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苏锐的处分
苏锐的处分，是2024年冬天江平案结束之后的事。
那天下午，老李给我打电话。
“苏队长，你来一趟。”
我去了。
还是那个房间，还是那盏白惨惨的灯。老李坐在我对面，旁边还是那个记录员。
他看着我，说：“苏锐，你的处分下来了。”
我说：“什么处分？”
党内警告，行政记过。十九年警龄，一百八十九个月，换来两张纸。
那天下午的阳光很薄，透过走廊的窗户切进来，一道一道的，像栅栏。我站在那儿点了根烟，手很稳。这双手办过多少案子？记不清了。这双手帮江平保管过证据，我记得很清楚。一个牛皮纸信封，沉甸甸的，里边是他从拆迁办带出来的东西。他说：“苏锐，放你那儿，别让任何人知道。”
我说：“好。”
就这一个字。十九年的老警察，知道这句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程序上有问题，意味着将来查起来，我说不清楚。但我说好。
老李说：“程序上有问题。”他是纪检组长，说话永远是这个调子，不冷不热，像他那间办公室里的白炽灯。我在他对面坐着，椅子硬邦邦的，硌得慌。这椅子我坐过很多次，以前是汇报案子，这次是听处分。
“苏锐，”他看着我说，“你帮江平保管证据的事，他自己都认了。他说是他让你保管的，你不知道里边是什么。”
我说：“我知道里边是什么。”
老李愣了愣。记录员也抬起头，笔尖悬在本子上。
老李说：“你再想想。”
我说：“我想清楚了。我知道里边是什么。拆迁办的账目复印件，施工方的付款记录，还有几份合同。我看过。”
老李半天没说话。他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我。窗户关着，走廊里的脚步声闷闷地传进来，一下一下的。
“苏锐，”他说，“你非要这样？”
我说：“我十九岁当兵，二十三岁转业到刑警队。老李，你是我老领导，你教我办案。你教过我，做人要干净，做警察要清白。我没忘。”
他转过身，看着我。那盏灯在他身后，把他的脸照得看不清。
“这个处分，”他说，“不冤。”
我说：“知道。”
“工作不受影响。就是留个记录。”
我说：“好。”
他走回桌子后面坐下，盯着我看了很久。最后说：“后悔吗？”
我说：“不后悔。”
他点点头，没再说话。记录员把处分决定推过来，我签了字。钢笔出水不畅，那个“锐”字最后一笔断了，像被什么切开了。
走出门的时候，老李在后面说：“苏锐，去看看江平吧。他快出来了。”
我没回头。
那天傍晚，我去看江平。
小院在城东，很偏。以前是农机站的仓库，废置多年，他租下来收拾了收拾。院墙上爬满了藤，这个季节叶子落尽了，只剩下干枯的藤蔓，像血管一样贴在那儿。
他坐在阳台上。说是阳台，其实就是二楼伸出去的一块水泥板，铁栏杆锈得差不多了，他靠在那儿抽烟，看着对面那堵墙。
月亮刚升起来，很亮，清冷冷的。
我在他旁边坐下。水泥板很凉，隔着裤子都能感觉到那股寒气。
他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把烟盒递过来。
我抽出一根，点上。烟是他自己卷的，劲大，呛嗓子。
月亮慢慢往上爬。那堵墙离得不远，红砖砌的，墙头上插着碎玻璃，月光下闪着光。
他说：“处分下来了？”
我说：“是。”
他说：“什么？”
我说：“警告，记过。”
他抽了口烟，半天没说话。烟头明灭着，照亮他半张脸。瘦了，眼眶凹进去，颧骨支棱着。
他今年四十五，我四十三。我们认识十九年，从新兵连就睡上下铺。后来一起转业，他去了检察院，我去了刑警队。再后来他调去反贪局，办的那些案子，有的上了报纸，有的连报纸都不敢登。
江平这个人，一辈子不会转弯。认准的事，九头牛拉不回来。他办江平案——我打错字了，是他自己办的案子，最后把他自己办进去了。不是他贪，是他查的那个人，动不得。
证据放我这儿的时候，他说：“苏锐，等我出来。”
我说：“等你出来。”
他说：“这些东西，也许用得上，也许永远用不上。你看着办。”
我说：“行。”
就这些。没有多余的话。十九年的兄弟，不用多说。
他看着那堵墙，忽然说：“苏锐，对不起。”
我说：“对不起什么？”
他说：“连累你了。”
我说：“没有。”
他说：“你本可以不管。”
我看着月亮。月亮很亮，能看清远处厂房的黑影，能看清墙上那些碎玻璃的尖刺。
我说：“你是我兄弟。”
他没说话。我侧过头，月光照在他脸上，他的眼眶红了。
他抽烟的手有点抖。这个人在审讯室里面对过多少硬骨头？在法庭上面对过多少大律师？他没抖过。现在他抖了。
他说：“我在里边想了很多。想我这一辈子，办的那些案子，得罪的那些人。有时候想，值不值？”
我说：“值不值？”
他说：“嗯。”
我说：“你问我？”
他点点头。
我说：“我不知道值不值。我只知道，你办的那些案子，老百姓记住了。你查的那些人，后来倒了的，老百姓放鞭炮了。”
他抽了口烟，没说话。
我说：“我只知道，你是我兄弟。你进去了，我在外边。你让我保管东西，我保管了。就这么简单。”
他看着我，很久。
月亮爬到正中，小院里白得像泼了水银。远处的狗叫了几声，又安静下去。
他说：“天快亮了。”
我看看表，凌晨四点。
他站起来，拍拍我肩膀。那只手很有力，像十九年前在新兵连拍我一样。
“走吧。天亮了。”
我站起来，跟着他走进屋里。穿过那个堆满书和案卷的客厅，走到门口。
我拉开门，回头看了一眼。
他站在阳台上，背对着我，看着那堵墙。
晨曦从东边漫过来，灰蓝的天，慢慢变成鱼肚白。他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像一截老树桩，像钉进地里的桩子。
我轻轻关上门。
走出去很远，我回头，还能看见那个阳台。他还在那儿，站在晨曦里，看着那堵墙。
后来我才知道，那堵墙后边，就是拆迁办。他蹲了小半年，天天对着那个方向。他看不到里边的人，但他知道里边的人在干什么。
我在回去的路上买了包烟，坐在车里抽了很久。太阳升起来了，街道上开始有人走动，卖早点的推着车出来，热气腾腾的。
我把烟掐灭，发动车子。
警队八点半上班，我得赶回去。
车子拐过路口的时候，我看了看后视镜。城东的方向，那个小院已经看不见了。
但我知道，他还在那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