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媒体的聚光灯
媒体的聚光灯，是2009年夏天打在江平脸上的。
起因是那个农民工的案子。
本来不大，六万块欠薪，七个农民工，一个赢了的小官司。但不知道怎么的，被省城来的记者知道了。
那记者姓孙，三十出头，瘦，戴眼镜，说话快得像机关枪。他找到江平的时候，江平正在律所里看卷宗。
“江律师是吧？我是省城晚报的，想采访你。”
江平抬起头，看了他一眼。
“采访什么？”
“那个农民工欠薪的案子。听说你打赢了？”
江平点点头。
孙记者掏出录音笔，放在桌上。
“能讲讲吗？”
江平想了想，说：“案子很简单。他们干了半年，没拿到钱。我帮他们要回来了。”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孙记者笑了：“江律师，你这可不够意思。我打听过了，那个案子开发商请的是刘大律师，你把他打赢了。而且听说，你找到了他们转移资金的证据？”
江平没说话。
孙记者往前凑了凑：“那个姓郑的账户，是谁的？”
江平看着他，说：“案子已经结了。该说的，法庭上都说了。”
孙记者愣了愣，然后笑了。
“行，江律师，你不说，我自己查。”
他站起来，收了录音笔，往外走。
走到门口，他回过头。
“对了，江律师，我叫孙建国。以后有什么事，可以找我。”
他走了。
江平坐在那儿，看着门口，半天没动。
那天晚上他给我打电话，说了这事。
我问：“你让他查了？”
他说：“拦不住。”
我说：“那个姓郑的，会不会有事？”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不知道。”
一周后，省城晚报发了一篇报道。
头版，占了半个版。标题很大：六万块，七个农民工，一个律师。
配了一张照片，是江平站在法院门口的样子。那天他穿着那件旧西装，刚开完庭出来，被人拍下来的。
报道里写了他怎么接的案子，怎么找的证据，怎么在法庭上跟刘大律师对质。写了那七个农民工怎么在法院门口等，写了王大哥差点给他跪下的事。
最后写了一句：在海城，有这样一位律师，专门替没钱的人打官司。
江平看见那张报纸的时候，愣住了。
他没想到会这么大。
接下来几天，他的电话被打爆了。
省城的，海城的，甚至外省的。电视台的，电台的，报纸的，杂志的。都想采访他，都想听他讲故事。
他一开始还接，后来就不接了。
太多了，接不过来。
而且他不知道该说什么。
那些记者问的问题，他回答不了。什么“你为什么要替穷人打官司”，什么“你遇到过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什么“你对现在的司法制度怎么看”。
他只能回答：我就是个律师，接案子，打官司，赢了就赢了，输了就输了。没什么好说的。
记者们不满意。
有一个女记者，长得挺好看的，说话温温柔柔的。她问江平：“江律师，你这样无私地为穷人打官司，一定有很多感人的故事吧？”
江平看着她，说：“我不是无私的。我收律师费的。虽然不多，但收。”
女记者愣了。
江平又说：“我要是不收钱，早就饿死了。饿死了还怎么打官司？”
那篇报道后来没发出来。
但其他的报道，一篇接一篇。
有人说他是“穷人的律师”，有人说他是“海城的良心”，有人说他是“法治的守望者”。
还有人把他跟老周联系起来，说他是老周的徒弟，继承了老周的衣钵。
江平看着那些报道，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
老周要是看见，肯定会说：“你小子，别飘。”
那天晚上，他去了老周坟前。
坐了很久，没说话。
但我知道他在想什么。
他在想，老周当年也是这样，替穷人打官司，一辈子，没人报道，没人知道。最后走的时候，来送他的人，就是那几个老同事，几个老街坊。
现在他被报道了，被夸了，被说是“海城的良心”。
老周要是知道，会高兴吗？
他不知道。
但那天晚上，他在坟前坐了很久。
媒体的报道，给江平带来了很多。
也带来了麻烦。
第一个麻烦，是案子多了。
多了好多倍。
以前一周接一两个，现在一天接十几个。门口排着队，等着见他。有农民工，有下岗工人，有被欺负的小商贩，有告不赢的拆迁户。什么人都有，什么案子都有。
他一个人，接不过来。
林芳菲来帮忙，还是接不过来。
第二个麻烦，是有人找上门来。
不是当事人，是别的人。
有一天，一个中年男人来到律所，西装革履，手里拎着个公文包。他进门就笑，笑得特别和气。
“江律师是吧？久仰久仰。”
江平看着他：“你是？”
那人递上一张名片。上头印着：某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姓郑。
江平看着那个“郑”字，心里咯噔一下。
那人笑着说：“江律师，我们公司想请你当法律顾问。条件好商量。”
江平看着他，说：“你们公司，跟之前那个案子有关系吗？”
那人愣了一下，然后笑得更和气了。
“江律师真会开玩笑。我们是正规公司，跟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没关系。”
江平点点头，说：“我现在案子多，接不过来。你找别人吧。”
那人的笑容僵了一下。
然后他站起来，点点头，走了。
走到门口，他回过头，看了江平一眼。
那眼神，不是善意的。
江平没理他。
第三个麻烦，是有人威胁他。
不是当面威胁，是电话。
那天晚上，他接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是个男人的声音，很低，很沉。
“江平是吧？”
“是。”
“少管闲事。”
然后挂了。
江平拿着电话，愣了愣。
林芳菲在旁边问：“谁啊？”
他说：“打错了。”
但他知道不是打错了。
那天晚上他没睡好。
翻来覆去，想着那个电话，想着那个姓郑的，想着那些报道。
第二天，他跟我打电话，说了这事。
我说：“你小心点。”
他说：“知道。”
我说：“要不要我跟局里说一声？”
他说：“不用。没出事。”
我听着他的声音，还是那样，稳稳的。
但我知道，他心里有事。
那年夏天快结束的时候，又出了一件事。
有个记者，不是孙建国，是另一个，写了一篇深度报道。标题是：谁在保护海城的开发商？副标题是：一个农民工欠薪案背后的利益链。
报道里写了很多。写了那个姓郑的账户，写了开发商跟某些人的关系，写了包工头为什么敢跑，写了那些钱最后去了哪儿。
没点名，但谁看了都知道说的是谁。
报道发出来第二天，江平接到一个电话。
这回不是威胁，是邀请。
郑小波打来的。
“江律师，我叔想见你。有空吗？”
江平沉默了一会儿，说：“什么事？”
郑小波笑了笑：“好事。来了就知道了。”
那天晚上，江平去了。
还是那个茶馆，还是那个雅间，还是那两个人。
郑成功坐在那儿，喝着茶，看见江平进来，点了点头。
“坐。”
江平坐下。
郑成功放下茶杯，看着他。
“江律师，最近风头很盛啊。”
江平没说话。
郑成功笑了：“别紧张。我不是来找麻烦的。”
他顿了顿。
“那个姓郑的账户，你知道是谁的吗？”
江平看着他。
郑成功说：“是我侄子的。”
江平没说话。
郑成功又说：“但他跟那些事没关系。那笔钱，是他帮朋友转的。他年轻，不懂事，被人利用了。”
江平听着，不说话。
郑成功看着他，眼睛里带着笑意。
“江律师，你是个聪明人。聪明人知道，有些事，查到底，对谁都没好处。”
江平说：“郑书记想说什么？”
郑成功笑了。
“我想说，你那个案子，已经结了。该拿钱的拿了钱，该判的判了。挺好的结果。以后，就别再往下查了。”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
“江律师，海城需要你这样的人。替穷人说话，帮老百姓打官司，好名声，好前途。你好好干，没人拦你。但有些事，碰不得。”
他转过身，看着江平。
“碰了，对自己没好处。”
江平坐在那儿，没说话。
那天晚上回去，他坐了很久。
想着郑成功的话。
想着那个姓郑的账户。
想着那些报道，那些电话，那些威胁。
林芳菲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事。
但我知道，有事。
那年秋天，江平拒绝了所有的采访。
孙建国打电话来，他说忙。别的记者打电话来，他说案子多。电视台的人来，他让林芳菲挡了。
聚光灯慢慢暗了。
那些报道，那些夸赞，那些电话，慢慢少了。
他又回到以前的样子——白天跑法院，晚上看卷宗，周末去监狱看陈耀东。
有一次我去看他，问：“后悔吗？”
他愣了愣：“后悔什么？”
“那些报道，那些采访。拒绝了不后悔？”
他想了想，说：“不后悔。”
“为什么？”
他看着窗外，说：“老周一辈子没人报道，也活得挺好。我有人报道，也没活得多好。都一样。”
他没再说话。
那天晚上，我陪他坐在那个小院子里，看着那棵槐树。
月亮很亮，照得树叶一片银白。
他忽然说：“苏锐。”
“嗯？”
“你知道老周走之前，跟我说过什么吗？”
我摇摇头。
他说：“他说，江平，干这行，别指望被人记住。被人记住的，都是大人物。咱们是小人物，小人物能做的事，就是把眼前的案子办好，把眼前的人救出来。办一个，算一个。救一个，算一个。”
他顿了顿。
“办多了，救多了，这辈子就没白过。”
我听着，没说话。
那天晚上，我们坐了很久。
月光下，那个小院子，那棵槐树，那个坐在藤椅上的人。
都是小的。
但小的，也有小的活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