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底，林一决定去见孟昭元。
没有人安排这次见面。陆维明不知道，周总工不知道。林一只是查了北方院的地址，买了去北京的机票，在起飞前给孟昭元的办公室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是孟昭元本人。
“我是林一。”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我知道你是谁。”
“我想见您。不是采访，不是辩论。就是想跟您聊聊。”
又沉默了两秒。“什么时候？”
“明天下午。我已经买了机票。”
孟昭元在电话那头短促地笑了一声。“老陆教出来的。行。明天下午三点，我在办公室。”
北方院在北京二环内一栋老办公楼里，楼龄比林一的年龄乘以三还大。电梯是那种需要手动拉门的铁栅栏式，楼层显示是一个半圆形的指针表盘，指针跳到“5”的时候抖了一下，像老年人上台阶时的膝盖。
孟昭元的办公室在走廊尽头。门开着，他坐在一张堆满图纸的桌子后面，正在用铅笔修改一张施工图。林一敲门的时候他没有抬头，只是用铅笔尾巴指了一下对面的椅子。
林一坐下。办公室不大，墙上没有挂任何奖状或证书，只挂着一张照片——一栋小型的社区图书馆，红砖墙，坡屋顶，入口处有一棵槐树。照片是冬天拍的，槐树的叶子落光了，枝干像一些黑色的血管伸向天空。
孟昭元放下铅笔，摘下老花镜。他比林一想象中要老，头发全白了，但眉毛还是黑的，浓密地支棱着，像两笔没画完的墨。他看人的时候，目光不闪。
“你来看什么？”
“看您。”
“看我什么？”
林一没有准备答案。他只是在来的飞机上，把陆维明告诉他的那段往事——1985年的竞赛、孟昭元未建成的方案、那个评委说的话——反复想了很多遍。
“陆老师说，您这辈子都在和‘不知道答案’相处。”
孟昭元靠在椅背上。椅子发出一声干涩的吱呀。
“老陆跟你说的？”
“嗯。”
“他还说了什么？”
“说您给他写过一封信。信里说，您每天晚上都在想那个没有建成的方案。不是后悔。是还在想——如果建了，那个您不知道答案的问题，会不会有答案。”
孟昭元沉默了很长时间。窗外的北京是一月份典型的灰色天空，像一块没烧透的煤。远处有鸽哨声，忽远忽近。
“那封信，我写过。”他终于开口，“但有一件事，我没告诉他。”
“什么？”
“那个方案，我后来自己偷偷改过。改了七年。每年冬天，我把图纸拿出来，改一遍。不是想让它更‘安全’，是想让它更‘对’。但我始终找不到那个‘对’。七年之后，我把图纸烧了。”
“为什么烧？”
“因为我发现，我不是在找答案。我是在害怕——害怕那个我不知道答案的问题，永远不会有答案。”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鸽哨声又近了。
“你用AI做设计。AI给你一百个选项，你选一个。你选的依据是什么？”
林一想了想。“我看到的，我记住的，我在乎的。”
“AI在乎吗？”
“不。”
“那你为什么要让它替你生成那一百个选项？你为什么不能自己想出那一百个选项？”
林一沉默了。
孟昭元转过身。“我不是反对AI。我是反对用AI绕过‘不知道’的那个过程。你坐在公园里看老人上台阶，看了一个星期，然后你设计了一个十七厘米的台阶。那一个星期，就是你和‘不知道’相处的过程。你不知道多高合适，你去看了，你找到了。这个过程，AI不能替你做。但你现在用AI的方式，是让它替你做了太多‘看之前’的工作——它给你一百个台阶的高度，你选。你选了，但你不知道为什么另外九十九个不对。”
“陆老师跟我说过类似的话。”林一说，“他说，AI能帮你做翻译，但不能帮你决定翻译什么。意义是你自己的。”
“老陆教了你很多。”
“是。”
“但有一件事他没教你。”
“什么？”
孟昭元重新坐下来，把铅笔拿起来，在一张空白图纸上画了一条线。不是建筑上的线，是一条随意的、微微弯曲的线，像一条河的走向。
“1985年那个方案，是一座桥。”他说，“不是走车的桥，是走人的桥。桥的一头是居民区，另一头是一个公园。我设计的不是桥本身，是桥上的栏杆。我把栏杆做得很矮，矮到人可以坐在上面。评审问我，你不怕有人掉下去吗？我说，坐在栏杆上的人，自己会小心。评审说，如果有人不小心呢？我说，那这座桥会教会他小心。”
他把铅笔放下。
“后来我出了那次结构事故。不是桥，是另一栋楼。一根梁的配筋算错了。没有人受伤，但楼被拆了。我吊销资格两年。那两年里，我反复想那个桥的方案。我终于明白评审为什么反对——不是因为栏杆矮，是因为我在替所有过桥的人做选择。我选择了让他们可以坐在栏杆上，就意味着我选择了让他们承担掉下去的风险。我没有问过他们愿不愿意。”
他看着林一。
“你现在设计的东西，问过他们吗？”
林一没有回答。
孟昭元把那张画了一条线的图纸推过来。“送给你。不是答案。是一条线。你以后会知道它通向哪里。”
林一接过图纸。那条铅笔线在纸上微微弯曲，起点和终点都隐没在纸的边缘之外。
“您当年那封信，”林一说，“陆老师一直留着吗？”
“他留着。”孟昭元的语气忽然变轻了，“他给我回过信。信里只有一句话——‘桥还在。栏杆还在。等有一天，有人会坐在上面。’”
林一握着图纸的手微微收紧。
“那个坐在上面的人，来了吗？”
孟昭元看着他。“你说呢。”
从北方院出来，北京的天已经暗了。林一走在二环的街上，手里攥着那张画了一条线的图纸。风很大，把图纸吹得哗哗响。他用身体挡住风，把图纸折好，放进书包夹层里。那个夹层里已经有了父亲的信，苏晓的便签，望江广场老人的感谢信，方建国的笔记本。
他给陆维明发了一条消息：“我见过孟昭元了。”
陆维明回复：“他给你看了什么？”
“一条线。”
“那是他画了一辈子的线。好好留着。”
林一站在北京的街头，看着车流在暮色里拉成一条条光带。他忽然理解了孟昭元烧掉图纸时的心情——不是因为放弃了答案，是因为接受了答案可能永远不会来。但仍然画那条线。画了一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