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爹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木头在水里漂。你以为自己掌得了舵，其实全是水推着走。
他这话，不是没有道理的。
1935年，我爹出生在我们县城下游的一个村子里。那一年，我爷爷正在木厂里给人帮工，天天跟木头打交道。我们那个地方，说起来你可能没听过，但在那个年代，木头产业是全国都叫得上名号的。县城里大大小小的木厂几十家，山上的松木杉木砍下来，顺着河道放排到下游，再装上大船，运到广州、上海那些大地方去。
那时候走水路运木头，比现在公路还热闹。
河面上漂满了木排，远远看去像一座座浮在水上的小岛。放排的汉子赤着膀子站在木排上，手里握着长篙，嘴里喊着号子，声音在山谷里来回撞，能传出十里地去。
我爷爷是个老实本分的人，话不多，但眼睛里能装事。他在木厂里从最底层的活干起，扛木头、锯板子、给老工匠打下手，什么苦都吃过。两百斤的松木往肩上一扛，从山上走到河边，一趟下来肩膀磨掉一层皮。可他从来不叫一声苦，咬着牙往前走，走一步就离好日子近一步。
他跟着厂里的老师傅学看木料。什么料子能做什么用，哪座山头的木头纹理好，哪条水路放排最省力，这些门道他一点一点记在心里，比账房先生打算盘还仔细。老师傅们都说，这小子有双好眼睛，什么东西让他看一眼，就能看出三分内里来。
我爹五岁那年，爷爷觉得时机到了。
他从木厂辞了工，自己出来单干。他把这几年的积蓄全掏出来，又跟亲戚朋友东拼西凑借了一些，在河边租了一块空地，搭了几间棚子，算是自己的木场。
刚开始的时候难啊。
爷爷后来说，头三个月他瘦了二十斤。天不亮就往山里跑，翻过两座山头去跟山民谈价钱、挑木料，傍晚再赶回来看着工人装车。有时候夜里发大水，他整宿不敢合眼，蹲在河岸上盯着水位线，就怕堆在河边的木头被水冲走。那些木头是他的命根子，冲走一根，心就要疼好几天。
但爷爷这个人，认准了的事就一定要做到底。
他脑子活络，会算账，人又实在。跟山民打交道从不坑人，山民们卖了半辈子木头，头一回遇见一个老板不压价的。跟买家谈生意也从不耍滑，答应什么时候交货，就是下刀子也准时送到。慢慢地，名声就传开了。
头一年只是小打小闹，勉强糊口。第二年就攒下了本钱，能把木头囤到开春再卖，价钱翻一番。到了第三年、第四年，他的木场已经是我们那一带数得上号的了。
我爹说那时候家里光雇的长工就有七八个，短工农忙的时候二三十个，院子里堆的木头像小山似的。
到我爹六岁的时候，爷爷已经是村里最有钱的财主了。
这话不是我爹自己吹的，是十里八乡的人都知道的。爷爷翻修了老宅子，青砖到顶，前后两进院子，门口还立了两个石墩子，气派得很。村里人见了爷爷都叫“老板”，爷爷不爱听这个，说叫名字就行，可人家还是叫老板。后来连乡公所的人来了，也要客客气气地喊一声“陈老板”。
也就是那年，爷爷从隔壁村请了个教书先生来给我爹开蒙。
周先生是个老秀才，清朝灭亡那年他刚考上秀才，一肚子学问没处使，只好在乡下教几个蒙童糊口。他第一天来家里，围着宅子转了一圈，对爷爷说：“陈老板，你这宅子的风水好，出文人的。”爷爷听了很高兴，当场给周先生封了双倍的束脩。
周先生每天上午来教两个时辰，下午我爹自己温书。我爹从小就爱读书，别的小孩在外面疯跑的时候，他能坐在书桌前一动不动地看上两个时辰的书。周先生逢人就夸，说这孩子是读书的料子，将来要是能出去念书，一定有出息。
那时候我爹在村里可风光了。
走哪儿都有人叫“大少爷”。村里的小孩都在泥地里打滚，浑身糊得跟泥鳅似的，他穿着洋布衣裳，背着周先生送他的一个书箱，神气活现地从村头走到村尾。村里的大人见了都要放下手里的活计，笑着说一句：“大少爷放学啦？”
我爹就挺起胸脯，学着周先生的样子点点头，装出一副老成的模样。
可这副老成的模样装不了多久，一转过墙角，他就开始跑。书箱在屁股后面一颠一颠的，他跑得飞快，书包带子拍打着腰，嘴里还哼着周先生教的诗。那时候的风是甜的，天是蓝的，他觉得日子会这样一直好下去。
好日子，总是不会太久的。
我爹八岁那年，我奶奶怀了第二胎。
那时候农村生孩子，哪有什么医院，都是在家里请个接生婆，烧一锅热水就对付过去了。奶奶怀相一直不好，头几个月吃什么吐什么，人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爷爷心疼，托人去县城买了最好的补品，可奶奶的身体还是一天不如一天。
那年冬天特别冷。
奶奶临盆那天半夜突然发动，疼得满头大汗，棉被都被汗水浸透了。接生婆来了，折腾了大半夜，孩子就是下不来。奶奶的喊声一声比一声弱，一开始还能听见她在喊爷爷的名字，后来只剩下粗重的喘息。
天快亮的时候，奶奶已经没什么力气了。
她的嘴唇干裂出了血，头发湿漉漉地贴在脸上，整个人像一片被风刮落的树叶，轻飘飘的。接生婆慌了手脚，让人赶紧去隔壁村请郎中。可等郎中大老远赶过来，踩着结了冰的田埂跌跌撞撞地跑进院子，奶奶已经不行了。
孩子也没保住。
我爹那年才八岁。
半夜他被哭声惊醒，光着脚跑到堂屋门口。他扒着门框往里看，看见一屋子人乱糟糟的，奶奶躺在床上，脸上盖着一张黄纸。爷爷跪在床前，攥着奶奶的手，整个人抖得像风中的枯叶，嘴唇哆嗦着，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爹后来跟我说，他这辈子都忘不了那个画面。
他说他看见爷爷的眼泪从脸上淌下来，一滴一滴地落在奶奶的手背上，可奶奶的手已经凉了，再也暖不回来了。
奶奶死后，家里像塌了半边天。
我爹那阵子不怎么说话。周先生来上课，他也听不进去，一个人坐在书桌前发呆，眼睛望着窗外那棵老槐树，一望就是一整天。
爷爷更是一夜之间老了许多。
走路的时候脚步拖拖拉拉的，像是腿上绑了沙袋。木场的生意顾不上，全交给下面的人打理。好在那时候底子已经打好了，不至于出什么大乱子。。
第二年，我爹九岁那年，家里来了媒人。
爷爷本来不想续弦。他每天晚上一个人坐在奶奶生前住的房间里，对着一盏孤灯发呆，有时候坐到后半夜才回自己屋。可家里不能没有女主人，我爹还小，里里外外的事总要有人管。长工们没了管束，越来越不像话，灶房里的佣人也开始偷懒耍滑。
再加上奶奶生前也跟他说过，要是自己有个好歹，让他一定要再找一个，把家撑起来。
爷爷拗不过。
那年秋天，他娶了第二个老婆，姓李，是隔壁镇上一个木匠的女儿。
李奶奶进门的时候二十一岁，比爷爷小了将近十岁。她人长得不算好看，但手脚勤快，做事利索，进门没几天就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她对爷爷照顾得细致周到，对我爹也算不错，虽说不上多亲热，但该管的管，该做的做，没让我爹受过什么委屈。
可我爹说，他从那时候起，就觉得家里少了点什么。
那种感觉说不清楚。就好像一碗糖水里兑了水，还是甜的，但总觉得没有以前那么浓了。
我爹十岁那年，李奶奶生了个儿子。
也就是我二叔，你二爷。
二叔出生的那天晚上，爷爷站在院子里，一个人站了很久。月亮很大，把他的影子投在地上，又瘦又长。我爹趴在窗户后面偷偷看他，看见爷爷脸上的表情很复杂，像是高兴，又像是别的什么。
后来爷爷转过身，对着我爹的方向说了一句：“老大，你是陈家的长子，这个家将来是你的。”
那句话，是说给我爹听的，也是说给所有人听的。
二叔出生后，家里的日子照常过着，但有些东西好像变了，又好像没变。
我爹是嫡长子，这是谁也改不了的事。爷爷请周先生来教书的时候就说清楚了，陈家将来的家业，是要靠老大撑起来的。所以不管李奶奶生了几个儿子，家里上上下下，从长工到灶房里的佣人，见了我爹照样恭恭敬敬地叫一声“大少爷”。
逢年过节，爷爷带着两个儿子祭祖，我爹跪在头一个，烧头一炷香。爷爷跟祖宗念叨的也是“保佑长子长成人，将来顶门立户”。香案上供品摆得整整齐齐，香烟袅袅地升上去，爷爷跪在最前面，我爹跪在他身后半步，二叔还要再往后。
就连李奶奶自己，当着外人的面也从不敢怠慢我爹。
该做的衣裳一件不少，该置办的笔墨一样不缺。
爷爷更是把全副心思都放在了我爹身上。
他常跟身边的人说，自己这辈子吃苦受累挣下这份家业，不是为了摆在那儿看的，是要传给后人的。传给别人他不放心，只有老大是正根正苗，是陈家的正经血脉。所以他对我爹的功课盯得格外紧，三天两头问周先生学得怎么样，隔三差五还要亲自考校一番。
村里人都看得出来，爷爷嘴上不说，心里是把我爹当命根子看的。
那些年，爷爷的木场生意越做越大，钱越赚越多，宅子越盖越气派。方圆几十里，提起“陈老板”三个字，没人不竖大拇指。
可谁也没想到，更大的风浪，还在后面等着。
不是生意上的风浪，是人心的风浪。
大伯讲到这里的时候，天快亮了。
他端起酒杯，把最后一口酒灌进喉咙里。窗外的竹子被风吹得沙沙响，像是在替什么人叹气。
我坐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大伯看着我，眼睛里有血丝，有酒意，还有一种我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明天，”他说，“我带你去你太公坟前磕个头。那座坟后面的坟，你绕着走。”
我想问为什么，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因为我隐约感觉到，这个故事里最大的那道伤口，他还没有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