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旁听席的眼睛
二零二四年夏天，江平案开庭那天，我一直看着旁听席上的一双眼睛。
那是我第一次进法院的审判庭。走廊里有法警来回走动，脚步声闷闷的。我跟着人流往里走，推开那扇厚重的木门时，一股冷气扑面而来。空调开得太足了，像要把所有人的温度都抽走。
我坐在最后一排。陈耀东坐在我旁边。他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我从来没见过他穿得这么正式。但他的手一直在抖。他攥着拳头，放在膝盖上，关节都发白了。我说老陈，你没事吧。他没说话，只是摇了摇头。
我们旁边，还有几个空位。
再往前，坐着几个陌生人。有个年轻人拿着笔记本，应该是记者，时不时低头记几笔。还有几个像是旁听的群众，东张西望的。最前面靠近审判席的位置，坐着几个人，穿着便装，但坐得很直，一直盯着门口——那是专案组的人。
审判席上，审判长还没出来。被告席空着。那是个用栏杆围起来的小区域，里面放着一把椅子。椅子是木头的，很普通，和别的椅子没什么两样。但不知道为什么，看着那把空椅子，我心里就堵得慌。
九点整，审判长、审判员、书记员陆续入席。然后，侧门开了。
江平被带进来。
他穿着灰色的上衣，头发剪短了，比上次我见他时瘦了很多。他走进被告席，站在那里。法警示意他坐下，他就坐下了。他低着头，没往旁听席上看。
审判长宣布开庭。核对被告人身份。姓名，年龄，住址，职业。江平一一回答，声音不高，但很清楚。
起诉书念了很久。检察官的声音很平，像在念一份普通的文件。但我旁边陈耀东的手抖得更厉害了。他攥着拳头，攥得指节咯咯响。
就在那时候，我注意到了那双眼睛。
是那个老太太。
她坐在第三排，靠边的位置。七十多岁，头发全白了，在人群里很显眼。她穿着件旧棉袄，灰蓝色的，洗得发白了，但很干净。她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眼睛一直看着被告席。
看着江平。
从庭审开始，她就那么看着。
检察官念起诉书的时候，她看着江平。检察官念到那些数字，那些时间，那些“事实”的时候，她看着江平。检察官出示证据，把那些材料一份一份递上去的时候，她还是看着江平。
她看不见江平的脸。江平一直低着头，她只能看见他的侧影，看见他灰色的上衣，看见他放在膝盖上的手。但她还是看着。
有证人出庭作证。那人穿着西装，头发梳得很亮，说话的声音很大。他说他认识江平，说江平怎么怎么，说那些话的时候，眼睛一直看着审判长。但老太太不看那个证人，她还是看着江平。
辩护律师发言的时候，江平抬起头来，往旁听席上扫了一眼。就那么一眼。老太太的身体动了一下，像是想站起来，但她没有。她只是坐得更直了，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他。
江平没有看见她。他又低下了头。
整个上午，老太太就那样坐着。中间有一次休庭，旁听席上的人站起来走动，去外面透透气。但老太太没有动。她坐在那里，像钉在座位上一样。有人从她身边经过，她也不看，只是看着被告席。
我看着她的侧脸。那张脸上有很多皱纹，很深，像树皮一样。她的嘴唇抿得很紧，下巴微微往前伸着，像是在用力。她的眼睛浑浊了，老年人的那种浑浊，但她看得很认真，很用力，好像要把那个被告席上的人看进心里去。
我忽然觉得，我好像见过她。
在哪里呢？
我想不起来。但那种熟悉感，像一根细线，在我心里扯来扯去。
下午，庭审继续。
江平开始陈述。他站起来，站在被告席上，声音不大，但整个法庭都静下来。他说他没有做那些事，他说那些证据不真实，他说那些证人说的不是真话。他说话的时候，偶尔会停顿一下，像是在想怎么表达。他说话的时候，一直看着审判席。
老太太还是看着他。
他的眼睛，她的眼睛。中间隔着几排座位，隔着几个人，隔着一个法庭的空气。她看着他，但他不知道。
快结束的时候，陈耀东忽然凑过来，低声说：“那是柳条巷的老太太。”
我想起来了。
柳条巷。那个老太太。
七年前，冬天，特别冷。有个老太太被儿子赶出家门，在桥洞里住了三个月。江平知道了，帮她打官司，帮她找证据，帮她要回了那间小屋。后来老太太搬到别处去了，再没听说过她的消息。
是她。
就是她。
庭审结束。审判长宣布休庭，择期宣判。法警走过去，站在江平两边。江平站起来，低着头，跟着法警往外走。
老太太站起来。
她往前走了两步，又停住了。
她站在那里，看着江平的背影。江平走到侧门，走进去，门关上了。她看不见他了，但她还是站在那里，看着那扇关上的门。
法庭里的人都往外走。人们从她身边经过，有人碰了她一下，她也不动。她就站在那里，看着那扇门。
我走过去。
“大娘，您是？”
她回过头。
真的是她。柳条巷那个老太太。七年了，她老了，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更深了，但那双眼睛，那双浑浊的眼睛，我认得。
她说：“我是来看看他的。”
我说：“您认识他？”
她点点头，说：“认识。他帮过我。”
她的声音很轻，像是怕惊动什么。
我想说点什么，但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看着她的眼睛。
那双眼睛里，有泪光。泪光在她浑浊的眼睛里闪着，像冬天的星星。她没有让眼泪流下来，她只是看着那扇门，眼睛里噙着泪。
过了好一会儿，她转过身，往外走。
我跟在她后面，走到法院门口。外面太阳很大，很热。她站在台阶上，眯着眼睛看了看天。
我说：“大娘，您怎么来的？”
她说：“坐公交车。倒了两趟。”
我说：“我送您回去吧。”
她摇摇头，说：“不用。我认得路。”
她往前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我一眼。
她说：“你认识他？”
我说：“认识。”
她说：“那你能不能……能不能帮我跟他说一声？”
我说：“说什么？”
她说：“就说……就说我挺好的。房子还在，不漏雨了。就说……就说我还记得他。就说……”
她没说完，转回身，慢慢地走了。
我站在法院门口，看着她的背影。她走得很慢，一步一挪的，在明晃晃的太阳底下，那个穿着旧棉袄的背影，显得又小又瘦。
她走到公交站牌下，站在那里等车。
我忽然想，她今天坐了两个小时的公交车，颠颠簸簸地来到这里，坐了整整一天，就为了看看他。就为了看看那个帮她打赢官司的人，那个被关在被告席上的人，那个低着头、不知道她在看他的人。
她看着他。从头到尾，就那么看着。
那双眼睛，是旁听席上的眼睛。浑浊的，有泪光的，一直看着他的眼睛。
公交车来了。她上了车。车门关上，车开走了。
我站在那里，站了很久。
后来我常常想起那双眼睛。想起那个老太太。想起她坐在旁听席上，看着江平的样子。她什么也没做，什么也没说。她只是来看他。只是来看看他。
那双眼睛，是那个夏天，整个法庭里，最干净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