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鸡还没叫，林砚就被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吵醒了。他推开木门，看到阿榜香已经在灶房里生火做饭了，炊烟从烟囱里钻出来，混着晨雾，整个寨子都笼罩在一层薄纱里。
“小林，起来了？来吃饭。”阿榜香端出一碗热气腾腾的油茶。
林砚接过来喝了一口，又咸又香，里面还有炒米和花生，味道很特别。
“阿榜香姐，金林哥呢？”
“去田里了，这两天要插秧，赶季节呢。”阿榜香一边收拾碗筷一边说，“你今天要是没事，也去帮忙？多个人手快一点。”
“行！”
林砚吃完油茶，换上胶鞋，跟着阿榜香往田里走。田埂上长满了杂草，露水打湿了裤腿，泥巴路很滑，他差点摔了两跤。阿榜香在前面走得稳稳当当，一边走一边哼着歌，调子婉转，像山泉水流过石头。
“阿榜香姐，你唱的是什么？”
“古歌，苗家的古歌，讲的是我们祖先从东方迁徙过来的故事。”阿榜香停下来，指着远处的山，“听老人说，我们的祖先原来住在东方的大平原上，后来被赶出来了，一路往西走，翻了多少山，过了多少河，才到了这里。”
“唱给我听听？”
阿榜香有些不好意思：“我唱得不好，要寨子里的老人唱才好听。他们能唱三天三夜，从开天辟地一直唱到苗家立寨。”
“三天三夜？”
“嗯，我们苗家没有文字，所有的历史都在这歌里。”阿榜香说这话时，语气很平淡，但林砚听出了那种深沉的骄傲。
到了田里，杨金林已经卷起裤腿在插秧了，泥巴没过小腿，弯着腰，一手拿着秧苗，一手往泥里插，动作又快又准。
“来了？下来！”杨金林冲他喊。
林砚脱了鞋，把裤腿卷到膝盖以上，试探着踩进田里。
泥巴冰凉，脚一踩就陷进去，拔出来都费劲，他走两步就歪歪扭扭的，惹得杨金林和阿榜香哈哈大笑。
“城里人，没见过泥巴吧？”杨金林笑着说。
“我也是农村的，但我们那多平原，没见过这样的泥巴。”林砚站稳了，学着杨金林的样子，拿起一把秧苗，弯下腰开始插。
秧苗在他手里根本不听话，插深了看不见苗头，插浅了又倒，好不容易插好一排，歪歪扭扭像蛇爬。
“不对不对，”杨金林走过来，手把手教他，“拇指、食指、中指捏住秧苗根部，轻轻往泥里一按，不要太深，也不要太浅，力度要均匀，间距要差不多。来，再试一次。”
林砚试了十几次，终于勉强能插稳了，虽然还是歪歪扭扭，但至少不倒。他直起腰，擦了把汗，发现后背全湿了。
“干农活不容易吧？”杨金林递给他一碗水。
“不容易。”林砚大口喝水，这两年在沙市也没做过太多重体力活，锤了锤腰接着应声道“比唱歌难多了。”
“唱歌难，干活也难，活着本来就难。”杨金林看着远处的山，忽然说了一句很有哲理的话，“但再难，也得往下过，是不是？”
林砚点点头，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
中午在田埂上吃饭，阿榜香带来的糯米饭和酸菜，几个人就坐在田埂上，脚上还沾着泥巴，端着碗大口大口地吃。林砚从来没觉得糯米饭这么香过。
“阿榜香姐，金林哥出去打工的时候，你一个人在家，难不难？”林砚边吃边问。
阿榜香沉默了一会儿，放下碗，看着远处的梯田：“怎么说呢，习惯了。”
“习惯？”
“一开始很难，晚上睡不着，听到外面的风声都以为是金林回来了。后来慢慢就习惯了，该干活干活，该带孩子带孩子。”阿榜香的声音很轻，“就是有时候，看到别人家两口子一起干活，心里会酸一下。不过也没什么，他出去挣钱也是为了这个家。”
“你不想他？”
“想啊，咋不想？”阿榜香笑了笑，笑容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苦涩，“但想了有什么用？他又回不来。我就唱歌，唱古歌，唱着唱着，就不想了。”
林砚放下碗，拿出笔记本：“阿榜香姐，你能把那些古歌哼给我听吗？”
阿榜香看了看他，又看了看杨金林，杨金林点了点头。阿榜香便清了清嗓子，轻声哼了起来——
那是一首关于迁徙的古歌，调子苍凉而悠远，像风从很远的地方吹来。阿榜香的声音不大，但在空旷的山谷里，每一个音符都格外清晰。
林砚闭上眼睛听着，仿佛看到了千百年前的苗家先民，扶老携幼，翻山越岭，背着仅有的家当，一路向西，向西，再向西。
歌里唱的是离别、是苦难、是失去，但骨子里却有一种不屈的东西，像山一样，压不垮，吹不倒。
阿榜香唱完之后，林砚很久没有说话。
“怎么了？”阿榜香问。
“太好听了。”林砚睁开眼睛，眼眶有些发红，“阿榜香姐，谢谢你。”
那天晚上，林砚回到木屋，把白天听到的古歌旋律写下来，又结合杨金林和阿榜香的故事，把之前写的《苗岭远》重新改了一遍。
他把苗家飞歌的高腔用在了副歌部分，让整首歌的情绪在最高处爆发，然后突然跌落，像一个人站在山巅呼喊，声音被风吹散，只留下回音。
他抱着吉他轻轻弹唱了一遍，唱到副歌时，声音哽咽了。
那块彩虹石就放在他手边，纹路在烛光下像是活了，山川、河流、烟火、人家，都在那一小块石头上。
在苗寨住了五天之后，林砚渐渐成了寨子里的一员。
每天早起帮阿榜香喂猪、打扫院子，白天跟着杨金林下地干活，晚上就围着火塘听寨子里的老人讲故事。
这天傍晚，寨子里来了一个年轻人，二十五六岁的样子，穿着时髦的夹克衫，拖着行李箱，从大巴车上下来。杨金林看到他就喊：“阿兴！你小子回来了！”
阿兴是杨金林的大儿子，苗名叫阿兴，汉名杨兴荣，在东莞一家电子厂打工，已经两年没回来了。
“爸，妈！”阿兴跑过来，跟杨金林和阿榜香抱在一起，三个人的眼眶都红了。
林砚站在一旁看着，心里也有些发酸。
晚饭时，阿兴拿出给家里人带的礼物——给阿榜香买了一件羽绒服，给杨金林买了一双皮鞋，给弟弟妹妹买了书包和文具。
一家人围坐在一起，阿榜香做了一桌子菜，杨金林开了一瓶好酒。
“阿兴，在那边怎么样？”杨金林问。
阿兴放下筷子，叹了口气：“还能怎么样？上班，下班，吃饭，睡觉。一天十二个小时，站着干活，连上厕所都要打卡。”
“工资呢？”
“一个月四千多，扣掉房租和吃饭，能剩两千多。”阿兴说，“我寄回来的钱，你收到了吧？”
“收到了收到了。”杨金林点头，“你弟弟的学费就是用的你的钱。”
林砚一直在旁边听着，这时忍不住问了一句：“阿兴，你在厂里开心吗？”
阿兴看了他一眼，苦笑了一下：“开心？大哥，我们打工的人，不说开心不开心，只说挣钱不挣钱。厂里的生活，怎么说呢，就像那个……流水线，你站在一个位置上，重复麻木做同一个动作，一天做几千遍，一个月做几万遍，一年做几十万遍。做到最后，你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那你有没有想过回来？”林砚问。
“回来？回来干什么？种地？”阿兴摇摇头，“种一年地，还不如打工两个月挣得多。我也想回来，但回来没有出路啊。”
“那～那你有什么打算？”
阿兴沉默了很久，喝了一口酒：“我想学点技术，在厂里跟一个老师傅学修机器，学会了就不用站流水线了，工资也能高一些。但学技术要时间，要有人带，我不知道能不能学成。”
“你一定行的。”杨金林拍了拍儿子的肩膀。
阿兴看着父亲，眼眶红了：“爸，我不想让你和妈再这么累了。等我学成了，挣了钱，把家里的房子翻修一下，再给你们买个大彩电。”
“房子不着急，你先把你自己顾好。”阿榜香在旁边擦眼泪。
那天晚上，林砚和阿兴坐在吊脚楼的走廊上，一人一瓶啤酒，看着满天的星星。
“林哥，你是写歌的？”阿兴问。
“嗯。”
“那你给我写一首呗，写我们这些打工人的。”阿兴说，“你不知道，我们在厂里的时候，晚上睡不着，就听歌。听那些歌，总觉得不是写给我们的，人家唱的都是什么爱情啊、梦想啊，太远了。我们想听的是那种……那种……”
“那种写你们真实生活的？”
“对！”阿兴一拍大腿，“就是真实！我们想听人话，不想听话术。”
林砚笑了：“我正在写一首，叫《苗岭远》，写的就是你们的故事。”
“真的？”阿兴眼睛一亮，“唱给我听听？”
林砚回屋拿了吉他，坐在走廊上，对着满天的星星，轻轻弹唱起来——
阿哥出门去南方，阿妹送到寨门口，
翻过一山又一山，眼泪流成一条河。
城里的灯啊亮堂堂，照不见家乡的月亮，
想家的时候唱支歌，歌声翻山越岭回苗寨。
阿兴听着听着，眼泪就下来了。
“林哥，这写的就是我。”他哽咽着说，“去年过年回来，我爸妈送到寨门口，我妈一直哭，我说妈你别哭了，我过完年就回来了。结果一走就是两年，中间想回来，舍不得路费，也请不到假。”
林砚没说话，只是继续弹着，琴声在山谷里回荡，像一声声叹息。
“林哥，你接着写，把我们这些人的苦都写进去。”阿兴擦干眼泪，“写完了，我要拿给我的工友听，让他们知道，有人懂我们。”
林砚重重地点了点头。
在苗寨待了半个月，林砚记了满满一本的手稿，录了几十段苗歌的旋律，学会了用苗语唱两句飞歌。临走那天，阿榜香给他包了一袋子腊肉和糍粑，杨金林硬塞给他两包烟。
“拿着，路上用。”杨金林说。
“金林哥，我不能要——”
“拿着！”杨金林瞪眼，“你要是不拿，就是看不起我。”
林砚只好收下，眼眶发热。
“小林，你的歌写完了，记得给我们寄一份。”阿榜香拉着他的手说。
“一定。”林砚郑重地说，“等我录好了，第一个寄给你们。”
阿兴送他到寨门口，两人握了握手。
“林哥，保重。”
“你也保重，阿兴，记住你说的话，学技术，别放弃。”
阿兴用力地点了点头。
林砚转身走了，走出很远，回头看，阿兴还站在寨门口，像一尊雕塑。
他摸了摸胸口的彩虹石，石头很暖，像被苗岭的阳光晒过，又被火塘的烟火熏过，带着这片土地的体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