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风卷着枯叶，掠过“望月巷”的青砖灰瓦，发出沙沙的声响，像老房子在低声说着什么。
林砚站在巷口，手里攥着一纸搬迁通知，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斑驳的墙皮。
这面墙他太熟悉了——墙角刻着自己的名字，是刚搬来那年用钥匙尖一笔一划刻下的，“林”字的最后一笔歪歪扭扭，像一棵刚种下去还没站稳的小树苗。
墙面上还有他用粉笔写过的半句歌词，被雨水冲刷得只剩模糊的痕迹，像褪色的记忆。还有那些深夜醉酒的客人靠着这面墙说的胡话，有哭有笑，有骂娘有叹息，他都听过。
如今，这面墙要被挖掘机的铁臂铲去了。
墙上那个红色的“拆”字，用石灰水刷上去的，笔画粗粝，像一道狰狞的伤疤，圈在一个大大的圆圈里，宣判着这条巷子的死刑。
三个月前，这个字出现在墙上的时候，巷子里的街坊们还围在一起议论纷纷。
“拆？拆了咱们住哪去？”李婶当时急得直跺脚。
“政府会给安置房的，别急。”老陈倒是镇定，翻着报纸上的政策解读，一条一条念给大家听。
“安置房在哪儿？听说是郊区，离孩子学校远着呢！”
张桂兰和王胖正忙着找新铺面，焦头烂额。
议论归议论，该来的终究会来。
林砚到了房东通知搬家的最后一天，林砚反而平静了。
他一大早就起了床，烧了壶水，给自己泡了杯茶，坐在门槛上，静静地看着这条住了三年的巷子。
“小林，别瞅了，拆了好，换个亮堂的地儿。”
张桂兰拎着他的帆布包，从身后走来，声音故作爽朗，眼角却带着红。
林砚转过头，看到张桂兰头发用夹子别得整整齐齐，像是特意收拾过。
她手里那个帆布包，还是去年林砚生日时她送的，说“年轻人出门得有个像样的包”，林砚一直没舍得用，今天搬家才拿出来。
“兰姐，你怎么比我还早？”
“睡不着。”张桂兰把包递给他，在门槛上挨着他坐下，“昨晚翻来覆去地想，这巷子里的事一桩桩往脑子里冒。你还记得你刚来那天不？像个逃难的，脸白得跟纸似的。”
林砚笑了：“记得。您那时候歌舞厅找杂工，抬头看了我一眼，说了一大堆话，我生怕你不要我呢”
“哈哈。”张桂兰也笑了，笑着笑着，眼圈就红了，“那时候看你瘦得跟竹竿似的，我就想，这娃肯定能吃苦，是个踏实的人。”
“话说我那时刚学吉他，在杂物间乱弹，您那时候没嫌我吵？”
“嫌啥？我听着还挺好听的。”张桂兰擦了擦眼角，“有一回，你没回去住，在后台杂物间弹到凌晨两三点，我实在睡不着，就起来煮了碗面端过去。你开门的时候眼眶红红的，我问你咋了，你说‘写不出来，急的’。我说‘写不出来就睡觉，饿着肚子更写不出来’。你把那碗面吃得连汤都不剩，然后第二天就跟我说，歌写出来了。”
林砚记得那碗面。那是他在望月巷最难熬的一段日子，刚被资本打压，歌曲下架，网上全是骂声，他躲在杂物间里，整整一个星期没出门。
是张桂兰那碗热汤面，像一团火温暖着他。
“张阿姨，那碗面，我记一辈子。”
“这一碗面有啥好记的。”张桂兰别过脸去，不让他看到自己的眼泪。
巷子里渐渐热闹起来。
搬家的人陆陆续续出来了，有的扛着编织袋，有的推着三轮车，有的开着面包车，大家忙忙碌碌，却都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有不舍，有迷茫，也有对新生活的期待。
卖早点的李婶推着她的早餐车，从巷子那头走过来。车上还冒着热气，蒸笼里是刚出锅的糯米糕，白生生的，散发着米香。
“小林！还没走呢？”李婶扯着嗓子喊。
“李婶，您这都最后一天了还出摊啊？”
“出！为啥不出？”李婶把车停在林砚跟前，掀开蒸笼，捡了一屉糯米糕递过来，“人总要吃饭嘛，再说了，好些街坊今天搬家，饿着肚子哪有力气搬？来，这糕你爱吃，带着路上吃。”
林砚接过糯米糕，还烫手，热气扑在脸上，带着米香和枣香。他咬了一口，软糯香甜，是李婶做了十几年的老味道。
“李婶，您搬去哪儿？”
“城东，我儿子那边。”李婶叹了口气，“离这儿可不近，以后你们想吃我的糕，得坐一个小时公交车。”
“那我以后专门坐车去吃。”
“得了吧，你忙着写歌，哪有空。”李婶笑着拍了拍他的手，“等你哪天红了，开演唱会，我去后台给你送糕，让那些大明星也尝尝我的手艺。”
“那就这么说定了。”
“说定了！”李婶的声音有些哽咽，但她还是笑着，“小林，你是个好娃，心善，有才，以后肯定能成事。别管那些网上胡说八道的，咱老百姓心里有杆秤，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好歌。”
林砚鼻子一酸，把最后一口糯米糕咽下去，使劲点了点头。
正说着，退休教师老陈拎着个布袋子，从巷子深处慢慢走过来。老陈今年六十七了，头发全白了，但腰板挺得笔直，走路带着一股子教书先生的气度。
“林砚，还没走啊？正好正好。”老陈把布袋递过来，“给你装好了，你之前落在我那的几本歌词本，还有你送我的那支钢笔，都在里面了。”
林砚接过布袋，打开一看，几本歌词本整整齐齐地码着，每本的封面上都贴着标签，写着日期和歌名，是老陈帮他整理的。
那支钢笔是林砚去年教师节送老陈的礼物，老陈当时说什么都不肯收，说“我一个退休老头用不着这么好的笔”，林砚说“您帮我改了那么多错别字，教我那么多文化知识，这支笔您要是不收，我心里过意不去”，老陈这才收下。
“陈老师，您还专门给我送过来。”
“我怕你忘了。”老陈推了推眼镜，“你那些歌词本可是宝贝，丢了就可惜了。我帮你按时间顺序排好了，最早的那本是你刚来望月巷写的，字写得跟鸡爬似的，好多地方我都帮你改了错别字，你看最后一页，我给你写了批注。”
林砚翻到最后一页，上面是老陈工工整整的小楷，写着几行字：
“音乐之道，在心不在技。你有赤子之心，当有传世之作。他日功成名就，勿忘今日之苦，勿忘巷中之人。——陈志远，己丑年秋。”
林砚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陈老师，您这……”
“写都写了，别矫情。”老陈摆了摆手，语气淡淡的，但声音有些发颤，“我就是想告诉你，你的歌，我听了一首不落。写得好不好，我心里有数。你那些写打工人的、写老百姓的，都写到人心坎里去了。继续写，别停。”
“陈老师，我记住了。”
老陈点了点头，转身要走，走了两步又回头：“对了，你那个错别字的毛病还是得改，‘狼狈’的‘狈’不是‘贝’，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林砚破涕为笑：“我记住了，下次一定改。”
“每次都这么说。”老陈嘟囔着，背着手慢慢走了。
林砚看着老陈佝偻的背影消失在巷口，心里翻涌着说不清的滋味。
工地大哥赵铁柱也来了。他穿着那件永远洗不干净的工装，手里拎着一瓶自家泡的米酒，瓶子是用可乐瓶改的，里面泡着枸杞和大枣，酒液金黄透亮。
“林老弟，这个给你。”赵铁柱把酒瓶往林砚手里一塞，“我自己泡的，用了三年的米酒，大枣是我老家寄来的，补气血，你写歌熬夜伤身子，喝这个好。”
“赵哥，太客气了。”
“客气啥？又不是啥好东西。”赵铁柱咧嘴笑了，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我也不会说话，反正就是……你那个歌，《碎银几两》，我听了不下三百遍。”
“三百遍？”
“真的，我在工地上听，干活的时候循环放，工友们都爱听。有一回工头说‘关了吧，听腻了’，我说‘不行，这是我兄弟唱的，就得放’。”赵铁柱嘿嘿笑着，挠了挠头，“后来工头也听进去了，还问我‘这谁唱的，有点东西啊’。”
林砚被他说得又感动又想笑。
“赵哥，你们在工地上那么累，还听我的歌……”
“累才要听啊！”赵铁柱认真起来，“你那歌词写得好，‘碎银几两，压弯了脊梁，但压不弯的是咱的梦想’，每次听到这句，我就觉得，我还能再搬几车砖。”
林砚握着那瓶米酒，觉得沉甸甸的，不是因为酒，而是因为这里面的情谊。
“赵哥，你搬去哪儿了？”
“城北，那边有个新工地，我跟着工头过去。”赵铁柱说，“也不是很远，虽然活多，钱也多。”
“好，保重。”
赵铁柱拍了拍他的肩膀，那力道大得林砚差点没站稳，然后大笑着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