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两天，音协上下毫无保留，为他详细介绍各类行业资源。
工作人员带他参观了音协的史料馆。那是一栋单独的小楼，里面珍藏着历代音乐人的手稿、曲谱、书信和照片。林砚走进去，像走进了一座圣殿。玻璃展柜里，摆着冼星海《黄河大合唱》的手稿，泛黄的纸页上，铅笔字迹密密麻麻，涂改的痕迹清晰可见。他趴在玻璃上看了很久，心里想：原来大音乐家写歌也涂涂改改，跟他一样。
工作人员又带他看了聂耳、贺绿汀、李叔同的手稿和遗物。每一件展品旁边都有详细的说明文字，林砚一条一条地读，读得很慢，像在跟那些已经远去的音乐人对话。他在一间展室里站了很久，面前是冼星海用过的钢笔，笔尖已经磨损了，笔杆上有几道划痕。他想，这支笔写出过《黄河大合唱》，写出过那些在烽火岁月里鼓舞了无数人的旋律。而他的笔，写出的是《碎银几两》，是《故湘·风》，是那些在平淡日子里陪伴了无数普通人的歌。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歌，但那种“有话要说”的心情，是一样的。
工作人员还为他介绍了音协旗下的各类项目——国家级民间音乐采风项目、主流舞台创作邀约、资深词曲作家交流圈子，甚至将重点音乐创作课题的参与资格悉数告知。一位负责项目统筹的老师跟他说：“林老师，你在民间采风方面经验丰富，我们明年有一个少数民族音乐保护的项目，想邀请你参与。”林砚连忙点头：“我愿意去，什么时候出发都行。”
林砚站在摆满乐谱、奖杯的展馆里，看着身边志同道合的音乐人，听着大家对音乐的赤诚探讨，心底涌上一股久违的踏实感。
漂泊市井数十年，唱尽孤独与坚守，他终于不再是孤身一人。那些年在红玫瑰歌舞厅杂物间里独自写歌的夜晚，那些年在出租屋里对着墙壁弹琴的黄昏，那些年在江边的石阶上一个人发呆的午后——所有那些孤独的时刻，都在这一刻被抚平了。
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音乐组织。这份归属感，比任何名气都让他动容。
办理完所有入会手续，已经是第二天的下午。
工作人员送他到大楼门口，握着他的手说：“林老师，以后常联系，音协就是你的家。”林砚点了点头，把那句话记在了心里。
没做太多停留，林砚坐当天的高铁回沙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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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关将至，长沙的街头巷尾都裹着年味。
湘江边的路灯杆上挂起了红灯笼，一串一串的，像熟透的柿子，在寒风里轻轻晃荡。五一广场的巨型广告牌换上了新春祝福，金底红字，烫金的“福”字在冬日的阳光下闪着光。步行街两侧的店铺门口贴起了春联，卖年货的摊位一个挨一个，炒货、腊味、糖果、对联、福字，红彤彤的一片，把整条街染成了喜庆的颜色。
老城区的小巷子里，家家户户的窗台上晾出了腊肉、腊鱼、腊肠，在风里晃来晃去，油亮亮的，散发着柏树枝熏过的特殊香气。老人们搬出小马扎坐在巷口，一边晒太阳一边择菜，嘴里念叨着“今年年货备齐了没”“儿子几时回来”。孩子们在巷子里追逐打闹，手里拿着摔炮，啪——啪——，冷不丁炸响一声，吓得路过的行人一哆嗦，孩子们便哄笑着跑远了。
砚声小酒馆的门口，张桂兰也贴了一副春联。上联是“砚中磨出千般韵”，下联是“声里唱出万户春”，横批“听真歌”。对联是老陈写的，字迹工整端正，贴在木门两侧，被风吹得微微翘起一角，张桂兰用透明胶又粘了一遍，嘴里嘟囔着“这风也太大了”。
林砚站在小酒馆门口，看着那副对联，看了好一会儿。
“兰姐，这副对联写得真好。”他说。
“老陈写的，能不好吗？”张桂兰从吧台后面探出头，手里拿着一块抹布，正在擦桌子，“人家可是教了一辈子语文的老师，写个对联还不是小菜一碟。”
林砚笑了笑。
年底的全省文艺界交流会议，在省文旅大厦的会议厅如期举行。
省文旅大厦坐落在湘江边上，是一栋灰白色调的现代建筑，线条简洁硬朗，跟老城区的烟火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会议厅在十二楼，落地窗外是宽阔的江面，冬日的阳光透过玻璃洒进来，把整间会议室照得通透明亮。
到场的皆是省内文艺界的大咖、知名创作者、院团负责人，还有各级宣传、文旅部门的领导。林砚扫了一眼席卡上的名字，有些他听说过，有些没听说过，但每一个名字后面都站着一个人，或头发花白，或精神矍铄，或西装革履，或穿着朴素的中山装。他们三三两两地坐着，有的在低声交谈，有的在翻阅会议材料，有的在闭目养神。
场面庄重而隆重。
林砚坐在靠后排的位置，穿着一件深灰色的棉麻外套，没有打领带，衬衫最上面的扣子解开着。他在这群人里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不是因为他穿得不够正式，是因为他身上没有那种“体制内”的气息。他像一个误入会议厅的局外人，安静地坐在角落里，认真聆听会议发言，不张扬，不抢镜，只是安静地做个参与者。
主席台上，各级领导依次发言，总结年度文艺成果，部署来年本土文化推广工作，介绍新春文艺节目的筹备情况。发言稿写得四平八稳，措辞严谨，林砚听着，偶尔在笔记本上记几笔——不是记那些官方话语，是记一些突然冒出来的旋律或歌词片段，怕自己忘了。
老周坐在他旁边。老人家今天特意穿了一件深蓝色的夹克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看起来比平时精神了不少。他坐得很端正，双手放在膝盖上，听得很认真，偶尔侧过头跟林砚低声说一句“这个人说得对”或“这个人说的有道理”。
林砚注意到，老周的手在微微发抖。不是因为紧张，是因为激动。他跟着老周这么多年，知道老人家对“官方认可”这四个字有多在意。老周那一辈的音乐人，最大的愿望就是“被组织看见”。现在，他的音乐知己被看见了，他比自己被看见还高兴。
会议临近尾声，众人陆续起身准备离场。椅子挪动的声音、文件装进公文包的声音、低声道别的声音混在一起，会议厅里一下子嘈杂起来。林砚也跟着收拾桌上的资料，把那本记满了乱七八糟笔记的笔记本塞进帆布包里，打算和老周一同回小酒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