有“可追溯创作链”——申请人需要说明他们的创作方法、选择依据、以及过程中每一次关键决策的来源。
“先从哪个开始？”苏晓问。
方建国没有回答。他在翻最上面的一份申请书，翻得很慢。他的手指比以前粗了，指腹上有水泥洗不掉的白印。在工地待了一年多，他的手不再是绘图员的手。但翻图纸的动作还是老习惯——用拇指和食指捏住页角，轻轻搓开，像怕撕破什么。
“这个。”他把一份申请书推过来。
项目名称：《可追溯适老菜单——为阳光家园养老院设计》。申请人叫赵永和，四十七岁，杭州本地一家社区餐厅的厨师。申请金额不大，八万块。
申请书的开头是一段话：
“我做了二十六年厨师。以前我调味，靠的是舌头。舌头告诉我咸了淡了，酸了甜了。但舌头是我自己的舌头。我五十岁，舌头上的味蕾已经开始退化，对咸味的敏感度比十年前下降了百分之三十。我用我的舌头替养老院的老人调味，调出来的是我吃的味道，不是他们吃的味道。”
“去年，我读到望江广场设计师的追溯文档。他说他设计的每一个台阶、每一个转角，都来自他对具体的人的观察。我想，菜的味道，是不是也可以追溯？于是我开始了这个项目：用三个月时间，记录阳光家园养老院四十七位老人的饮食习惯、健康状况、口腔感知能力。我把每一道菜的调味决策，追溯到某一个老人的具体需求。张奶奶牙不好，肉炖得更烂；李爷爷血糖高，糖减了三分之一；王阿姨有味觉减退，调味时增加香辛料的比例。每一道菜都有一份‘追溯卡’，卡片上写着：这道菜，是为谁做的。”
申请书附了一沓照片。每张照片上是一位老人和一道菜。照片拍得不专业，光线暗，构图歪。但能看清每一位老人的表情。
苏晓翻着那些照片，翻到中间停住了。照片上是一个很瘦的老太太，端着一碗红烧肉，正在笑。她缺了一颗门牙，笑起来的时候，那个缺口让她看起来像个小孩。
申请书附的追溯卡上写着：“张秀英，八十一岁。上颌左侧中切齿缺失，右侧第一磨牙松动。咀嚼效率评估为三级（共五级）。红烧肉炖煮时间从常规四十分钟延长至七十分钟，肉块尺寸缩小百分之三十。她说，这是她丈夫去世后，第一次吃到不用切的红烧肉。她丈夫生前，每次吃红烧肉都帮她切成小块。丈夫走了三年，她吃了三年整块的肉，咬不动，就不吃了。”
会议室里安静了很长时间。
陈重把照片放下来，手背擦了一下眼睛。
“这个项目，我投赞成。”他说。
没有人反对。
第二份申请，是苏晓从一沓材料里抽出来的。项目名称：《可追溯公共空间——万象城商业综合体公共区域优化方案》。申请人是一家深圳的商业地产咨询公司，项目金额申请二十五万。
申请书写得很专业。他们用行为数据追溯法，分析了万象城公共空间的使用效率——停留时长、通行流量、消费转化率。结论是：现有公共空间面积过大，使用效率低下，建议将中庭区域缩减百分之三十，改为可租赁商铺。每一个决策都有数据支撑，每一处缩减都标注了“可追溯依据”。
“这是完全符合我们方法规范的。”顾念说，她拿起申请书的附件部分——厚厚一沓数据图表，“人流热力图、停留时长分布、消费转化模型。如果只从方法上判断，这份申请无可挑剔。”
“但？”方建国看着她。
顾念放下图表。“但他们在追溯的时候，只追溯了‘使用效率’。没有追溯‘被缩减掉的那部分空间，原来被谁、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使用’。那百分之三十的中庭面积，白天是老年人坐着发呆的地方，傍晚是小孩跑动的地方，晚上是情侣靠着栏杆聊天的地方。这些‘使用’，不产生消费数据。所以不在他们的追溯范围里。”
方建国把那份申请书拿过来，从头到尾翻了一遍。翻到最后一页，上面印着申请单位的公章和负责人的签名。
“这个项目，你们觉得呢？”他问。
表决的时候，五个人分成了两派。苏晓和陈重投反对。顾念和梁文远投赞成——不是因为认同项目，是因为他们认为“方法本身不应该被价值观审查”。“如果我们用价值观筛选项目，基金就变成了我们几个人的审美俱乐部。”梁文远说。
四票，两两平。
所有人的目光落在方建国身上。
方建国没有立刻说话。他把那份申请书又翻了一遍。翻到某一页的时候，他停住了。那一页是万象城中庭的照片，拍的是一个工作日的下午三点。照片里，一个老人坐在中庭的长椅上，膝盖上放着一个塑料袋，袋子里是一捆芹菜。老人正在剥芹菜的叶子，一片一片地剥，剥下来的叶子放在椅子旁边的地上，整整齐齐地码成一排。
照片的图注写着：“使用者行为数据采集样本#47：下午三点至四点，该使用者在中庭停留六十二分钟。期间无任何消费行为。”
方建国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
然后他开口了。
“这个人，我在工地上见过。”
所有人看着他。
“去年十一月。我在地下一层验钢筋。他从地面上走下来，迷路了。我把他带到电梯口。他跟我说了声谢谢。手里拎着一捆芹菜。”
方建国把照片放下来。
“他的芹菜叶子，剥了六十二分钟。你们追溯了他的停留时长、他的位置坐标、他的消费行为。你们没有追溯他为什么剥芹菜叶子。也许他在等什么人。也许他家里太热，这里凉快。也许他只是想在一个有人经过但不打扰他的地方，做一件不需要动脑子的事。”
他把申请书合上。
“方法可以教人选什么。但不能教人选什么。选什么，是你自己是谁。”
他拿起笔，在评审意见栏里写了很长的一段话。写完之后，他把笔放下。
“我投反对。”
会议室里没有人说话。
然后方建国做了一件事。他没有把项目B直接否决。他写了一个附加条款：“基金同意资助该项目，但资助用途限定为：用你们的方法，去追溯你们排除掉的那部分空间——那些不产生消费数据的使用行为。追溯完成之前，首期拨款冻结。”
他把附加条款念了一遍。
顾念第一个点头。“这个方法好。不是用价值观否决项目，是用方法倒逼他们看见自己选择不看的东西。”
梁文远也点头。“我改投赞成这个附加条款。”
全票通过。
评审会结束后，方建国把那张万象城老人的照片复印了一份，放进自己的包里。林一后来在实验室的墙上看到这张复印件时，旁边已经贴了方建国手写的一行字：“这个人，我在工地上见过。他拎着芹菜。”
方建国给这张照片做的追溯卡只有一句话：“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剥芹菜叶子。但我知道，那个中庭是他唯一可以剥的地方。”
这个附加条款后来被称为“方建国条款”：任何使用方建国基金资助的项目，必须同时追溯“被设计排除掉的可能性”——那些没有被选择的路，那些没有被看见的人，那些没有被记录的使用。
方建国在评审总结会上说了一句话：“我画了二十年线。我画的线，最后变成了墙。但墙不只是围合。墙也是排除。每一次画线，都是一次选择——让什么进来，让什么留在外面。以前我画线的时候，没想过外面的东西。现在我要让外面的人，也被看见。”
六月底，方建国条款第一次发挥作用的消息传回实验室。
深圳那家商业地产公司按照附加条款的要求，回去追溯了万象城中庭“被缩减掉”的使用行为。他们用了一个月时间，在中庭架设了更细颗粒度的观测设备，不是只记录消费行为，是记录所有人的停留——老年人发呆，小孩跑动，情侣靠着栏杆，外卖员坐在台阶上吃盒饭，那个剥芹菜的六十二分钟。
追溯报告交上来的时候，项目的负责人附了一封信。信里说，他们在看这些数据的时候，发现了一个之前完全忽略的事实：那个不产生任何消费的中庭，是万象城周边三公里范围内，唯一一个可以免费坐下来、没有人来驱赶、不会被保安盯着看的室内公共空间。那些老人、小孩、外卖员、剥芹菜的人——他们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信的最后一句是：“我们撤回了原方案。不缩减了。那个中庭，留着。”
方建国把这封信打印出来，贴在实验室的墙上。在“是墙”和“是墙。也是门”之后，他又加了一行字：
“也是椅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