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远渡的酒，是镇上酒厂酿的高粱酒。
酒厂在镇子北边，挨着河边。厂房是红砖砌的，年头久了，砖缝里的砂浆酥了，用手一抠就掉渣。屋顶铺着石棉瓦，有几片裂了，用石头压着。风大的时候，石棉瓦哗哗响，像有人在外面拍门。酒厂老板姓周，六十多岁，脸是红的，鼻子是红的，眼白也是红的。镇上的人说他不是喝红的，是蒸酒的时候被蒸汽熏红的。
江远渡每周六下山，第一站不是邮局，是酒厂。他把水文站的公函交给邮局之后，沿着石板路走到镇子北边。周老板看见他，不用说话，从柜台下面拎出一塑料桶。五斤装的高粱酒，桶是半透明的，酒液在里面晃，颜色微微发黄，像泡过稻草的水。
“老江，你一个人喝得了这么多？”
江远渡把钱放在柜台上。硬币和纸币混在一起，皱巴巴的，沾着山上的松脂和泥。“喝得了。”
周老板把酒桶推过来。“你少喝点。肝喝坏了，山上没人替你看水位。”
江远渡拎起酒桶，掂了掂。五斤，沉甸甸的，桶把勒进掌心。他把酒桶夹在腋下，走出酒厂。石板路从北边延伸进镇子中心，他每周都走，走了十几年。哪块石板松了，哪块石板缺了一个角，哪块石板下雨天底下会积水，他闭着眼也知道。
但他从不在周六当天回山。周六晚上，他坐在酒馆里喝酒。
酒馆在镇子西头，门面比酒厂还小。门框上挂着一块木板，用粉笔写着一个“酒”字，笔画被雨水冲过无数次，淡得几乎看不清了，但镇上的人都知道那里是酒馆。老板姓吴，是个女人。丈夫去世多年，一个人带着孩子。孩子现在大了，去县城读高中，周末才回来。平时就她一个人，守着酒馆，从下午开到深夜。
江远渡第一次进那家酒馆，是十二年前。
那时候他刚离婚。第二任妻子收拾了东西下山，他在水文站坐了一整天。天黑以后，他下山，沿着石板路走。走到镇子西头，看见那块“酒”字木板。推门进去。吴姐在柜台后面擦杯子。听见门响，抬起头。他坐下来，要了一壶酒，一个人喝到半夜。走的时候，把酒钱放在柜台上。吴姐说太多了，他说不多。
此后每个周六，他都来。
他坐在柜台前的高脚凳上，自己从酒坛里打酒。吴姐给他多拿一个酒盅，放在柜台上。他不说话，她也不说话。酒馆里只有酒提子碰到坛沿的声音，酒液倒进盅里的声音，他端起酒盅又放下的声音。有时候她擦杯子，玻璃杯在她手里转，抹布擦过杯沿，发出极细的摩擦声。两个人各自做着各自的事，中间隔着柜台，隔着酒盅，隔着十二年的沉默。
十二年，他从没问过她丈夫是怎么走的。她也从没问过他为什么离婚。有些事不需要问。坐在一起喝酒的人，都有自己的原因。
江远渡的酒量，是在水文站练出来的。
水文站在山的另一侧，比气象站更偏。从盘山公路拐下去，沿着一条土路走四十分钟，穿过一片松林，再翻过一个小山坡，才能看见那栋红砖房。七十年代建的，外墙水泥剥落了大半，露出里面红色的砖。院子里堆着生锈的水文仪器，测流量的，测含沙量的，还有一个铁架子，上面长满了锈，雨水从锈迹上流过，变成铁锈色的水滴。
他每天的工作和沈砚章差不多：记录水位、流速、含沙量。每天六次，凌晨两点，早上八点，下午两点，晚上八点，夜里两点。周而复始。数据填进表格，表格装订成册，册子放进柜子。柜子是铁皮的，军绿色，和沈砚章那个一模一样。同一批次采购的。
水文站配了一台收音机，收听县里的水文预报。收音机是老式的，外壳是木头的，旋钮掉了，用钳子夹着调频道。能收到两个台，一个是县广播站，播天气预报和水情预报；另一个是省台，有时候放戏曲，有时候放评书，信号不好的时候全是沙沙声。他大多数时候不开收音机。太吵了。山上本来就安静，收音机的声音突兀得像有人在耳边喊。
他更习惯听水声。水文站建在一条溪流边上，溪水从更高的山上流下来，经过水文站的测流断面，再往山下流。水声四季不同。春天雪化了，水势大，声音轰轰的，像远处的雷。夏天雨水多，水流急，声音哗哗的，像无数人一起拍手。秋天水势收了，声音变细，淙淙的，像有人在石头缝里低声说话。冬天水小了，声音几乎听不见，只有极轻的、一滴一滴的声响，像钟摆。
他听了二十年水声。比任何人的声音都熟悉。
第一次离婚，是在他来水文站的第三年。
第一任妻子姓宋，镇上的小学老师，教语文。他们结婚五年，没有孩子。不是不想要，是怀不上。去医院查过，两个人都没问题。医生说大概是缘分没到。她信了。他不信。他觉得是自己常年待在山上，寒气入了骨头，把什么东西冻住了。
离婚是她提的。没有吵，没有闹。有一天他周六下山回家，她做了一桌子菜。他坐下来吃。吃到一半，她说：“远渡，我们离了吧。”他筷子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夹菜。嚼完嘴里的饭，咽下去。
“你想好了。”
“想好了。”
他没再问。吃完饭，他洗了碗。第二天去办了手续。从民政局出来，她往东走，他往西走。走到拐角，他回头看了一眼。她没有回头。背影直直的，像她在黑板上写的粉笔字。
离婚后，他每年秋天给她寄松茸。山上采的，晒干，装进布袋，托沈砚章帮他寄。地址是她后来搬的新地址——离婚十二年后，她给他打过一个电话。就一次。电话响了，他接起来，是她的声音。她说她搬家了，新地址是县城某条街某栋楼。他说哦。她说你记一下。他找了支笔，记在记录本的空白处。她说就这事。他说嗯。她说你也保重。他说你也是。
电话挂了。他把记录本合上。手在桌面上放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去测流速。
后来他每年寄松茸，都寄到那个地址。她从不回信。他也从不问。寄了就行。回不回是她的事。
第二任妻子是县城医院的护士。姓秦。他们认识，是因为他下山体检。水文站每年一次体检，在县医院。她给他抽血，针扎进去，血没出来。换了个位置，还是没出来。她说你血管太细了。他说山上冷，缩的。她笑了一下。笑的时候，眼睛弯成月牙。
后来他每次去县城，都去医院找她。她值夜班，他坐在走廊的椅子上等。等到她下班，两个人一起出去吃早饭。豆浆油条。她喝甜豆浆，他喝咸的。
结婚是他提的。认识第二年。她说好。没有犹豫。
婚后的日子，和第一段不一样。第一段是两个人都在镇上，他每周六下山，周日上山。平时她一个人住。第二段是她还在县城，他还在山上。距离更远了，见面更少了。她排夜班，他周六下山，她可能在睡觉。他坐在床边，看她睡着的样子。看一会儿，把被子掖好，出门坐班车回山上。
离婚也是她提的。她说她想去省城，医院有进修名额，她想考。他说那就考。她说考上了就要去三年。他说三年就三年。她说你跟我去吗。他沉默了很久。
“山上的水位，没人看。”
她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第二天，她把离婚协议放在桌上。他签了字。笔放下的时候，手指是稳的。
后来他听说她考上了，去了省城。再后来，听说她留在省城了，嫁了一个同科室的医生。他没有再寄松茸。不是不想寄。是不知道地址。
两段婚姻，两个女人。一个往东走，一个往省城走。都走了。
他回到山上，继续测水位。每天六次，凌晨两点，早上八点，下午两点，晚上八点，夜里两点。数据填进表格，表格装订成册，册子放进柜子。二十年，水涨水落，他全记着。
酒是那时候开始喝得凶的。
以前也喝，但不多。周六下山打一壶，喝到月底还有剩。离婚之后，一壶不够喝一周。他开始买五斤的塑料桶。周老板问他一个人喝得了这么多，他说喝得了。周老板就不再问了。
在酒馆里，他从不喝醉。不是酒量好。是不敢。醉了会说胡话。他不想说胡话。吴姐大概看出来了。每次他喝到差不多了，她就把酒坛收起来，开始擦杯子。杯子擦得亮亮的，倒扣在柜台上，排成一排。他不说话，她也不催。坐一会儿，他把酒钱放在柜台上，起身走。走到门口，她说：“路上小心。”他嗯一声，推门出去。
这句话，她说了十二年。他嗯了十二年。
第三年，吴姐提出帮他送山楂。那时候沈砚章第一次托他把野山楂带给陆怀音，他在酒馆里把纱布袋子掏出来放在柜台上，说帮人送个东西。吴姐拿起袋子看了看，问他送给谁，他说邮局的分拣员。吴姐说你自己送，邮局拐过去就是。他说我跟她不熟。吴姐说，你跟谁熟。他没接话。吴姐把擦好的杯子倒扣在柜台上，叮的一声。
第二年，他托吴姐晒柿饼。霜降后晒的，两包。一包给沈砚章，一包给陆怀音。吴姐晒好了，用油纸包得四四方方，扎红塑料绳。油纸上写了一个“甜”字，圆珠笔写的，蓝色，笔画粗粗的。他把柿饼带上山，又带下山。沈砚章那包放在窗台上，陆怀音那包放在抽屉里。两个人都不寄。
他有时候想，自己这辈子是不是也在寄一封没寄的信。
松茸寄了，从不回信。酒喝了，从不说醉。吴姐的“路上小心”，他听了十二年，每次都是嗯一声，从没回过头。
不是不想回头。是怕回头了，就真的走不了了。
有一年冬至，他在水文站包饺子。白菜肉的，包了八十个。每年冬至都包，包完给沈砚章送一半，自己留一半。桌上摆三副碗筷。多出来那副是给第一任妻子的。离婚十二年了，每年冬至摆一副空碗筷，饺子凉了，他端过来自己吃掉。沈砚章问过他，为什么不给她打电话。他说打过。第一年打过。她接了，说嗯，说知道了，说你也保重。后来就不打了。因为她说“你也保重”的时候，声音是平的。不是恨，是平。比恨更远。
那天冬至傍晚，他下山去酒馆。吴姐在柜台后面包饺子。羊肉的，放了胡萝卜。她看见他进来，把手上的面粉拍了拍。
“今天冬至，你不回山上？”
“一会儿回。”
吴姐把包好的饺子下锅。水滚着，白雾把整个酒馆灌满了。她捞出两碗，一碗推给他，一碗自己留着。醋瓶子搁在中间。他夹起一个，蘸了醋。羊肉的鲜味和醋的酸味混在一起。
“好吃。”
“我包的。”
他吃了大半碗，忽然停下来。筷子搁在碗沿上。
“吴姐。”
“嗯。”
“咱们凑合过吧。”
吴姐的手在围裙上擦了一下。面粉沾在围裙上，白色的。她低头看着围裙上的面粉，看了一会儿。
“你是喝多了。”
“没喝多。”
“那你下周再说一遍。”
下周他下山，又去了酒馆。坐在柜台前的高脚凳上，自己打了一壶酒。喝到第二盅，他把酒盅放下。
“吴姐。”
“嗯。”
“咱们凑合过吧。”
吴姐把擦好的杯子倒扣在柜台上。叮的一声。
“好。”
他们没有办婚礼。江远渡请了几个熟人吃了顿饭——沈砚章，陆怀音，周老板，老赵。在吴姐的酒馆里。吴姐炒了几个菜，周老板带了一坛酒，说是酒厂里存得最久的一坛。老赵那时候身体还硬朗，拄着拐杖来的，坐在靠墙的位置，面前放着一个酒盅，只抿了几口。
陆怀音坐在沈砚章旁边。那是他们第一次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隔着十四年和三百公里。
江远渡喝了很多。不是借酒消愁的那种喝，是高兴的那种喝。脸红红的，说话声音比平时大，笑的时候眼睛眯成一条缝。老江趴在他脚边，尾巴在地上扫来扫去，吴姐扔给它一块骨头，它叼到角落里啃。
沈砚章没喝酒。他面前放着一杯茶，搪瓷杯，杯底的茶垢深褐色。江远渡端着酒盅过来，碰了碰他的搪瓷杯。酒液晃出来几滴，落在桌面上，洇成小小的圆形。
“你什么时候寄信？”
沈砚章的手在搪瓷杯上。手指握着杯身，茶的温度透过搪瓷传进掌心。
“不知道。”
“别等十二年。”江远渡把酒盅里的酒一口喝完，喉结上下动了一下。“我第一段离了十二年，才学会搬家不是结束。第二段离了，才学会留不住的人不要留。第三段——我学会了，想要的东西，自己伸手。”
他把酒盅放在桌上，盅底磕在木头上，发出一声闷响。
“沈砚章。你写了十四年信。你想写到什么时候？写到她搬家了，地址换了，信退回来，你才知道寄？”
沈砚章没有回答。他的手指在搪瓷杯上收紧，指甲微微发白。
陆怀音坐在旁边，手里拿着一块柿饼。吴姐晒的，霜降后晒的，白霜厚厚一层。她没有吃，只是拿着。柿饼的甜味从油纸上飘出来，和酒味、菜味、炉子里的煤味混在一起。
江远渡看着他们俩。看了很久。然后把酒盅倒满，举起来。
“喝一个。不管寄不寄，今天高兴。”
沈砚章端起搪瓷杯。陆怀音也端起来。三个杯子碰在一起。瓷碰瓷，发出一声脆响。
老江在角落里啃骨头，啃得咯吱咯吱响。
吴姐在柜台后面擦杯子，看着他们。玻璃杯在她手里转，抹布擦过杯沿。她笑了一下，低下头继续擦。
窗外的枇杷树被风吹动，叶子沙沙响。
江远渡喝完那盅酒，放下杯子。他看着窗外的枇杷树，忽然说了一句。
“吴姐，枇杷黄的时候，咱们在院子里种一棵枇杷树吧。”
吴姐擦杯子的手停了一下。“为什么种枇杷。”
“等人。”
吴姐没有问等谁。她把擦好的杯子倒扣在柜台上，叮的一声。“好。”
那年枇杷黄的时候，沈砚章下了山。不是周六。是周三。他站在邮局门口，手里拿着一个信封。信封上贴着长城邮票，面值八毛。
陆怀音在分拣台前抬起头。午后的阳光从门口照进来，落在他的肩膀上。棉袄是藏蓝色的，领子竖着，手在口袋里。和十四年前一样。和长途汽车上一样。和每一个周三站在路边等邮车的时候一样。
他走进来。把信封放在分拣台上。
“这封，寄。”
她低头看。信封上写着：镇邮局 陆怀音。
她拿起信封。没有拆。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沓信。牛皮纸信封，每一个都贴好了长城邮票。四十多封。她把他的信放在最上面，然后把整沓信推到他面前。
“这些，也寄。”
他低头看着那沓信。最上面那封是他七年前写的。牛皮纸信封，磨得发亮，边角起了毛。老赵还给她的那封。
他拿起那封信。拆开。里面只有一张信纸，红色横线，折了两道，折痕处磨出了毛边。信上只有一行字。
“今日积雨云。云层很厚。山下应该也阴天。”
背面还有一行，字迹更新，墨色更深。
“雨会来。”
他把信纸翻过来。正面是七年前的字，背面是后来加的。中间隔了多久，他不知道。他看了一会儿，把信纸折好，放回信封。然后从棉袄口袋里掏出钢笔，拧开笔帽，在信封背面写了一行字。
“雨停了。”
他把信放回那沓信上面。
陆怀音看着那三个字。雨停了。这是十四年来，他第一次在信上写“停”。不是雨会来，不是雨还在下，是停了。
她拿起那沓信，一封一封地盖邮戳。圆形的戳印落在长城邮票上，落在杜鹃花邮票上。日期是今天。
盖完最后一封，她把信放进邮袋。邮袋的口张着，里面已经装了半袋信。老周在外面抽烟，背对着门口。
她拉紧邮袋的绳子，打了一个结。
“寄了。”
窗外的枇杷树沙沙响。枇杷黄了，挂满了枝头。
江远渡和吴姐站在院子里，手里拿着一棵枇杷树苗。根上裹着泥团，用麻袋包着。他们挖了一个坑，把树苗放进去，填土，踩实，浇了一桶水。
老江蹲在旁边，尾巴在地上扫。扫过的地方灰尘被扫干净了，露出底下潮湿的泥土。
江远渡直起腰，拍了拍手上的泥。他看着那棵枇杷树苗，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天空。要过好几年才能结果。没关系。等就是了。
吴姐站在他旁边，围裙上沾着泥。她伸手把树苗扶正。
“等枇杷黄了，等的人就回来了。”
江远渡看着她。看了很久。
“你已经回来了。”
枇杷树的叶子在风里轻轻摇。阳光从叶子之间漏下来，落在地上，亮晶晶的。
（第八章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