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万人请愿
十万人。
我盯着手机屏幕上的数字，拇指悬在半空，迟迟没有划动。那个请愿页面的访问量还在涨，评论区每刷新一次，就多出几十条新留言。
陈耀东的电话打进来的时候，窗外已经黑透了。北京的夏夜闷得像蒸笼，蝉鸣声从楼下的槐树里传上来，一阵比一阵急。
“苏锐，你看了吗？”他的声音还是飘的，像是刚从梦里醒过来，又像是被什么东西噎住了，“十三万了。”
“下午还十万。”
“我刚才又看了一眼。”他说，“有人在微博上发了链接，转了两万多条。还有人在抖音剪视频，配那个《送别》的音乐，哭得稀里哗啦的。”
我没说话。
他在电话那头顿了顿，像是在找词：“江平这回……真成网红了。”
“嗯。”
“他会不会压力太大？”
我想了想，说：“不会。”
陈耀东沉默了几秒，叹了口气：“也是。他那个人，什么时候被压垮过。”
挂了电话，我把手机扣在桌上，屏幕朝下。
办公室里没开灯，只有电脑显示器的光幽幽地亮着。我靠进椅背，闭上眼睛，脑子里却全是那个小院子的画面——月亮，墙，江平坐在阳台上抽烟的背影。
请愿是视频发出去的第三天开始的。
头两天，网上还在吵那个采访。有人骂江平是伪君子，说他帮人打官司不过是本职工作，签那些阴阳合同却是实打实的违法；有人替他说话，说这个世道，谁活着不是夹缝里求生；还有人在争论那个“跪”字的读音，说他念的是“跪”不是“贵”，是不是口音，是不是方言，是不是别有用心。
第三天，请愿链接就出来了。
不知道是谁发起的。也许是一个网友，也许是几个当事人，也许是那些年被江平帮过的人。链接在一个微信群里传开，然后是另一个群，然后是朋友圈，然后是微博。
请愿书写得很简单。没有煽情的排比句，没有慷慨激昂的陈词，就是几行大白话：
江平律师这些年帮了无数人。那些证据送了很多坏人进去。他的那些合同是在特殊情况下签的。请求法院看在立功表现的份上，从轻处理。
第一天，五千人签名。
第二天，两万人。
第三天，五万人。
到了周末，数字跳到了十八万。
评论区里，有人在讲自己的故事。
一个老太太说，江律师帮我打过官司，我没钱，他没要钱。后来我给他送了一篮子鸡蛋，他收了，还给我倒了一杯茶。
一个农民工说，江律师帮我要回了工资。那天下大雨，我想给他跪下，他一直拉着我，说老哥，别这样，你腰不好。他怎么知道我腰不好？
一个年轻人说，我爸的案子是江律师翻的。我爸坐了三年冤狱，出来的时候，我都不认识他了。但他在。他现在还在。谢谢江律师。
一个学生说，我看了那个视频，哭了一晚上。我想当律师。
也有反对的声音。
有人说，法律就是法律，不能因为他说得好听就网开一面。
有人说，他签了那些合同是事实，该判就得判。如果人人都拿“特殊情况”当借口，还要法律干什么？
有人说，你们这些人，就是容易被煽动。一个视频而已，至于吗？
但支持的人，越来越多。
那些留言像是从地底冒出来的泉水，一开始只是几个水泡，然后汇成细流，然后汇成小溪，然后汇成河。
十八万人。
不是十八万个ID，是十八万个活人。十八万双敲击键盘或滑动屏幕的手。十八万颗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处境里被同一件事触动过的心。
陈耀东后来又打了一次电话。
“苏锐，你说那些人是怎么想的？”他问，“请愿有什么用？法院又不看这个。”
我说：“也许不是为了给法院看。”
“那是给谁看？”
“给江平看。”我说，“给他们自己看。”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你是说，他们想让他知道？”
“嗯。”
“知道什么？”
我想了想，说：“知道他做的事，有人记得。”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很轻的笑。不知道是苦笑，还是别的什么。
老李的电话是第二天下午打来的。
“苏队长，那个请愿，你们组织的？”
“不是。”
“那就好。”他说，“闹大了，上面也在关注。”
我问：“会有什么结果？”
他沉默了几秒，像是在斟酌用词：“不好说。但江平那边，应该没事。他的案子已经判了，缓刑。不会改了。”
“不会改”的意思是，法院不会因为请愿就推翻判决，也不会因为请愿就加重刑罚。江平的事，已经尘埃落定。
“那请愿呢？”我问。
“请愿是请愿。”老李说，“又不犯法。让他们签呗。”
挂了电话，我站在窗前，看着北京的夜色。
远处是长安街的车流，红黄两色的尾灯连成两条绵延的光带。更远的地方，国贸那边的写字楼还亮着灯，一格一格的，像是悬在半空的蜂巢。
灯很多，很亮。
但心里，很静。
那天晚上，我去看江平。
小院子的门虚掩着，我一推就开了。月亮很亮，把院子里那棵石榴树的影子投在地上，碎成一地斑驳。他坐在阳台上，还是那把旧藤椅，还是那堵墙，还是那根烟。
我在他旁边坐下。
藤椅旁边的地上放着个搪瓷缸子，我认得，是他用了好多年的那个。缸子里泡着茶，已经凉透了。
他没看我，盯着那堵墙说：“看了？”
“看了。”
“十八万了。”
“嗯。”
他吸了口烟，慢慢吐出来。烟雾在月光里散开，变成淡淡的青色。
他说：“没想到。”
我说：“你做的事，有人记得。”
他低下头，看着手里的烟头。火光在夜色里明明灭灭的，照出他半边脸的轮廓。那轮廓比视频里瘦了些，颧骨的线条更清晰了。
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抬起头，笑了笑。那笑很轻，轻得像是怕惊动什么似的。但在月光底下，我能看见他眼角的皱纹，能看见那些皱纹里藏着的东西——不是疲惫，不是释然，也不是得意。
是一种我说不清楚的东西。
他说：“够了。”
就这两个字。
我没接话。我们并排坐着，中间隔着搪瓷缸子和烟灰缸。蝉鸣声从院墙外传进来，时远时近的，像是夏天的呼吸。
月亮升到了石榴树的上方，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一直拖到院子门口。
那一刻我忽然想起一件事。
很多年前，我刚当警察那会儿，有个老刑警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苏锐啊，干咱们这行的，见过太多坏人，也见过太多好人。时间长了你就明白，好人和坏人没那么好分。有时候一个人做了一百件好事，就一件坏事，就被人记一辈子。有时候一个人做了一百件坏事，就一件好事，就被人当成救星。
他说，人呐，复杂着呢。
我当时没太听懂。后来慢慢懂了。
现在，坐在这月光底下，看着江平抽烟的背影，我又想起这句话。
人呐，复杂着呢。
但那又怎样呢？
十八万人记得他。十八万人愿意为他签下自己的名字。十八万人，在无数个不同的夜晚，用同一种方式说：我们看见你了。
这就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