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第三封信：匿名
第三封信，是又过了几天来的。
那天是周五，江平没出门，在律所整理一个案子的材料。下午三点多，助理敲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个信封，说：“江律师，信箱里的，没有邮戳。”
他接过来一看，是个普通的牛皮纸信封，比前两封都薄。信封上只写了两个字：江平。没有“律师收”，没有“先生收”，就是光秃秃的两个字。字迹是打印的，从打印机里打出来，剪下来贴上去的，还是直接打在信封上的，看不出来。
他拆开，里面是一张A4纸，对折着。打开，还是打印的，宋体，小四号字，标准的公文格式。没有称呼，没有落款，只有几行字：
“江律师，我不知道该不该写这封信。但我还是写了。”
“我也在里头待过。五年。出来以后，找不到工作，找不到老婆，找不到活路。我想过再进去，里头有吃有住，不用愁。但我没去。”
“我看了你的视频。你说你那个兄弟，从里头出来以后，有公司，有老婆，有孩子。我想，也许我也能。”
“我现在在工地上干活。一个月两千五。包吃住。累，但踏实。”
“谢谢你。”
没有署名。没有日期。没有地址。
江平拿着那张纸，看了很久。
办公室里很静，窗外的巷子也很静。三月底的阳光从窗户斜进来，落在他面前的桌上，落在那张纸上。纸是白的，字是黑的，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
他把那张纸放下，又拿起来，又放下。
“里头待过。五年。”他盯着这行字，脑子里浮现出无数张脸。那些他在监狱讲课时候见过的脸，那些穿着囚服、剃着平头、坐在小板凳上听他说法的脸。年轻的，年老的，凶悍的，木讷的，精明的，迷茫的。有些人听他讲课的时候会哭，有些人会笑，有些人从头到尾面无表情，像一块石头。
他不知道这封信是哪一张脸写的。
“出来以后，找不到工作，找不到老婆，找不到活路。”这句话像一根刺，扎在他心里。他知道这是真的。他见过太多这样的人。刑满释放，走出那道大门，然后发现外面的世界比里面更难。身份证上有污点，找工作没人要，找对象没人跟，走在路上都觉得别人在用异样的眼光看自己。有人扛过去了，有人没扛过去。没扛过去的，过不了多久又进去了。
“我想过再进去，里头有吃有住，不用愁。但我没去。”
他读到这一句，停了一下。这句话里有一种东西，他说不清楚是什么。是挣扎？是骄傲？是绝望之后的一点倔强？他不知道。但他能感觉到，写这句话的人，在某个深夜，一定真的想过那条路。想过，然后没去。
为什么没去？因为什么？因为他看了那个视频？因为他听说有个人，从里头出来以后，有公司，有老婆，有孩子？因为他想，也许我也能？
江平想起那个视频。那是去年省司法厅搞的一个公益活动，请了几个律师去给服刑人员讲课，顺便录了一些短视频。他讲的是“刑满释放人员的再社会化”，讲了一个他认识的人的故事。那个人二十岁进去，三十岁出来，十年青春葬送在里头。出来以后没人要，他帮他联系了一家做装修的公司，老板也是他以前的一个当事人，愿意给个机会。那人从学徒做起，一点点学，一点点干，后来成了师傅，再后来自己拉队伍单干。现在开了个小公司，娶了媳妇，生了孩子，买了房。过年还给他发微信拜年。
他在视频里说：“人这一辈子，谁还没犯过错？犯了错，受了罚，出来就该有第二次机会。咱们这个社会，得给人第二次机会。”
他没想过这段话会被多少人看见，更没想过会有人因为这段话，在某个走投无路的时刻，决定再试一次。
“我现在在工地上干活。一个月两千五。包吃住。累，但踏实。”
两千五。包吃住。累。但踏实。
他反复读着这几个词。累，但踏实。这四个字里有一种东西，比任何感谢的话都重。一个人从里头出来，找不到活路，想过再进去，最后没去，而是在工地上干活，一个月挣两千五。他觉得累，但踏实。他把这份踏实，写成信，寄给一个素不相识的律师。
因为他看了那个视频。因为他觉得，也许我也能。
江平把信放下，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那条老巷子，下午的阳光照在青砖墙上，有几个老人在巷口晒太阳。他看着他们，脑子里却在想别的事。他在想那个写信的人长什么样，在哪个工地干活，一个月两千五够不够花，包吃住的条件怎么样，累不累，有没有人欺负他。他在想，他会不会再写第二封信，会不会有一天真的能像那个人一样，有自己的小公司，有老婆孩子，有房有车。
他不知道。他什么都不知道。这封信没有地址，没法回。他连说一句“收到信了，谢谢你信任我”的机会都没有。
那天晚上，他把信给我看。
我看了，说：“这封信，没地址。”
他说：“是。”
我说：“没法回。”
他说：“是。”
他看着那堵书墙，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说：“但他写了。”
他写了。他不知道这封信会不会被收到，不知道收信的人会怎么想，不知道会不会有人笑话他，不知道这一切有没有意义。但他还是写了。他从工地借来纸，借来打印机，打印这几行字，找个信封，写上“江平”两个字，塞进那个锈迹斑斑的信箱里。
他写了。因为他看了那个视频。因为他觉得，也许我也能。
那天晚上，江平坐在书房里，对着那封信发呆。我给他倒了杯茶，他接过去，没喝，就那么端着。过了很久，他说：“苏锐，你说他长什么样？”
我说：“不知道。”
他说：“你说他多大年纪？”
我说：“不知道。”
他说：“你说他往后能过好吗？”
我想了想，说：“不知道。”
他点点头，没再问。
后来他把那封信收起来，和之前的两封放在一起。第一封是李建国的，歪歪扭扭的手写字；第二封是张晓的，工工整整的信笺纸；第三封是匿名的，打印的A4纸。三封信，三个人，三种不同的字迹，三种不同的人生。但都写着同样的话：谢谢你。
有时候晚上加班，他会把这三封信拿出来，摆在桌上，一封一封地看。看完了，再一封一封地收回去。我从没问过他看什么，但我知道，他是在看那些他帮助过的人，那些他影响过的人，那些他不知道名字但知道他的人。
有一天，他跟我说：“苏锐，你说这第三封信，他以后会不会再来一封信？写上地址的那种？”
我说：“也许会。”
他说：“那我就等着。”
后来他真的等了一阵子。每次去开信箱，都会多看一眼。看见有信，就赶紧拿出来看。但再也没有收到过那样的信，没有地址，没有署名，只有几行打印的字。
他不知道那个人现在怎么样了。还在不在那个工地干活，一个月是不是还是两千五，累不累，踏实不踏实，有没有找到老婆，有没有想过再进去。
他什么都不知道。
但他知道一件事：那个人写了那封信。在某个深夜，在某个工地的工棚里，在某个走投无路又决定再试一次的时刻，他写了那封信。他把信塞进信箱，然后转身离开，继续在工地上干活，一个月挣两千五，累，但踏实。
这封信没有地址，没法回。
但那个人写了。
这就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