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份县里的工作重心从抗震救灾转回了常规轨道。该抓的经济还是要抓，该开的会还是要开，该争的利益还是要争。地震改变了很多人的情绪，但没有改变权力的运行规则。
六月初张宏达把经济调研报告的事又翻了出来。报告在四月份报给市里以后一直没有回音，张宏达让周建国去市里打听了一下，得到的反馈是报告写得不错，但市里正在集中精力抓抗震救灾，县域经济的专题暂时放一放。这个反馈等于没反馈，报告交上去就石沉大海了。
张宏达很不满意。他在办公室跟周建国发了一通火，说市里抓救灾我们也要抓，两手都要硬，不能因为救灾就把经济工作停了。周建国挨了骂没吭声，回来以后把孟凡林叫过去谈了一个小时。孟凡林出来以后脸色不太好，回到自己办公室关上门半天没出来。
秦川从赵刚那里听到了这个消息。赵刚的消息来源还是那个列席常务会做记录的科员，此人现在成了赵刚最宝贵的信息渠道。秦川对赵刚说你要少跟那个人扯闲话，传出去对你不好。赵刚说我知道分寸。
秦川判断张宏达发火不是单纯因为报告没回音，而是因为他感觉到了某种危险。抗震救灾期间省里市里都在重新审视各项工作，这种审视有时候会带来人事变动。张宏达作为县长，最怕的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被人抓住什么把柄或者被贴上"不作为"的标签。他急于推动经济工作，本质上是在向上面证明自己没有闲着。
但张宏达的急躁暴露了一个问题：他不知道上面到底在想什么。一个真正跟上面沟通顺畅的干部，不会在报告没有回音的情况下反复催促，因为他早就通过非正式渠道知道了原因和节奏。张宏达不知道，说明他在市里的关系网不够密。
六月中旬发生了一件跟秦川没有直接关系但间接影响很大的事。
副县长刘建军被市纪委约谈了。
消息传到县政府办的时候是一个下午，赵刚最先听到的，激动得差点从椅子上蹦起来，跑过来跟秦川说刘副县长被市纪委叫去谈话了，说是跟救灾物资有关。
秦川心里一紧。他想到了在民政局仓库里看到的那一幕：矿泉水少了几百箱，方便面少了几百箱，办事员说被郑怀远拉走了。如果市纪委查的是这件事，那链条上的人都脱不了干系。刘建军分管民政，郑怀远是他手下的局长，物资出了问题刘建军就算没有直接参与也负有领导责任。
但秦川很快冷静下来。他想了想，觉得事情可能没那么简单。救灾物资的问题如果市纪委直接查，应该先找民政局的当事人，而不是先找分管副县长。先找副县长说明问题的性质可能不是截留物资本身，而是更大范围内的利益输送。刘建军当了三年多副县长，分管的领域不止民政，还有交通、城建，这些领域的水比民政深得多。
果然，两天以后更详细的消息传出来了。市纪委约谈刘建军不是单纯因为救灾物资，而是有人在救灾捐款的过程中举报刘建军收受了一个建筑老板的贿赂。这个老板叫陈得才，在清源县做了几个工程，跟刘建军关系密切。据举报材料说，陈得才在地震捐款的时候以公司名义捐了二十万，但实际上这笔钱是刘建军帮他运作的，目的是让陈得才在县里的灾后重建项目中获得优先资格。
秦川听完这个消息以后没有表现出任何异常。赵刚在旁边说得眉飞色舞，秦川只是偶尔点点头。
但他脑子里在飞速运转。这个举报的时机非常微妙。救灾捐款是五月份的事，如果有人举报为什么不当时就举报，偏偏等到六月中旬？间隔了一个多月，说明举报者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在等待一个最有利于自己的时机出手。
谁会在这个时候出手？
秦川列了一个名单。有可能举报刘建军的人不超过五个：张宏达、周建国、孟凡林、郑怀远、陈得才自己。张宏达的可能性最大。他是县长，跟刘建军有矛盾，刘建军出事他是最直接的受益者。而且张宏达有渠道把举报材料递到市纪委去，他不需要自己出面，通过市里的关系转一道手就行了。
周建国也有可能。作为政府办主任他夹在两个领导之间，如果判断出刘建军要倒，提前站队张宏达是理性选择。但周建国这个人秦川看不准，他一直表现得四平八稳，看不出倾向。
孟凡林可能性不大。他级别不够，递不到市纪委去，也没有跟张宏达私下沟通的迹象。
郑怀远有可能。救灾物资截留的事他脱不了干系，如果市纪委查下来他第一个跑不掉。他可能选择主动举报刘建军来换取从轻处理，把责任往上面推。
陈得才自己也有可能。商人最务实，如果觉得刘建军靠不住了，反手一个举报自保是正常操作。
秦川无法确定是谁，但他确定了一件事：刘建军大概率完了。在体制内一旦被市纪委约谈，不管最后查实查不实，这个人的政治生命基本就结束了。即使查无实据，上面也会觉得你"有问题"，以后不会再重用你。
六月底市纪委正式宣布对刘建军立案调查。七月初县委开会免去了刘建军的副县长职务。
刘建军倒台在清源县引发了一连串的人事震荡。郑怀远被免职接受调查，陈得才的公司被查封。交通局、城建局几个跟刘建军走得近的中层干部也被约谈。整个副县长分管线上的人心惶惶，好几个人主动写了检查交到纪委去表态度。
张宏达在这场震荡中成了最大的受益者。刘建军分管的几个领域暂时都归到了张宏达手里，等于他把县政府的大部分实权集于一身了。县政府办的人明显感觉到张宏达的腰板比以前硬了，开会讲话的底气不一样了，对下面的要求也不一样了。
秦川冷眼看着这一切，心里只有一个感受：权力斗争没有对错，只有输赢。刘建军有没有收贿赂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输了。张宏达有没有举报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赢了。赢了的人不会有人追究手段，输了的人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
七月份奥运会临近，县里开始布置安保维稳工作。张宏达在会上说奥运会是国家的脸面，维稳是政治任务，任何人在这个期间出问题就是跟国家过不去。这话很重，下面的乡镇书记和局长们都听懂了，回去以后纷纷加派人手搞巡逻搞排查。
秦川没有参与维稳工作，他继续在文秘股干杂活。但他在私下做了一件事：把刘建军案件从头到尾的信息梳理了一遍，用那个笔记本记了下来。不是为了将来翻旧账，是为了从中总结权力斗争的规律。谁在什么时候做了什么、谁在什么时候沉默了、谁在什么时候站队了，这些细节比任何教科书都有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