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砚站在省城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背着那把已经磨出光泽的木吉他，怀里揣着攒了大半年的积蓄——两万两千多块钱，不多，但足够他走一趟漫长的路。
候车大厅里人来人往，拖着编织袋的农民工、抱着孩子的妇女、拎着公文包的商人，每个人都在奔赴各自的生活。
林砚看着这些面孔，忽然想起老周说的话：“音乐要贴着人心。”他当时不太懂什么叫“贴着人心”，现在他懂了——就是走到这些人中间去，听他们说话，看他们生活，感受他们的呼吸。
老周是特意赶到火车站来送他的。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夹克衫，手里攥着一块东西，走到林砚面前时，沉默了好一会儿，才把东西塞进他手里。
林砚低头一看，是一块石头。
不大，刚好能握在掌心，形状被岁月打磨得浑圆温润。
石头的纹路很特别，一层一层，像山川的褶皱，又像烟火的痕迹，在灯光下泛着斑斓的光泽——有青灰，有赭红，有暗金，交错缠绕，仿佛把天地间的颜色都揉进了这一小块石头里。
“老周，这是……”
“早年我去云南采风时捡的。”老周的声音有些沙哑，“那年在怒江边上的一个傈僳族村寨，跟一个老猎人住了半个月，临走时老猎人送我的。他说这石头是山神的骨头，带着它，走再远的路都不会迷路。”
林砚将石头翻来覆去地看，纹路在指尖摩挲下似乎有了温度。
“我这些年一直带着它，写歌遇到瓶颈时就摸摸它，心里就踏实了。”老周看着林砚，眼睛里有一种复杂的神色，有欣慰，有期许，也有一丝不舍，“林砚，你这次出去，不是去采风，是去扎根。带着这块石头，就像带着民间的根，走到哪，都别忘了——音乐要贴着人心。”
林砚握紧石头，重重地点了点头。
“老周，我记住了。”
“还有，”老周拍了拍他的肩膀，“别着急回来，走慢点，看仔细点。好东西都在细节里，在老百姓吃饭、干活、唠嗑的那些日常里。你听懂了这些，写出来的歌才有魂。”
“我懂了。”
老周又从兜里掏出一个信封，塞给林砚：“这是我这些年攒的一些采风笔记，里面有一些老艺人的地址和联系方式，到了地方可以去找他们。记住了，去找他们的时候别空手，带点烟酒茶叶，这是规矩。”
林砚接过信封，心里涌上一股热流。
老周这个人，嘴上从不说什么煽情的话，但所有的心意都装在这些细节里了。
“老周，等我回来，我给你写一首最好的歌。”
老周笑了，眼角皱纹堆在一起：“行，我等着。”
火车汽笛声响起，林砚背起吉他，拎起行囊，朝老周挥了挥手，转身走进检票口。
老周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人群中，喃喃自语：“这小子，像年轻时候的我，又比我强。”
火车一路向西，窗外的风景从平原变成丘陵，从丘陵变成大山。
林砚在凯里下了火车，又转乘大巴，在盘山公路上颠簸了整整一天。
大巴车上挤满了人，有背篓里装着山货去赶集的苗族大嫂，有抱着孩子回娘家的年轻媳妇，有拎着蛇皮袋外出打工的青年。
车厢里弥漫着各种气味——烟草味、汗味、还有装在塑料袋里热腾腾的糯米饭的香味。
林砚坐在最后一排，旁边是一个四十来岁的苗族汉子，皮肤黝黑，手上全是老茧，穿着一件褪色的迷彩服。
“兄弟，去哪啊？”汉子主动搭话，口音很重，但能听懂。
“去前面的苗寨，采风。”林砚说。
“采风？”汉子愣了一下，然后笑起来，“哦，就是来听歌的吧？我们这地方，歌多得很，干活唱，喝酒唱，连吵架都用唱。”
林砚被逗笑了：“真的假的？吵架也用唱？”
“那可不！”汉子来了兴致，清了清嗓子，张口就来了一段——
“你家的牛吃了我的苗，不讲道理还敢闹，今天你要不赔我，明天我找你丈母娘！”
他唱得抑扬顿挫，表情丰富，旁边的乘客全笑了。林砚也跟着笑，心里却暗暗记下了这个旋律和节奏。
“兄弟，你这唱的是什么调？”
“飞歌啊，我们苗家的飞歌。”汉子说，“高兴了唱，难过了也唱，嗓子一扯，啥事都忘了。”
林砚掏出笔记本，飞快地记下了几行简谱。
“你还真记啊？”汉子好奇地凑过来看。
“嗯，这是好东西，不能忘。”林砚认真地说。
汉子看他的眼神变了，多了一些尊重：“你这个人，跟以前来的人不一样。以前也有人来我们寨子，拿个录音机，录完就走，再也不来了。”
“我不一样，我想住下来，跟你们一起生活。”
“那你住我家！”汉子一拍大腿，“我姓杨，苗名叫金林，你叫我金林哥就行。我家就在前面的寨子，我媳妇做饭好吃，管你饱！”
“那太好了，金林哥，我不会白住的，我帮你干活。”
“干活？”杨金林上下打量他，“你会干啥？插秧会不？喂猪会不？”
“不会，但我可以学。”
杨金林哈哈大笑：“行，学！我教你！”
大巴在暮色中停在一个山坳口，杨金林带着林砚下了车，沿着一条泥巴路走了二十多分钟，眼前豁然开朗——层层叠叠的梯田从山脚一直铺到山顶，暮色中，炊烟从吊脚楼里袅袅升起，远处传来几声狗叫和孩子的嬉闹声。
苗寨到了。
杨金林家的吊脚楼在半山腰，三间木屋，下面是猪圈和鸡舍。杨金林的媳妇叫阿榜香，三十七八岁的样子，脸上带着山里女人特有的红润，手脚麻利，看到林砚时有些腼腆，但还是热情地招呼他进屋坐。
“来客人了，杀只鸡！”杨金林对媳妇说。
林砚连忙摆手：“别别别，金林哥，太破费了，我吃什么都行。”
“你这说的什么话！”杨金林瞪了他一眼，“来我家就是客人，哪有让客人吃素饭的道理？听我的！”
阿榜香笑着进厨房忙活去了，林砚只好由着他们。
晚饭很丰盛——一只炖土鸡，一盘腊肉炒蒜薹，一碗酸汤菜，还有一大盆糯米饭。杨金林从柜子里翻出一壶米酒，给林砚倒了满满一碗。
“来，第一碗敬远方的客人，喝！”
林砚端起碗，米酒入口甘甜，后劲却足，一碗下去，胃里暖烘烘的。
“金林哥，你在家种地？”林砚夹了块鸡肉，随口问道。
杨金林放下碗，叹了口气：“种地，但也种不了多久了。过完年我就要出去打工了。”
“去哪？”
“广东，东莞，我一个老乡在那边厂里做班长，给我留了个位子。”杨金林端起酒碗，喝了一大口，“家里三个娃，老大上高中了，学费一年比一年贵。光靠种这几亩地，不够。”
林砚心里一动：“你媳妇一个人在家？”
“没办法。”杨金林看了一眼厨房里忙碌的阿榜香，声音低了下来，“对不住她，但没办法。寨子里好多人家都这样，男人出去打工，女人在家带孩子种地。一年到头就过年能见一面。”
林砚没说话，只是默默地喝着酒。
“你是不知道，”杨金林的话匣子打开了，“我上次出去打工，在工地上搬砖，一天干十二个小时，晒得跟黑人一样，一个月挣三千多块钱。有一回从脚手架上掉下来，摔断了三根肋骨，老板给了两千块钱就把我打发了，连医院都没去。”
“那你后来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自己在出租屋里躺了一个月，我媳妇打电话来，我都不敢接，怕她一听到我声音就知道我出事了。”杨金林的眼圈有点红，“后来好了，又去找活干。你说我们这些人，不干能怎么办？孩子要读书，房子要修，老人要看病，哪样不要钱？”
林砚掏出笔记本，把杨金林说的话一句句记下来。杨金林看到了，愣了一下：“你还记这个？”
“记。这些都是歌。”
“歌？”杨金林苦笑，“我们这些苦命人的事，也能写成歌？”
“能。”林砚认真地说，“金林哥，你们才是最值得被写进歌里的人。”
杨金林沉默了一会儿，忽然笑了，端起酒碗：“来，再喝一碗！”
夜深了，寨子安静下来，只有虫鸣声此起彼伏。林砚躺在木屋的客房里，透过木板缝能看到天上的星星。他把那块彩虹石从口袋里拿出来，放在掌心里，石头在月光下泛着幽幽的光。
杨金林说的那些话，还在他脑子里转——摔断的肋骨，不敢接的电话，一年一次的见面。
他把石头贴在胸口，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出一段旋律，苍凉、悠远，像山风穿过松林。
他翻身坐起来，摸黑拿出笔记本，借着手机的微光，写下了几行歌词：
苗岭的山啊高又高，打工的路啊远又远，
一年到头盼归期，归期只在腊月天。
阿妹在家望山头，望断天涯不见郎，
城里高楼万丈起，哪一间是咱的房？
写完之后，他又改了几遍，总觉得还差点什么。他把彩虹石放在笔记本上，石头上的纹路在微光里像一幅山水画，他突然有了灵感，在歌词旁边写下一行小字：
“用飞歌的调，唱打工的苦。高腔起，低腔落，像山，像路，像回不去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