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也死的那天，南城下了很大的雨。
我接到电话的时候，毕业晚会刚散场。人群从礼堂涌出来，笑着，闹着，有人在哭，有人在喊“毕业快乐”。我站在校门口，手里攥着一盒薄荷糖，等他。
电话响了，陌生号码。我以为是骚扰电话，挂了一次。第二次又响。
“你是周晚吗？江也出事了，快来市人民医院。”电话那方是江也的家人。
我记不清自己是怎么跑到医院的。只记得雨很大，鞋子进了水，每跑一步都发出难听的声响。路上的行人都撑着伞，我没有伞，雨水顺着头发往下淌，糊住了眼睛。
急诊室的走廊很长，灯管一闪一闪的，像快坏了。消毒水的味道混着雨水的潮湿，有人蹲在角落里哭，分不清是谁。护士带我进去的时候说：“快一点，他时间不多了。”
快一点。怎么快？我已经跑了一路，喘不上气。腿是软的，每走一步都在发抖。
他躺在病床上，白被子盖到下巴，脸比被子还白。身上连着几根管子，监护仪在旁边滴滴地响，很慢，像在倒数。
他的眼睛闭着。我以为他昏迷了。
我走到床边，蹲下来。手伸出去，不敢碰他。他的睫毛很长，我从来没这么近看过。他的嘴唇没有血色，干裂了，有一道小口子。
他的睫毛动了动。然后眼睛睁开了。
他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里有很多东西。我说不清楚。像是松了一口气，又像是想笑。嘴角动了一下，但没有笑出来。
他的嘴唇动了。
我趴下去听。耳朵贴在他嘴边，感觉到他呼出的气，很凉，带着药水的苦味。
“糖……别买薄荷的……”
声音很轻，轻到几乎被监护仪的滴滴声盖过。但我听到了。每一个字都听到了。
我说好。
他笑了。
然后监护仪的长鸣响了起来。一声，很长，很尖，像刀子划过玻璃。他的手从被子下面滑出来，手指微微蜷着。
我握住他的手。还有温度。但我知道，很快就会凉。
我没有哭。我跪在床边，握着他的手，一直握着。护士进来，把管子拔了。白被子拉上去，盖住了他的脸。我站起来，腿是软的，扶了一下床沿才站稳。
那盒薄荷糖还在我书包里。是早上出门前放的。我想晚会结束后给他，告诉他其实薄荷的也挺好，凉凉的，提神。
我没机会说了。
走出医院的时候，雨还在下。门口的台阶湿透了，路灯照在水洼上，亮晃晃的，刺眼。我站在雨里，没有打伞。雨水顺着头发往下淌，流进嘴里，咸的。
不是眼泪。我还没哭。是雨。
我不信他死了。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手机亮了又暗，暗了又亮。他的微信头像还在，最后一条消息是下午发的：“晚会见。”
我打了几个字，又删掉。打了又删。最后什么也没发。
第二天我去学校收东西。
高考已经结束了，教室要腾出来给下一届。走廊里堆着成捆的书和试卷，有人推着行李箱往外走，有人在撕墙上的倒计时贴纸。楼道里很吵，但那种吵和平时不一样，带着一种散场的味道。
我走进教室。日光灯还亮着，但少了三根灯管，光线暗了一些。课桌椅歪歪扭扭地摆着，不像平时那样排成整齐的队列。地上到处是纸屑、空笔芯、不知道谁落下的橡皮。
他的座位空着。课桌被清空了，什么都没留下。
我蹲下去，手在桌腿内侧摸。摸到一行字。圆珠笔刻的，很小，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到。
“周晚，糖太凉了。”
我坐在地上，背靠着他的课桌，终于哭了。
教室外面是夏天，蝉叫得很大声。阳光照进来，落在他空荡荡的桌面上。
他再也听不到了。
高二下学期，我从理科班转到了文科班。
不是成绩不好。是因为我想艺考，学画画。
这件事我跟家里吵了两个月。我爸说画画能当饭吃？我妈说学理科好歹有个退路。我不说话，把省里美术比赛的二等奖证书放在餐桌上。
他们看了很久。最后我爸叹了口气：“你想好了？”
“想好了。”
“成绩不能掉。”
“不会。”
就这样，我抱着画板，从物化政班转到了历政地班。
转科那天是三月，南城刚入春，天还冷。我穿了一件灰白色的校服外套，里面套了件毛衣，厚得手臂弯不过来。画板比我还宽，抱在怀里，走路都看不见脚。书包带子从肩膀上滑下来，我耸了耸肩把它顶回去，画板差点掉地上。
我站在历政地班门口。走廊里有几个男生在打闹，看到我，停下来。有人吹了声口哨，被旁边的人拍了一下后脑勺。
班主任姓王，四十多岁，戴眼镜，说话声音很亮。她从教室里出来，看到我的画板，笑了一下：“这么大啊。”
我说：“嗯，画水粉用的。”
她点了点头，先进去。我跟在后面。
教室里四十二双眼睛看过来。有人在吃零食，有人在补作业，有人趴在桌上睡觉被同桌拍醒。日光灯嗡嗡地响，空气里有粉笔灰的味道，混着不知道谁的早餐包子味。
我鞠了个躬。画板太重，身体往前倾了一下，差点没站稳。
有人笑了一声。
不是嘲笑。是那种“这人有点意思”的笑，轻轻的，短促的，像没忍住。
我抬头，循着声音看过去。
靠窗倒数第二排，一个男生正在收笑容。他面前摊着一本很旧的书，泛黄的那种，书页边缘都卷起来了，书脊上贴着标签纸，写着编号。
他的校服拉链拉到最上面，领口立着，遮住了半张脸。但我还是看到了他的眼睛。很深，很静，像老宅院子里的那口井——我当时还没去过老宅，是后来才想到这个比喻的。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他肩膀上。他坐在光里，但整个人给人的感觉是凉的。不是冷，是安静。像冬天早上起来，窗户上结的那层霜。
王老师指了指他旁边的空位：“你坐江也旁边。”
我抱着画板走过去。桌肚很窄，画板塞不进去，卡住了。我蹲下来，用力往里推，画板纹丝不动。书包带子又滑下来了，我歪着头把它挂回去，手里还攥着画板。
一只手从我旁边伸过来。
手指很长，骨节分明，指甲修得很整齐。他握住画板的另一边，轻轻往里一推。
画板进去了。
“谢谢。”我说。
“嗯。”他说。
然后他转回去，继续翻那本旧书。
我瞄了一眼封面——《南城地理志》。
高二，看这种书。
我坐下来，把课本从书包里掏出来，一本一本地摞在桌上。余光偷偷看他。他低着头，手指捻着书页，动作很轻，怕弄坏了似的。书页上好像有地图，线条很细，标注着密密麻麻的地名。
他翻到某一页，停了一下。我凑过去看了一眼，是一张手绘的南城老城区地图，上面用红笔圈了几个地方，旁边写着小字。
他感觉到我在看，把书往我这边转了一点。
我愣了一下。他没有看我，只是把书转过来，让那一页对着我。
“看得懂吗？”他问。
“不太懂。这是哪里？”
“老城南门。现在已经拆了。”他指了一下地图上的一个红圈，“我爷爷小时候住这里。”
“你爷爷？”
“嗯。他喜欢收集老地图。”
这是他对我说过的第一句完整的话。
后来我才知道，他爷爷是南城有名的收藏家，专收明清书画和老地图。他妈妈是南城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方向是历史地理。他从小在旧纸堆里长大，家里墙上挂的都是字画，柜子里全是古籍和地图。
但他地理成绩尤其好。爷爷说，看地图才知道根在哪里。
他不太说话。
我给他带薄荷糖，他收下，不说谢谢。我问他地理题，他写几个关键词，不讲解。我以为他烦我。
有一次地理小测，我考了全班倒数。卷子发下来的时候，我没敢看分数，直接翻过来扣在桌上。旁边有人探头想看，我用手捂住。
他瞥了一眼，没说话。
第二天早上，我到教室的时候，他已经在了。教室里只有两三个人，他坐在位置上，低头写字。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他面前的笔记本上。
我走到座位旁，发现桌肚里多了一本笔记本。不是他的那本旧笔记本，是新的，封面是牛皮纸色的。
我翻开看，是他手写的地理知识点整理。
从气候类型判读到洋流分布，从南城老城区的街巷沿革到中国山脉走向。每一个知识点都写了要点，旁边画了简图。洋流的箭头画得很直，山脉的走势用铅笔轻轻晕染，像一幅小画。字迹清瘦，间距均匀，像是在纸上画出来的。
我看了一页，又翻了一页。一共九页，每一页都是同样的格式。不像是随手写的，像是花了很长时间。
最后一页有一行小字：
“不会的可以问我。”
没有署名。
我把笔记本合上，抱在怀里。铅笔盒里有一盒薄荷糖，我拿了一颗，放在他桌上。
他看了一眼，没说话。收进了口袋。
我转回去假装看书。心跳很快。
从那天开始，我每天早上放一颗薄荷糖在他桌上。他每天晚上把整理好的地理笔记夹在我课本里。
我们之间的话还是不多。但我知道，他在看。
有一天课间，我翻他给我的笔记本，发现最后一页多了一张纸条。不是他写的那种工整字迹，是随手写的，有点潦草。
“你地理进步了。上次72分。”
我看了一眼日期，是上周的月考。我自己都不知道考了多少分，卷子还没发。他怎么会知道？可能是去办公室看到了。
我在纸条下面写：“那你要不要奖励我？”
折好，夹在笔记本里，放回他桌上。
第二天早上，笔记本回来了。纸条上多了几个字：“你想要什么？”
我想了想，写：“请我吃食堂的红烧肉。”
把纸条折好，放回去。
第三天，纸条回来了：“行。今天中午。”
食堂在一楼，中午人最多。排队的时候我站在他前面，回头看了一眼，他低着头看手机。我转回去，又回头。他抬起头。
“看什么？”他说。
“没什么。”
我转回去。嘴角翘起来，压不下去。
打好饭，面对面坐着。他吃青菜豆腐，一荤一素，米饭只打了二两。我吃红烧肉，四两饭，还加了一个蛋。
食堂的灯是暖黄色的，照在他脸上。他低头吃饭，吃得很慢，每一口都嚼很久。
我夹了一块红烧肉，放在他碗里。
“我吃不完。”
他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和第一次对视不一样。第一次是好奇，这一次是别的什么。我说不上来。他看了两秒，然后低下头，把那块肉吃了。
后来我每天都“不小心”打多菜。红烧肉、糖醋排骨、番茄炒蛋，每次都“不小心”多打一份，每次都“吃不完”分给他一半。
他不说谢谢。但每次都会吃完。
后来他在笔记本里写：“你不用每次都故意打多菜。我吃得了。”
我写：“我没有故意。我就是眼大肚子小。”
他写：“你眼也不大。”
我趴在桌上笑了两分钟。
窗外的阳光照进来，落在他那本《南城地理志》的封面上。他低着头，但我看到他嘴角动了一下。
他在笑。
很轻。但我看到了。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个人会在我心里住一辈子。
更不知道，那一辈子，只有三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