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贺龙体育馆那场万人的演唱会，过去整整一周了。
热度像潮水，来的时候汹涌澎湃，退的时候悄无声息。林砚的生活又回到了从前的节奏——清晨去江边散步，午后在出租屋里写歌，傍晚偶尔去砚声小酒馆坐坐。只是走在巷子里时，认出他的人多了一些，有人会停下来喊一声“林老师”，有人会举起手机远远地拍一张，但没有人围堵，没有人尖叫，一切还算安静。
他喜欢这种安静。
这天午后，阳光透过老式居民楼的窗棂洒进屋里，在书桌上铺了一层金色的光。林砚坐在桌前，低头改一首新写的歌，铅笔在稿纸上沙沙地响。窗外的巷子里，几个小孩在追逐打闹，笑声清脆，被风送进来，混着远处谁家厨房里飘出的辣椒炒肉的香气。
手机响了。是王胖打来的。
“林哥，你快来小酒馆一趟！”王胖的声音有些激动，像是憋着什么大事。
“怎么了？”
“你来就知道了！好事！天大的好事！”王胖说完就挂了，连个线索都没留。
林砚放下铅笔，换了件外套，出了门。他走得不快，心里琢磨着王胖说的“天大的好事”能是什么事。谭麟的演唱会已经过去了，该来的热度都来了，该退的也退了，还能有什么好事？
推开砚声小酒馆的木门，他一眼就看到了桌上的东西。
木桌上，静静躺着一个大号信封。信封是白色的，纸质很厚，右上角印着一个红色的徽章。林砚走过去，拿起来，看到信封上写着他的名字——“林砚先生收”。落款处，是一行烫金的字：中国音乐家协会。
他的心猛地跳了一下。
张桂兰从吧台后面探出头，笑眯眯地看着他，那笑容里有种“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的得意。王胖站在旁边，搓着手，急得不行：“林哥，你快打开看看！别光拿着发愣啊！”
林砚坐下来，小心翼翼地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邀请函，纸面挺括，质地考究，抬头是烫金的“邀请函”三个字，下方是工整的楷体字：
“尊敬的林砚先生：鉴于您在音乐创作领域的突出成就和对民间音乐的深入挖掘，经本会主席团研究决定，特邀请您加入中国音乐家协会。随函附寄入会登记表一份，敬请填写后寄回。期待您成为音协大家庭的一员。”
落款处，盖着一枚鲜红的印章——中国音乐家协会。印章很大，红色的印泥饱满厚重，压在纸上，像一枚沉甸甸的勋章。
林砚拿着那张邀请函，指尖微微发烫。
他想起很多年前，他还在红玫瑰歌舞厅的杂物间里写歌的时候，有一回在旧书摊上看到一本《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名录》。他翻了翻，里面全是名字，一个都不认识。他把那本书放回书摊，心里想过一个念头：这些人，大概就是“音乐家”了吧。他那时候连“音乐人”都算不上，只是一个在歌舞厅打杂的、偶尔能上台唱两首歌的乡下小子。
现在，这枚鲜红的印章，盖在了他的名字旁边。
音协对他而言，从来不是虚名的象征。那是无数音乐人的精神归属，是对草根创作者最郑重的认可。不是因为他红了，不是因为他上了谭麟的演唱会，不是因为那首歌火了——是因为他的歌“扎根民间、唱尽人心”，是因为他写了那些从泥土里长出来的旋律，是因为他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坚持了太久太久。
从早年被打压、无人认可，到如今被国家级音乐组织主动邀约。这条路，他走了十几年。
他没有犹豫。当天下午，他就填好了入会登记表，每一个字都写得很认真，比写歌词还认真。填完之后，他把表格装进信封，封好口，亲自走到巷口的邮政快递点。
EMS第二天就送到音协，而那边工作人员收到申请表后迅速电话联系和林砚确定的相关信息。
音协的正式入会手续需要本人到京办理。
林砚简单收拾了几件换洗衣物，把那块彩虹石揣进口袋，背着一只旧帆布包，坐上了北上的高铁。窗外的风景从南方的小桥流水变成北方的辽阔平原。他靠着车窗，看着那些飞速后退的村庄、田地和城市，心里很平静，没有激动，没有紧张，只有一种“该来的终于来了”的笃定。
抵达北京那天，正是深冬。北方的冷跟南方的冷不一样，南方的冷是湿的，往骨头缝里钻；北方的冷是干的，像刀片刮在脸上。林砚裹紧了外套，走出北京西站，广场上人潮汹涌，风很大，吹得他的头发乱成一团。他掏出手机，看到音协工作人员发来的地址，叫了一辆出租车。
中国音乐家协会总部，坐落在京城一条安静的街道上。大楼不高，灰白色的外立面，没有华丽的装饰，门口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中国音乐家协会”几个字，字体庄重而朴素。楼前有几棵银杏树，叶子落尽了，光秃秃的枝丫伸向灰蒙蒙的天空。
林砚站在门口，抬头看了看那块石碑，深吸一口气，推门走了进去。
场面远比他预想的还要隆重。
大楼前，音协的工作人员早早等候，脸上满是热忱的笑意。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同志迎上来，伸出手，语气亲切得像在招呼远道而来的亲戚：“林砚同志，欢迎欢迎，一路辛苦了吧？快请进，外面冷。”
步入大厅，林砚愣住了。
大厅里，一众音协领导、业内资深音乐人早已等候在此。他们有的白发苍苍，有的精神矍铄，有的穿着中山装，有的穿着朴素的夹克。见他走来，纷纷起身鼓掌。掌声真诚又热烈，没有那种官方的、敷衍的味道，而是发自内心的、对一位音乐人的尊重和欢迎。
林砚有些不知所措，下意识地弯了弯腰，朝大家鞠了一躬。
音协主席快步走上前来。他六十多岁，头发花白，戴着一副黑框眼镜，面容和善，穿着一件深蓝色的中山装，胸前别着一枚红色的音协会徽。他紧紧握住林砚的手，握得很用力，像握着一个失散多年的老朋友。
“林砚同志，欢迎加入音协这个大家庭！”他的声音洪亮，语气满是赞许，“你的歌扎根民间、唱尽人心。无论是《故湘·风》的故土情深，还是《碎银几两》的市井烟火，都写透了音乐的本真。我们盼你加入很久了。”
林砚握着那双温暖的手，喉头有些发紧。他想说点什么感谢的话，但发现嗓子眼堵得慌，最后只憋出了一句：“谢谢主席，谢谢大家。”
主席笑了，拍了拍他的肩膀，拉着他在大厅的沙发上坐下。其他人也围拢过来，七嘴八舌地说着话，有人夸他的《画皮》写得好，有人说他采风的经历很感人，有人问他最近在写什么新作品。林砚一一回答，起初还有些拘谨，慢慢地就放松了。他发现这些人没有他想象中那种“权威圈层的疏离感”，他们聊起音乐来，眼睛里亮着的光，跟老周、跟王胖、跟他在砚声小酒馆里见到的那些音乐人，一模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