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2.苏锐的追踪
那天晚上接到陈耀东的电话之后，我一夜没睡。
窗外的北京夜色一点点褪去，天光从窗帘缝隙里渗进来。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脑子里全是那句话——处理掉江平。
三个字，像三把刀。
天一亮，我就起床了。洗漱，换衣服，收拾了一个简单的包。然后打电话请假，订机票。
飞海城的航班很多，我订了最早的一班。九点起飞，十一点落地。
飞机上，我靠着舷窗，看着窗外的云。云层很厚，白茫茫一片，什么都看不见。但我知道，云层下面，是海城。是我待了八年的地方，是我离开三年的地方，是江平还在守着的地方。
飞机落地的时候，天灰蒙蒙的，要下雨的样子。海城的机场不大，出来就是停车场。我打了车，直接去江平的小院子。
司机是个本地人，一路唠叨。说今年春天雨水多，说最近城里来了好多生人，说听说有大人物被抓了。我没接话，看着窗外。那些熟悉的街道，熟悉的店铺，熟悉的老槐树，一晃而过。
三年了，海城变了，又没变。
江平的小院子在城东，一条老巷子底。巷子窄，车进不去，我下了车，走进去。巷子两边是老房子，青砖灰瓦，墙上爬着爬山虎。有狗在叫，有孩子在哭，有老太太坐在门口择菜。看见我，她们抬头看一眼，又低下头。
我走到院子门口，门虚掩着。
推开门，就看见江平。
他正坐在院子里，陪林芳菲。阳光从云层里漏下来，一缕一缕的，落在他们身上。林芳菲坐在藤椅上，盖着一条灰色的毯子，看着那棵老槐树。槐花快落完了，地上铺着一层白，像雪。
江平坐在她旁边，握着她的手。
听见门响，他转过头。看见我，愣了一下。
“苏锐？你怎么回来了？”
他的声音很平静，但眼睛里有一点惊讶。他没料到我会来。
我走进去，在他对面坐下。林芳菲看了我一眼，目光是空的，然后又转回去看那棵树。
“不放心。”我说。
江平看着我，没说话。
“我知道你没事。”我说，“但我要查清楚。那个姓张的，不找到，我不放心。”
他沉默了几秒。然后点点头。
“吃了吗？”他问。
“没。”
他站起来，进屋去了。过了一会儿，端出一碗面来，放在我面前。清汤面，卧着一个荷包蛋，撒着葱花。
“吃了再说。”
我端起碗，吃了。
面很香，是那种家里做的味道。我吃着面，看着这个院子。院子不大，但收拾得干净。墙角堆着一些杂物，但码得整整齐齐。那棵老槐树遮住了半边天，风一吹，叶子沙沙响。林芳菲坐在藤椅上，安静得像一幅画。
我突然想起很多年前，第一次来这个院子的时候。那时候林芳菲还好好的，在厨房里忙进忙出，给我们做饭。江平在院子里陪我喝茶，说起他正在办的案子。那时候我们都年轻，都以为这个世界是讲理的。
现在，林芳菲不记得他了。江平的头发白了。我坐在他们对面，吃着一碗面，心里想的是怎么找到那个跑掉的管教。
面吃完了，我把碗放在一边。
“陈耀东那儿，我去过了？”江平问。
“还没。”我说，“先来看你。”
“他在公司。我给他打个电话。”
江平打了电话，说了几句，挂了。
“他等你。”
我站起来，看了一眼林芳菲。她还看着那棵树，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不知道我是谁。但她的手，还握在江平手里。
“你去吧。”江平说，“我这儿没事。”
我说：“晚上再来看你。”
出了院子，巷子还是那条巷子。老太太还在门口择菜，狗还在叫，孩子还在哭。我走出巷子，打了车，去陈耀东的公司。
陈耀东的公司在新城区，一栋写字楼的七楼。我到的时候，他正在办公室里等我。门开着，他站在窗前，背对着门。听见脚步声，他转过身。
“苏锐，你来了。”
他的脸色很差，眼睛里有血丝，像是好几天没睡好。但看见我，他走过来，握住我的手，用力握了一下。
“坐下说。”
我们在沙发上坐下。他把那些材料拿出来，摊在茶几上。那个姓张的管教的身份信息，他的照片，他的家庭情况，他的关系网。还有郑成功让人带出来的那句话，打印在一张纸上——“处理掉江平”。
我看了一遍。
那个姓张的，叫张建军，海城本地人，四十五岁，在监狱干了二十年。有老婆，有一个儿子，今年上高中。房子在城西，一个老小区。他平时不抽烟不喝酒，在同事眼里是个老实人。
但就是这个人，把手机带进了看守所，让郑成功打出了那个电话。
“这个人，我去找。”我说。
陈耀东看着我。“能找到吗？”
“能。”
我说得很肯定。其实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到，但我知道，必须找到。这个人不找到，就不知道郑成功到底安排了什么，不知道那些人什么时候动手，怎么动手。他在暗处，我们在明处，这个账，得翻过来。
那天下午，我开始查。
先去张建军的家。城西那个老小区，六层楼，没电梯。他家在三楼，门锁着。我敲了门，没人应。隔壁一个老太太探出头来，问我找谁。
我说：“找张建军。”
老太太说：“老张啊？出差去了吧？好几天没见着他了。”
我说：“他老婆呢？”
老太太说：“回娘家了吧？前天走的，提着箱子走的。”
我说：“他儿子呢？”
老太太说：“在学校住校，不常回来。”
我说：“他出差去哪儿，您知道吗？”
老太太摇摇头。“不知道。他不跟我说这些。”
我谢了老太太，下楼。
站在楼下，我看着那栋楼，想了一会儿。然后打电话，让人查张建军老婆的去向。
查到了。他老婆回了娘家，在隔壁县城。我开车过去，找到她。
她是个普通的中年妇女，穿着旧衣服，眼泡有点肿，像是哭过。看见我，她有些紧张。
我说：“我是来找张建军的。”
她说：“他出差了。”
我说：“去哪儿了？”
她说：“不知道。”
我说：“他什么时候走的？”
她说：“一个星期前。”
我说：“他走之前，有没有跟你说什么？”
她低下头，不说话。
我说：“你丈夫，把手机带进了看守所，让犯人打了电话。这事你知道不知道？”
她抬起头，眼睛里全是惊恐。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我说：“他最近是不是多了很多钱？”
她沉默了很久。然后点点头。
“他……他说是奖金。但我知道不是。他工资多少，我心里有数。那些钱，来路不正。我问过他，他不说。”
我说：“多少钱？”
她说：“二十万。”
二十万。一个管教，二十年工资也攒不下二十万。这二十万，是郑成功的人给的。是买那个电话的价钱。
我说：“他现在在哪儿？”
她说：“我真的不知道。他走的时候，只说要去外地，让我带着儿子回娘家。别的什么都没说。”
我看着她的眼睛。她的眼睛里，有恐惧，有愧疚，还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她可能真的不知道。也可能知道，但不敢说。
我没再问。给她留了电话，让她如果想起什么，联系我。
那条线，断了。
但我有别的办法。
我在海城待了三天。
三天里，我跑了七个地方，见了十几个人。张建军的关系网，我一条一条捋。他的亲戚，他的朋友，他的同事。谁可能帮他，谁可能收留他，谁可能知道他在哪儿。
他的同事说，张建军这个人，平时话不多，但人缘还行。不争不抢的，在单位是个老好人。但最近几个月，他变了。出手大方了，请客吃饭多了，有时候还跟人吹牛，说认识大人物。
他的朋友说，张建军有个表弟，在云南。开小饭馆的。两个人关系很好，经常联系。张建军以前帮过那个表弟不少忙，表弟欠他人情。
捋到第三天，捋出一条线。
那个表弟，叫张建国，在云南边境一个叫芒市的地方，开了家小饭馆。我让人查了他的通话记录。发现最近几天，他跟一个陌生号码通过话。那个陌生号码，定位在芒市附近，靠近边境。
我让人再查那个陌生号码。查到了，是张建军办的。他用别人的身份证办的卡，但那张卡在他身上。
他在芒市。
躲在边境那边。
那天晚上，我给江平打电话。
“江平，那个姓张的，跑到云南去了。躲在边境那边。”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他说：“你要去追？”
“是。”
“危险。”
“知道。”
边境那种地方，我懂。什么人都有，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张建军既然能收二十万帮郑成功打电话，就能为了钱干别的事。他跑到边境，说不定是想跑出去。如果让他跑了，就永远找不到他了。他嘴里的那些东西，那些关于郑成功的事，关于那个电话的事，就再也问不出来了。
“小心。”江平说。
“好。”
挂了电话，我站在窗前，看着海城的夜色。
窗外是海城的老城区，灯光稀稀落落的，不像北京那么亮。远处有几栋高楼亮着灯，近处是一大片老房子的黑影。那些黑影里，有江平的小院子，有陈耀东的公司，有那些我跑过的巷子和街道。
我站了很久。
三天了，终于有了结果。张建军在芒市，躲在边境。我要去追他。追到了，就能知道郑成功到底安排了什么，那些人到底想干什么。追不到，就永远不知道了。
但我知道，追得到。
不是因为我有把握，是因为必须追到。
江平在等着那些人。他在那个小院子里，守着林芳菲，等着那些人动手。我不能让他一个人等。我得把那些藏在暗处的人，一个一个揪出来。
窗外，夜色很深。
但心里，很定。
那种定，是做了决定之后的定。是知道接下来要干什么的定。是不再犹豫、不再怀疑的定。
明天，我去云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