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卫东没有让秦川等太久。第二天上午就打来电话，说局领导看了那篇文章，觉得框架可以用，让秦川下午去教育局开个碰头会，定一下提纲和分工。
秦川下午两点准时到教育局。会议室里坐着四个人，除了孙卫东，还有基教股股长钱永福、计财股一个办事员、教研室一个年轻女老师。钱永福五十出头，头发花白，在教育局干了二十多年，是那种老资格的中层干部，说话慢条斯理但每句都有分量。
孙卫东简单介绍了秦川，说这是县政府办派来对接的小秦，那篇文章就是他写的。钱永福看了秦川一眼，点了个头，没说什么客气话，直接问：你那个文章里用的数据是零五年的？
秦川说是零五年下半年到零六年年初收集的。
钱永福说那就过时了。零六年到现在变化不小，特别是城东那边新建了两个小区，适龄儿童增加了不少，你原来的基数不对了。
秦川说所以需要教育局这边提供最新的数据，特别是城乡结合部几所学校的在校生人数、师资配备、经费拨付这三块。
钱永福说数据我们有，但不是现成的，得从各学校重新要。你给个时间节点，我让他们报上来。
秦川说最好两周以内，二月二十号之前，这样我三月初能开始写，留出修改的时间。
钱永福想了想说行，我尽量催。
秦川听出了"尽量"两个字的意思。尽量就是不一定，不一定的潜台词是我得看上面什么态度。钱永福是老油条，他不会因为秦川一句话就去催下面的学校，他得请示教育局分管副局长，副局长同意了他才会动。
秦川没有纠结这个问题。他知道有些环节不是他能催的，得靠流程本身去推。他要做的是把自己能控制的部分先做好。
回到政府办以后秦川花了一个晚上把原文章重新看了一遍，列了一个新的提纲。新提纲在老文章的基础上做了三处调整。第一是把原来的问题分析从四个方面扩展到五个，新增了"城乡结合部学校经费拨付与实际需求脱节"这一条，这是钱永福刚才提到的点。第二是把建议部分从三条改成四条，新增了一条关于"建立县域内学校办学条件动态评估制度"的内容。第三是增加了一个案例部分，打算选两到三所城乡结合部学校做深度解剖。
第三条调整是秦川深思熟虑后加的。纯数据和纯论述的报告领导不爱看，太干巴。加上具体学校的案例，报告就有了血肉，领导看了能记住，能产生直观感受。而且选哪所学校做案例本身也是有讲究的。选得太差显得夸大问题，选得太好又说明不了问题。得选那种有代表性、不偏不倚的学校，让数据自己说话。
二月十号前后发生了一件事，打乱了秦川的节奏。
县长张宏达在县政府常务会上正式提出了县域经济发展调研的事情。不是以市里通知的名义提的，是以清源县自身发展需要的名义提的。张宏达的原话是：市里要求我们报调研报告是一个方面，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对家底心中有数，不能等上面来查了我们还一问三不知。
这个表态表面上看是在呼应市里的通知，实际上是在抢话语权。张宏达把"市里要求"降到了"一个方面"的位置，把"自身需要"提到了前面，潜台词是：这件事我来主导，不是因为市里压我，是因为我自己要干。
副县长刘建军当场没有反驳，但也没有表态支持。据参会的人事后传出来的消息，刘建军在会上一直低着头看材料，张宏达说完以后问大家有什么意见，刘建军说了句"没意见"，就再没开口。
没意见三个字在官场里的含义比反对还复杂。反对说明你还在博弈，没意见说明你退出博弈了。退出博弈不等于认输，有时候是另一种策略：我不跟你争，但我也不帮你，看你自己能不能干成。干成了我没功劳但我也没损失，干不成了那正好说明你的思路有问题。
秦川是从赵刚嘴里听到这个消息的。赵刚的消息来源是政府办另一个科室的科员，那个科员列席了常务会做记录。赵刚传话的时候加了不少自己的揣测，什么张县长要动真格了什么刘副县长被架空了之类。秦川过滤掉这些主观判断，只保留了事实部分：张宏达正式表态要主导经济调研，刘建军没有配合也没有反对。
这件事对秦川手里的教育调研有直接影响。张宏达一发力，县域经济发展调研就成了政府办的头等大事，所有人力物力都会往这边倾斜。秦川搞的教育调研本来就是个边缘任务，现在更边缘了。刘志远大概率不会再过问这件事，甚至可能想把秦川抽过去帮忙搞经济调研。
秦川判断得没错。二月十五号刘志远把秦川叫到办公室，说经济调研那边人手不够，周主任点名要把你调过去帮忙，你手里的教育调研先放一放，等经济调研搞完了再说。
秦川说刘股长，教育调研市里有时间节点，三月底必须交。经济调研市里也要求三月底，两件事撞在一起了。我如果现在放下教育调研，等经济调研搞完再捡起来，时间肯定来不及。
刘志远皱了一下眉说那是周主任安排的，你直接跟他说？
秦川说我不方便直接跟周主任说，但我可以把两件事的时间线列出来，您看了以后觉得怎么安排合适，我再执行。
刘志远盯着秦川看了几秒钟，没说话。秦川这个回应让他有点意外。一般新人听到股长说周主任安排的，早就吓得答应了，秦川不但没有立刻答应，还反过来给了他一个解决方案让他做决定。这个做法不算冒犯，但绝对不怯懦。
刘志远说那你写个东西放我桌上，我看看。
秦川回去花了半个小时写了一张时间安排表。教育调研二月二十号前拿到数据，三月初完成初稿，三月十号前修改定稿。经济调研二月十五号到三月中旬集中推进，他可以每天上午搞经济调研下午搞教育调研，两头都不耽误。这张表排得密密麻麻，但逻辑清楚，没有冲突。
刘志远看了以后没有表态，把表收进了抽屉里。第二天也没有找秦川谈话。第三天也没有。
秦川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上午去经济调研那边帮忙整理材料，下午回来弄自己的教育调研提纲。刘志远没再说让他放下教育调研的话，等于默认了秦川的安排。
这件事让秦川确认了一个判断：刘志远这个人怕麻烦。你跟他讲道理他未必听，但你把解决方案摆在他面前让他做选择题的时候，他一定会选那个不用他操心的选项。秦川给的方案就是那个不用刘志远操心的选项，所以刘志远采纳了。
不是被说服了，是懒得反驳。但在体制内，懒得反驳和采纳之间的区别没有意义，结果一样就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