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4.“1998年，海城渔村”
“1998年，海城渔村。”
这句话从江平嘴里说出来的时候，法庭里的空气忽然变了。
不是那种戏剧性的骤变，没有倒吸凉气的声音，也没有人惊呼。只是安静——一种比之前更深的安静。像是所有人都在那一瞬间屏住了呼吸，等着听一个他们本以为与自己无关的故事。
审判长苏锐坐在高台上，握着法槌的手松开了。
他应该敲下去的。庭审已经结束，宣判已经完成，被告人江平，故意伤害罪，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程序走完了，法槌落下，这个案子就结束了。他可以起身离开，回到办公室，脱下法袍，喝一口凉透的茶。
但他没有敲。
他看着江平。
江平站在被告席上，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灰蓝色夹克。三天庭审，他每天都穿这件。袖口磨出了毛边，但洗得很干净。他站在那里，背对着审判席，面朝着旁听席。
旁听席上坐着十几个人。陈耀东坐在第一排，身子往前倾，两只手攥着膝盖。我坐在第三排靠过道的位置，笔记本摊在腿上，笔悬在半空。角落里坐着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头上包着深蓝色的头巾，是那种海边渔村常见的样式。还有几个我不认识的人，大概是江平的工友，或者邻居。
江平看着他们。
他看了很久。
久到有人开始不安地挪动身子，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再说下去了。
然后他开口了。
“那年我十四岁，或者十五岁。没人记得清。渔村的孩子不兴过生日，活一天算一天。”
他的声音很平，像是在说别人的事。
但我看见陈耀东的肩膀抖了一下。
“那年夏天，我们三个躲在码头边的破船底下。”江平说，“江平，陈耀东，苏锐。三个没人要的狗崽子，凑在一块儿，互相闻着味儿，觉得对方跟自己一样贱，就抱团了。”
他说“江平”的时候，用的是第三人称。
好像那个十四岁的少年是另一个人。
我扭头看了苏锐一眼。审判长的脸绷得很紧，下颌骨的线条像刀子一样。他坐在高处，光线从他背后照过来，我看不清他的表情，但我看见他的手——握着法槌的那只手，指节泛白。
“那天江平说，他想当律师。”江平说到这里，嘴角动了一下，不知道算不算笑，“我们都笑他。他说，他见过一个律师，穿着黑衣服，从法院出来，有人给他开车门。那个人长得也就那样，还不如他高。”
旁听席上有人轻轻笑了一声，又很快止住。
“后来我们就拜把子了。”江平说，“在海边，对着月亮磕头。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谁要是背叛兄弟，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他说完这句话，停下来。
法庭里安静得能听见墙上的挂钟在走。滴答。滴答。滴答。
二十六年了。
我在心里数着。二十六年，从1998年到今天。九千多个日子。足够一个婴儿长大成人，足够一座渔村变成城市，足够三个少年从破船底下爬起来，走进各自的人生。
江平站在被告席上。
陈耀东坐在旁听席第一排。
苏锐坐在审判席的最高处。
三个少年，二十六年后，在这个法庭里，终于又凑齐了。
“那些话，我还记着。”江平说。
他的声音开始有些不一样了。不是哽咽，不是颤抖，只是沉了一点，慢了一点。像是每一个字都要从很深的地方挖出来。
“那些事，我也记着。”
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
那是一双粗糙的手，骨节粗大，手背上有很多细小的疤痕。干活的手。搬过鱼箱的手，拧过螺丝的手，给儿子交学费的手。也是二十六年前，在海边对着月亮起誓的那只手。
“那些血，我沾了。但我不后悔。”
陈耀东猛地站了起来。
“江平——”他喊了一声，声音劈了。
江平没有回头。
“谢谢。”
他鞠了一躬。
九十度。腰弯下去，停住。灰蓝色的夹克绷紧了，露出后背上一块颜色稍浅的补丁。
没有人说话。
鞠了很久。
然后有人开始鼓掌。
我不知道是谁先开始的。也许是那个老太太，她颤颤巍巍地站起来，两只干瘦的手拍在一起。也许是陈耀东，他站在那里，眼泪流了满脸，两只手举在胸前，拍得很响。也许是我，我后来发现自己的手也在动，笔记本不知道什么时候掉在了地上。
掌声越来越多。
那几个工友站起来，那几个邻居站起来，书记员站起来，法警站在门边，犹豫了一下，也开始鼓掌。
只有苏锐没有动。
他坐在高处，一动不动。法槌还握在手里，那只手的骨节还是白的。
江平直起身，转过来，面对着他。
两个少年时的兄弟，隔着二十六年的光阴，隔着法庭的审判席与被告席，隔着“审判长”和“被告人”这两个称呼，对视。
江平先笑了。
很淡，很短，嘴角动了一下就收住了。但苏锐看见了。
他看见了。
他握法槌的手松开了。又握紧。又松开。
然后他站起来。
“退庭。”他说。
声音不高，但法庭里每个人都听见了。
他转身，走进审判席后面的那道门。门关上之前，我看见他的背影停了一下。只是一下。然后门关上了。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
下午三四点的太阳，不烈，有些发黄，斜斜地落进来，落在被告席的地板上，落在江平的身上。
他站在那里，腰板挺得直直的。
陈耀东走过去，站在他面前。两个男人，一个满脸是泪，一个面无表情。他们没说话，陈耀东伸出手，在江平肩膀上拍了一下，很重。江平让他拍，一动不动。
那个老太太也走过去。她走到江平面前，抬起头，看着他。
江平低下头，看着她。
“二婶。”他说。
老太太没说话，伸手在他胳膊上拍了两下，也是那种重重的拍法。然后她转身走了，头巾的一角在门口闪了一下，不见了。
旁听席上的人慢慢散去。
我捡起笔记本，走过去。
江平看着我。
“你是记者？”他问。
“是。”
“写吧。”他说，“写什么都行。”
“你有什么想让我写的吗？”
他想了一会儿。
“写那个律师。”他说，“那个从法院出来，有人给他开车门的。告诉他人长得也就那样，还不如我高。”
他笑了一下。
我也笑了一下。
阳光照在他身上。灰蓝色的夹克，磨破的袖口，后背那块颜色稍浅的补丁。他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我走出法庭，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
他还站在那儿。
阳光还是照着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