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令是三月来的。
信封上印着省气象局的红头字样，里面只有一张纸，薄薄的，打字机打的，墨色不匀，“沈”字的右半边淡得几乎看不清。内容很短：经研究，同意沈砚章同志调离现岗位，前往青崖山气象站工作。四月一日前报到。
沈砚章把调令看了两遍。第一遍从头到尾，第二遍只看了最后一行：四月一日前报到。今天是三月十二日。还有十九天。
他把调令折好，放回信封。信封放在桌上。炉子里的煤燃着，火光从炉盖缝隙里漏出来，照在信封的红头上，红得更深了，像凝固的血。
他在这里待了七年。
七年。从二十四岁到三十一岁。铁皮柜里装着七年的气象记录，按月装订，棉线穿三个孔，系死结。抽屉里装着七年的信。他没有数过，但每一封都记得。
为什么要走。这个问题，调令上没有写，他也没有对任何人说过。站长问过。那天他去交申请表，站长是个五十多岁的老气象，头发白了一半，手指被烟熏得焦黄。他拿着申请表看了很久，久到沈砚章以为他睡着了。然后他把表放下，摘下老花镜。
“你在这里七年了。七年都没申请过调离。现在为什么。”
沈砚章站在办公桌前面。窗外是观测场，百叶箱，风速仪，雨量筒。积雨云压得很低，把山顶罩住了，整座山像泡在一杯稀释过的灰蓝色墨水里。
“想换个地方看云。”
站长看了他一眼，没有再问。拿起笔，在申请表上签了字。笔尖划过纸面，沙沙响，像松针摩擦的声音。他把申请表递过来的时候，说了一句：“青崖山比这里高。更高，更冷，更偏。邮车一个月才通一次。”
沈砚章接过申请表。“我知道。”
他确实知道。青崖山，海拔一千六百米，比这里高四百米。山上只有两个人——一个气象员，一个水文员。气象员是他，水文员是那边原来就有的，姓崔，五十多岁，快退休了。邮车每月一班，从县城出发，绕更远的山路，单程就要大半天。冬天封山，邮车可能两个月才来一次。
他知道这些。但他还是填了申请表。
不是因为想换个地方看云。是因为在这座山上，他离“寄出”越来越近了。
上周三，刘师傅的邮车来了。他站在观测场边上，手在口袋里。口袋里是信——贴好了邮票，封好了口，写好了地址。和上个月那封一样。和上上个月那封一样。他把它从抽屉里拿出来，放进棉袄口袋，站在路边等。邮车的声音从山路上传上来，由远到近。刘师傅的车停在观测场外面，车窗摇下来。
“有信吗。”
他的手在口袋里，握着信。信封的边缘硌着他的掌心。长城邮票的齿边微微扎手。他把信从口袋里掏出来了。手伸向车窗。
刘师傅伸手来接。
他的手缩了回去。
“这封还没写好。”
刘师傅看了他一眼，没说话，摇上车窗，邮车突突突地开走了。他站在路边，手里捏着那封信。信封上“陆怀音”三个字被他的手指捏得微微发皱。他站了很久，然后走回值班室，拉开抽屉，把信放了进去。
那是他离“寄出”最近的一次。手已经伸出去了，信已经递到对方手指能碰到的距离了。然后他缩了回来。不是不想寄。是那一刻他忽然想起母亲抽屉里那些从未寄出的信——信封上写着省城的地址，收件人是一个他没听过的名字。母亲写了三十年信，一封也没寄过。他继承了母亲的抽屉。他不想继承母亲的结局。
但如果继续待在这座山上，他迟早会寄出去的。因为每次周三，他都会站在路边，手在口袋里。每次邮车来，他都会把信从抽屉里拿出来。每次刘师傅问“有信吗”，他都会说“没有”——但这个“没有”一次比一次轻，一次比一次接近“有”。他知道，总有一天，他的手不会再缩回来。那一天越来越近了。
他怕那一天。所以他要在那一天到来之前，走得远一点。去一座更高的山，更冷，更偏，邮车一月才来一次。一个月一次。他可以一个月写一封，一个月面对一次“寄还是不寄”。一个月一次，比一周一次容易扛。
这就是为什么。他没有对任何人说过。
调令来之后的第三天，江远渡来了。
他推门进来的时候，沈砚章正在收拾东西。不是收拾行李——是收拾观测场。他把风速仪的转轴拆下来擦干净，上了新油，装回去。把百叶箱的合页上了油，吱呀声小了一些。把雨量筒的漏斗拆下来，里面堵的松针和松果壳捅干净。地温表周围的草拔了，表头擦亮。这些事他每个月都做，但这次做得格外慢，格外仔细。像是在跟它们告别。
江远渡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然后走进来，在桌边坐下，从口袋里掏出扁酒瓶，拧开，喝了一口。老江跟在他脚边，蹲下来，下巴搁在前爪上，眼睛半闭着。
“调令下来了。”
沈砚章把风速仪转轴的盖子拧紧。“嗯。”
“青崖山。比这里高四百米。”
“嗯。”
“更高，更冷，更偏。邮车一月一次。”
“嗯。”
江远渡把酒瓶放在桌上。瓶底磕在桌面上，发出一声闷响。他看着沈砚章——蹲在风速仪前面，手里拿着扳手，棉袄的领子竖着，后脑勺对着他。七年了，他看这个后脑勺看了七年。从二十四岁看到三十一岁，头发从黑的看到有几根白的。从第一个冬至看到第七个冬至，从第一包野山楂看到第七包野山楂。他以为自己了解这个人。现在他不确定了。
“你为什么走。”
沈砚章的手停了一下。只是一下。然后继续拧螺丝。“想换个地方看云。”
“放屁。”
沈砚章的手停了。他蹲在那里，手里拿着扳手，没有回头。炉子里的煤噼啪响了一声。老江的尾巴在地上扫了一下。
“你在这里待了七年。每周三站在路边，手在口袋里。刘师傅问你有没有信，你说没有。你把信从抽屉里拿出来，放进棉袄口袋，走到路边，站一个钟头，然后走回来，把信放回抽屉。七年了，你每次都这样。”江远渡的声音不大，像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你走，不是因为想换个地方看云。是因为你怕再待下去，你真的会寄。”
沈砚章蹲在那里，没有动。扳手握在手里，金属的，冰凉。
江远渡站起来，走到他旁边，蹲下。膝盖咔嚓一声。他把沈砚章手里的扳手拿过来，放在地上。扳手落在草地上，发出一声闷响。
“你怕寄到了，就结束了。你怕信寄出去，她不回。你怕她回了，你不知道下一封写什么。你怕你们真的在一起了，你会像你爸对你妈那样——坐在同一张桌子上，从头到尾不说一句话。”
沈砚章的手指蜷了一下。
江远渡把手伸进口袋，掏出烟，点上。吸了一口。烟雾升起来，被风吹散。“我离了两次婚。第一次离的时候，我以为我再也不会结了。疼。疼得我整夜整夜睡不着，喝再多酒也睡不着。第二次离的时候，还是疼。但疼完了，看见豆浆好喝的人，还是想娶。”
他把烟灰弹在地上。“你比我怕疼。你连疼都不敢疼。你把信写好了不寄，把话说一半就停，把人爱到最深的时候推开。你以为这样就不会疼了。其实你比谁都疼。你在山上待了七年，写了七年信，一封没寄。疼了七年。”
沈砚章站起来。膝盖没有响。他往值班室走。走到门口停住了。
“江远渡。”
“嗯。”
“你说得对。”
他推门进去。江远渡蹲在观测场边上，手里的烟燃到了尽头，烟灰长长的，风一吹就散了。老江走过来，舔了舔他的手指。
“老江。”
狗抬起头。
“你比我懂他。”
老江汪了一声。也不知道是赞同还是反对。
收拾行李用了三天。
说是收拾，其实也没什么可收拾的。气象站的仪器不能带走，那是公家的。铁皮柜里的气象记录要移交给下一任观测员——听说是个刚从省气象学校毕业的年轻人，二十二岁，姓秦。沈砚章把七年的记录按月整理好，检查每一页的数据是否完整，装订线是否松动。有一本记录被老鼠咬了一个角，他用浆糊把咬烂的纸边粘好，压在字典底下压了一夜。第二天拿出来，平整如新。他把所有记录装进七个纸箱，用胶带封好，箱盖上用记号笔写上“青崖山气象站移交”和日期。
抽屉里的信，他装进了第八个纸箱。没有数。只是从抽屉里拿出来，一沓一沓地放进箱子里。最上面那沓是最近写的——那些裸着的信纸，折了两道，没有信封，没有邮票。中间那沓是大信封，每个月寄到镇上的那种，贴长城邮票，八毛。最底下那沓，是他从上一座山带过来的。云图，野花，柿饼的油纸。还有那把伞。
伞是藏蓝色的，长柄，伞柄有一道划痕。他把伞从布袋里抽出来，撑开。伞面是防水布，藏蓝色，边缘有一小块褪了色，变成灰蓝。伞骨折了一根，他修过。修伞的师傅说这伞不值得修，买把新的更便宜。他说修。师傅修好了，收了十五块钱。
他后来没有再用过。不是舍不得用。是怕再坏了。
他把伞收起来，伞面卷紧，用伞扣扣好，放回布袋。布袋放进纸箱。
还有那把壶。壶底的水垢已经积了厚厚一层，敲起来沙沙响。壶嘴磕歪了，每次倒水都要往右偏一点。他本来想带走，想了想，留下了。下一任观测员需要一把壶烧水。他把壶洗干净，用铁丝球把水垢擦掉——擦了半小时，手都酸了，壶底露出金属的本色，亮得能照见人影。他把壶放回炉子上。
搪瓷杯也留下了。杯底的茶垢洗干净了。洗的时候，他看着那圈深褐色的茶垢在钢丝球下一点一点变薄，最后完全消失，露出白色的搪瓷。搪瓷上有一小块缺口，月牙形的。那是有一年冬天冻掉的。他没有补。
他把搪瓷杯倒扣在桌上。旁边放着新拆封的信纸，一沓，红色横线，左上角印着“邮政编码”四个字。还有新信封，橡皮筋箍着。还有那本《地面气象观测规范》，里面夹着一百四十张长城邮票。这些是留给下一任的。他不知道下一任会不会写信。他只是放着。
最后一天，他去了山坡上。
野山楂还没红。三月，枝条刚刚发芽，嫩绿的叶苞从枝条顶端冒出来，小小的，蜷着，像婴儿的拳头。他蹲下来，看着那几株野山楂。去年摘过的枝条，今年又发了新芽。摘山楂的人不在了，山楂还会红。红了下一年，再下一年，再下一年。没有人摘，就自己落在地上，烂进土里。
他从水缸里舀了半瓢水，浇在那几株野山楂的根部。水渗进土里，洇开一小圈深色的湿痕。他蹲着看了一会儿，站起来，走回值班室。
那天晚上，他写了在这座山上的最后一封信。
铺开一张新信纸。红色横线，左上角印着“邮政编码”四个字。拧开钢笔。
“明日下山。”
停住。笔尖悬在纸上。炉子里的煤噼啪响了一声。窗外的松林在风里响。三级风，和七年前第一次在这里过夜时一样。
他又写了一行。
“伞留给下一任观测员了。”
写完，停住。又把“伞留给下一任观测员了”划掉了。划了一道横线，从头划到尾。墨迹洇开，洇成一条深蓝色的河。伞没有留给下一任。伞在他箱子里。他只是不知道怎么写“我带走了”。
他把划掉的信纸折好，拉开抽屉——抽屉已经空了，里面只剩这张信纸。他把它放进去，又拿出来。放进了第八个纸箱。和那些信放在一起。
下山那天是三月三十一日。比报到日期早了一天。
刘师傅的邮车来了。不是周三，是周五，专门为他加的一班。刘师傅把车停在观测场外面，帮他把八个纸箱搬上车。七个是气象记录，一个是信。刘师傅搬起第八个纸箱的时候，掂了掂。
“这个最轻。”
沈砚章把值班室的门锁好。锁是老式的挂锁，钥匙插进去要往左拧半圈，再往右拧到底。他在这里拧了七年，闭着眼也能拧开。最后一次，他的手顿了一下。然后把钥匙拔出来，交给刘师傅。“带给县气象局。”
刘师傅接过钥匙，放进口袋。
沈砚章站在观测场边上。七年了。每天凌晨两点起来做记录，每天打开百叶箱那扇吱呀作响的小门，每天看积雨云从西北方向涌上来。风速仪的风杯转了七年，雨量筒的漏斗堵了无数次，地温表周围的草拔了又长，长了又拔。七年，一万两千多次记录。填完了无数张表格，装订了几十本记录册。现在他要走了。
风从西北方向来，把松林吹得哗哗响。积雨云正在堆积。和七年前第一天来这里时一样。
他转身走向邮车。
刘师傅发动了车。邮车突突突地调过头，沿着山路往下开。沈砚章坐在副驾驶座上，从后视镜里看着观测场越来越远。百叶箱变成一个小小的白点，风速仪变成一根细线，松林变成一片灰绿色的色块。然后一个弯，全看不见了。
他收回目光，看着前方的山路。路很窄，一边是山壁，一边是悬崖。松树从崖壁上斜着长出来，根系裸露，像一只只抓住石头的手。
“青崖山比这里更高。”刘师傅说。
“我知道。”
“更冷。”
“我知道。”
“邮车一月一次。”
沈砚章没有接话。他看着车窗外。松林飞速后退，灰绿色的，一片接一片。过了很久，他说：“一月一次。够了。”
刘师傅没有再说话。
邮车在山路上颠簸了四十分钟，到了镇上。刘师傅把车停在邮局门口。沈砚章下车，把七个纸箱搬进邮局——气象记录要寄往青崖山。第七个纸箱搬完，他回到车上，拿起第八个纸箱。
这个不寄。
他抱着纸箱，站在邮局门口。绿色门头，绿色柜台，绿色信箱。和七年前一样。门框上的漆起了皮，卷成一小片一小片。他站在那里，没有进去。刘师傅从驾驶室探出头。
“不去看看？”
沈砚章抱着纸箱。纸箱很轻，里面是信，云图，野山楂，柿饼油纸，一把伞。七年。
他把纸箱放在邮局门口的台阶上，转身走回车上。“走吧。”
刘师傅看了他一眼，发动了车。邮车突突突地开出镇子。沈砚章从后视镜里看着邮局的绿色门头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小小的绿点，被灰扑扑的街道吞没了。他没有回头。
陆怀音是下午看见那个纸箱的。
她从邮局出来，准备去刘家铺子买柿饼。推开门，门口的台阶上放着一个纸箱。纸箱不大，装过打印纸的那种，盖子没封，虚掩着。她蹲下来，掀开盖子。
最上面是一把伞。藏蓝色的，长柄，伞柄有一道划痕。伞骨折过一根，修好了。她把伞拿起来，撑开。伞面是防水布，藏蓝色，边缘有一小块褪了色。这把伞，是她七年前给他的。在长途汽车上。那天有积雨云，她说要下雨。后来雨真的来了。她把伞递给他。他说不用。她说拿着。他接过去了。后来他还回来了。老赵带下来的，说“伞用完了”。她收进柜子里，再没用过。
现在伞又出现在这里。
她把伞收起来，放在膝盖上。伞下面是一沓信。裸着的信纸，折了两道，没有信封，没有邮票。她拿起最上面那封，展开。“今日积雨云。云层很厚。山下应该也阴天。”背面是“雨会来。还没下。现在下了。零下二度。雨。松林很响。”后面又加了一行：“冬至。江远渡包了白菜肉饺子。好吃。”
她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
信下面是大信封。十几个，每个都贴着长城邮票，面值八毛。她认得这些信封——每个月山上下来的，里面装着攒了半个月或一个月的短信。拆开，读完，折好，放回大信封。大信封放进抽屉。
大信封下面是云图。气象记录纸背面画的，积雨云，层云，卷云，高积云。每一张都画得很慢，边缘的絮状云丝用钢笔一笔一笔描出来。她最喜欢那张卷云，像羽毛。她问他见过那种羽毛没有，他说山上没有那种鸟。她在邮局旧挂历上看见一幅花鸟画，白鹭的羽毛边缘是细碎的丝状，和他画的卷云很像。她把那一页裁下来，想寄给他。没有寄。放进了抽屉。
云图最底下，是一小袋野山楂。纱布袋子，洗得发薄，里面透出暗红色。山楂红透了，表皮皱缩。麻绳系得紧紧的，结头翘着一小截。她解开麻绳，倒出一颗。放在掌心里。果子很小，比她拇指略小。山楂旁边是一包柿饼的油纸。折了两道，压得平平的。油纸上写着一个字，字迹小而圆：“甜。”她认得那个字。那是她写的。七年前。老赵从山上带下来第一包柿饼的时候，她写在油纸上的。
她把油纸展开。“甜”字褪色了，从深蓝变成浅蓝，笔画边缘洇开的毛边比当年更大了一圈。油纸上还有柿饼的糖渍，干透了，变成一小块一小块深褐色的印子。
她把所有的东西一件一件放回纸箱。伞，信，大信封，云图，野山楂，柿饼油纸。放完了，盖子合上。她蹲在纸箱前面，手放在盖子上。没有动。
老周从院子里走出来，看见她蹲在台阶上。“小陆，你蹲那儿干什么。”
她没有回答。老周走过来，看见纸箱。“谁放这儿的。”
“山上那个气象员。”
“人呢。”
“走了。”
老周沉默了一会儿。他蹲下来，看了看纸箱。“你不追？”
陆怀音的手在纸箱盖子上，手指按着纸板，按得很紧，指甲微微发白。
“追什么。”
“追他。”
她没说话。老周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我去买盒饭。”他走了。
陆怀音蹲在邮局门口的台阶上。午后的阳光从西边照过来，把她的影子投在石板上。她抱着那个纸箱，抱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走进邮局。
她把纸箱放在分拣台上。打开盖子。拿出那把伞。撑开。伞面撑开来，像一朵藏蓝色的花。她举着伞，站在分拣台前。窗外枇杷树的叶子被风吹动，沙沙响。枇杷还没黄，青的，一串一串挂在枝头。
她收了伞，卷紧，用伞扣扣好。放回纸箱。合上盖子。
下班的时候，她把纸箱抱回了宿舍。放在床头。和那沓写好的回信放在一起。
那天晚上，她铺开一张信纸。红色横线，左上角印着“邮政编码”四个字。拧开圆珠笔。
写了一句。
“伞收到了。什么时候还。”
写完，停住。笔尖悬在纸上。窗外枇杷树的叶子沙沙响。她把信纸折好，装进信封。信封上写：青崖山气象站 沈砚章。贴邮票。长城，八毛。
封口。
拉开抽屉，放进去。
和前面四十多封放在一起。
抽屉关上了。
青崖山比旧山更高。从山脚往上，盘山公路绕了无数个弯，越绕越窄，最后变成一条单车道。路边没有护栏，往下看是几百米的陡坡，长满了松树，树冠连成一片，像一张灰绿色的毯子。邮车开得很慢，刘师傅两只手都握着方向盘，指节发白。沈砚章坐在副驾驶座上，抱着第八个纸箱。箱子搁在膝盖上，随着车身的颠簸微微晃动。
气象站在山顶。一栋灰色的水泥房子，比旧山那栋更小，更旧。观测场在房子西侧，百叶箱的漆皮龟裂得更厉害，风速仪的风杯缺了一个角——大概是某年台风打断的，没有换新的，就那么转着。沈砚章把行李搬进去。七个纸箱的气象记录堆在墙角。第八个纸箱放在桌上。
水文站在山的另一侧。水文员姓崔，五十多岁，头发全白了。他看见沈砚章，点了点头，没有多说话。青崖山的水文员和气象员，向来不多说话。这座山太高了，高到语言出了门就会被风吹散。
第一个月，沈砚章写了三封信。
“今日积雨云。青崖山的积雨云比旧山厚。压得更低。”
“今日层云。山上全是雾。和旧山一样。雾里看不见松树，只听见松涛声。”
“今日晴。青崖山的晴天比旧山少。来了一个月，只晴了三天。”
写完，折好。没有装信封。拉开抽屉——新抽屉，空的。他把三封信放进去。抽屉里只有这三封信。
月底，邮车来了。一月一次。刘师傅把邮袋搬下来，过秤，登记。沈砚章把三封信装进大信封，贴长城邮票，八毛。信封上写：镇邮局 陆怀音。刘师傅接过去，放进邮袋。
“有回信吗。”沈砚章问。
刘师傅翻了翻邮袋。“没有。”
沈砚章点点头。邮车突突突地开走了。他站在观测场边上，看着绿色车顶被松林吞没。青崖山的风比旧山大，把他的棉袄吹得鼓起来，像一只藏蓝色的蝙蝠。他站了很久。然后走回值班室。
拉开抽屉。空的。
三封信寄出去了。抽屉空了。
他铺开一张新信纸。拧开钢笔。
“今日阴。邮车来了。没有回信。”
折好，放进抽屉。这是下个月的第一封。
山下，陆怀音每个月收到大信封。贴着长城邮票，八毛。拆开，里面是几封短信。温度，湿度，风向，云状。青崖山的积雨云比旧山厚。青崖山的雾比旧山浓。青崖山的晴天比旧山少。
她一封一封读完。折好，放回大信封。大信封放进抽屉。
然后铺开信纸，写回信。
“青崖山冷吗。”
贴长城邮票。封口。拉开抽屉，放进去。
下个月，又写一封。
“枇杷黄了。今年结得比往年多。”
贴长城邮票。封口。放进去。
再下个月。
“老周退休了。新来的司机姓陈。”
贴长城邮票。封口。放进去。
每一封都贴好了邮票，写好了地址。每一封都在抽屉里。
从来没有寄过。
有一天，她整理抽屉，把回信按日期排好。四十七封了。最早的一封是七年前写的——那时候他还在旧山，地址写的“山上气象站”。后来他调走了，她把地址划掉，写上“青崖山气象站”。字叠在旧字上面，墨迹深浅不一。她把信举起来，对着光。旧的地址被划掉了，但还能看出来。“山上气象站。”和新的地址叠在一起，像两条交叉的路。
她把信放下。铺开一张新信纸。
“今日镇上阴。枇杷又黄了。”
贴长城邮票。封口。放进去。
第四十八封。
青崖山的冬天来得早。十月底，第一场雪就下来了。不是雪花，是雪沫子，细得像盐粒，被风卷着，斜斜地扫过观测场。百叶箱的顶上积了雪，风速仪的风杯结了冰，转得很慢。沈砚章用江远渡教的方法——白酒滴在转轴上，冰化了，风杯转得快了一些。
他在这里待了快一年了。抽屉里的信攒了厚厚一沓。每个月寄出去三封四封。大信封贴着长城邮票，八毛，装着一个月攒下的短信。刘师傅每个月来一次，把大信封带走，把新的邮袋搬下来。过秤，登记。
“有回信吗。”
“没有。”
每个月都是这样。问，没有。问，没有。他不再问了。刘师傅也不再说“没有”。两个人沉默地搬邮袋，过秤，登记。邮车突突突地开走。沈砚章站在观测场边上，看着绿色车顶被松林吞没。然后走回值班室，铺开一张新信纸。
“今日阴。邮车来了。”
折好，放进抽屉。
那年冬至，他一个人包了饺子。白菜肉的。包了四十个。手擀的皮，厚薄不匀。煮出来，有的透了，有的还发白。他捞了一碗，坐在桌前吃。桌上只有一副碗筷。他吃了几个，放下筷子。窗外雪正在落，松林在风里呜呜响。
他拉开抽屉，拿出那沓信。最上面那封是昨天写的。“今日阴。雪。”
他在信纸背面加了一行。
“冬至。包了白菜肉饺子。没有江远渡包得好吃。”
折好，放回去。
冬至。旧山的水文站里，江远渡一定又摆了三副碗筷。老江蹲在灶台边上啃骨头。吴姐在镇上酒馆里擦杯子。枇杷树的叶子落了大半。老赵的藤椅空着。陆怀音在分拣台前分信，抽屉里放着第四十八封回信。
他坐在青崖山顶的值班室里。炉子里的煤燃着，火光一跳一跳的。他把那碗凉了的饺子端过来，一个一个吃完。然后铺开一张新信纸。
“冬至。青崖山的雪比旧山大。”
折好，放进抽屉。
这是这个月的第四封。月底，大信封会准时寄出去。贴着长城邮票，面值八毛。
收件人：镇邮局 陆怀音。
寄件人：青崖山气象站 沈砚章。
用完了。旧山用完了。旧抽屉用完了。旧日子用完了。
新山，新抽屉，新日子。信还在写。邮票还是长城。地址还是那个地址。
一直没有回信。
他还是在写。
（第十章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