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三个方向
老周走后的第三个月，我们三个的方向，彻底分开了。
那是2008年春天。
江平接手了老周的律所。说是律所，其实就是老周家那间书房，加上几柜子书，几个没结的案子，还有一块掉了漆的牌子。老周走之前，把一切都安排好了——房子过户，律所变更，那几个老同事的关系，都一一交代过。但真正接手的时候，江平才知道有多难。
没人来找他。
老周在的时候，那些老客户、老关系，都冲着老周的面子。老周一走，人家凭什么相信一个三十不到的年轻人？江平坐在那间书房里，一天等不来一个电话，一周接不到一个案子。
林芳菲让他别急。他说不急。但夜里睡不着，翻来覆去，想着下个月的房租从哪儿来，想着老周那几个没结的案子怎么收尾，想着陈耀东的信里问他“律所怎么样”的时候，他怎么回。
他开始往外跑。
不是跑法院，是跑那些老周以前的关系。老陈头家，老李头家，那些退休法官、退休检察官，他一户一户去拜访。提着水果，带着茶叶，坐在人家客厅里，听人家讲以前的事，讲老周的事，讲他们年轻时候的事。
有人见他可怜，给他指条路。有人不冷不热，应付几句就送客。有人干脆不见，让保姆说不在家。
他一家一家跑，一家一家等。
跑了三个月，终于有了第一个案子。
是个离婚案。不大，标的额才两万块。但那是第一个。他把案子接下来，认认真真打了一个月，赢了。
当事人送来一面锦旗，写着“正义卫士”四个字。他把锦旗挂在书房墙上，跟老周的遗像并排。
那天晚上他给我打电话，声音里带着笑。
“苏锐，我今天接了个案子。”
我说：“知道。你赢了。”
他说：“你怎么知道？”
我说：“你笑得跟以前不一样。”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那笑，我隔着电话都能看见。
那之后，案子慢慢多起来。
一个接一个，有离婚的，有欠债的，有打架的，有偷东西的。都不大，但他都接。接了就打，打了就赢，赢了就把锦旗挂墙上。
一年下来，那面墙挂满了。
林芳菲有时候来，站在那面墙前头看，看着看着就笑。
江平问她笑什么。她说：“我爸要是看见，肯定高兴。”
江平没说话。
但他那天晚上，一个人在书房坐了很久。
林芳菲还在法援中心。
老周走后，她话少了，笑也少了。但案子一个没少接，还是那些没钱的人，还是那些没人愿意打的官司。拆迁的、讨薪的、工伤的、被欺负的，什么人都有，什么案子都有。
江平劝她歇歇，她说歇不下来。一歇下来，就想我爸。
她接的最多的，还是拆迁案。
那年春天，又有一片棚户区要拆。开发商给的钱少得可怜，住户不干，僵了半年。开发商找人来闹事，半夜砸窗户，白天堵门口。住户们报警，警察来了，问几句，走了。再闹，再来，再走。
林芳菲接了他们的案子。
一打就是八个月。
八个月里，她被人威胁过，被人跟踪过，被人往家里扔过死猫。江平让她别打了，她说不行。江平要帮她打，她说你律所的事够多了，我自己来。
她一个人，跑了三个月调查，写了两个月诉状，开了三次庭。最后一次开庭那天，开发商请的律师换了三个，没一个能接住她的话。
判下来那天，她赢了。
住户们围着她，哭的哭，笑的笑，拉着她的手说谢谢。她站在那儿，脸上带着笑，眼眶红红的。
那天晚上她回了老周那个小院子，在槐树底下坐了很久。
江平陪着她，不说话。
坐到了半夜，她忽然说：“江平。”
“嗯？”
“我爸要是还在，肯定高兴。”
江平没说话。
她靠在他肩膀上，闭上眼睛。
那年秋天，她接了一个更难缠的案子。
是个工伤案。一个农民工，在工地上摔断了腿，包工头不给钱，老板不管，开发商推得干干净净。那人躺了半年，借遍了亲戚朋友，实在没办法了，找到法援中心。
林芳菲去看他的时候，他住在一间出租屋里，四面漏风，床上只有一床薄被子。他媳妇在旁边伺候，眼睛哭得肿成桃。
林芳菲回来，跟江平说：“这个案子，我得打。”
江平看着她的眼睛，知道说什么都没用。
他说：“我帮你。”
那个案子打了半年。
半年里，他们跑了七次工地，找了十几个证人，调了二十几份材料。包工头换了三个律师，老板换了两个说法，开发商换了五个态度。从秋天打到春天，从春天打到夏天。
最后判下来那天，林芳菲从法院出来，站在台阶上，看着天。
太阳很亮，照得她睁不开眼。
江平站在旁边，问她：“赢了？”
她点点头。
然后她忽然哭了。
不是哭出声那种，就是眼泪往下掉，止都止不住。
江平把她搂进怀里，她靠在他肩膀上，哭了很久。
那天晚上回去，她跟江平说：“我爸当年，就是这样打官司的。”
江平说：“我知道。”
她说：“我现在明白了，他为什么不歇。”
江平没说话。
她看着窗外那棵槐树，说：“因为有人等着你替他们说话。你不说，就没人说了。”
我还在偏远派出所。
那年开春，老吴退休了，李军调走了，所里来了几个新人。
新人跟我当年一样，什么都不懂。不懂怎么问话，不懂怎么做笔录，不懂怎么出现场。带他们的任务，落在我头上。
我带着他们，就像老张当年带我。
老张那年调去市局了，偶尔打个电话来，问我怎么样。我说还行。他说，好好干，总能调回来。
我说，我知道。
那年夏天，所里来了个大案子。
不是大，是怪。一个老头，半夜死在家里，身上没伤，屋里没乱，像是自然死亡。但法医验下来，发现他胃里有毒。
不是剧毒，是慢性毒，一点点攒下来的。
案子查了三个月，查到是他儿子下的手。儿子欠了赌债，想让老头死，好继承那套房子。
抓他的时候，他跪在地上哭，说他不是故意的，他就是没办法了。
我看着他，忽然想起很多人。
想起跛三手下那些人，想起阿强，想起那些为了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人。
也想起陈耀东。
想起他当年，是不是也这么想过——我就是没办法了。
那年冬天，我接到调令。
不是回市局，是去分局。刑侦大队，副队长。
偏远派出所待了三年，终于熬出来了。
走的那天，所里的人都来送我。那几个我带过的新人，站成一排，给我敬礼。其中一个眼眶红红的，说：“苏队，你走了我们怎么办？”
我说：“怎么办？接着干。又不是不会。”
他们笑了。
老吴不在，他退休回老家了。李军也不在，他调去市局了。就剩我一个人，站在那辆破吉普旁边。
车是老吴开的那辆，现在归我了。我要开着它，去分局报到。
上车之前，我回头看了一眼。
那座灰扑扑的二层小楼，那扇掉漆的铁门，那个我住了三年的小房间。还有后院那堵墙，墙外那片荒山，山上的那些树。
都看在眼里。
然后我上了车，发动，开走了。
开到半路，我停下车，给江平打了个电话。
“江平。”
“嗯？”
“我调去分局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
然后他说：“恭喜。”
我说：“陈耀东那边，快了。”
他说：“嗯。”
我说：“等我站稳脚跟，就开始查。”
他说：“好。”
挂了电话，我坐在车里，看着窗外。
天灰蒙蒙的，要下雪的样子。
我发动车，继续开。
陈耀东还在里头。
第七年了。
他在监狱图书馆待着，每天看书，教人认字。那些书，有江平给他带的，有他自己借的，有别人送他的。他一本一本看，一页一页翻，把重要的地方折起来，等江平来的时候问他。
江平每个月去看他一次。
不是正式探视，还是托老王的关系。老王说，这事儿不能常干，但江平去得勤，他也就睁只眼闭只眼。
每次去，江平都带书，带信，带外面的消息。
告诉他律所有什么案子，林芳菲打了什么官司，我在分局干得怎么样。告诉他海城又变了什么样，哪条街拆了，哪栋楼盖了，哪个人进去了，哪个人出来了。
陈耀东听着，不说话，就是笑。
有一次江平问他：“你在里头，闷不闷？”
他想了想，说：“闷。但有书看，就不那么闷。”
江平说：“你以前不看书。”
他说：“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
他顿了顿，又说：“江平，我在里头想了很多事。想咱们小时候，想那个破船底，想海边那个晚上。也想我干过的那些事，错的那些事。”
江平看着他。
他说：“我想明白了。有些事，错了就是错了。但以后，不想再错了。”
江平没说话。
那天晚上回去，他给我打电话，把这话告诉我。
我听完了，半天没说话。
陈耀东。
那个在码头上偷烟抽的陈耀东，那个被跛三收买的陈耀东，那个帮阿强送货的陈耀东——在里头说，以后不想再错了。
我说：“他真这么说的？”
江平说：“真这么说的。”
我忽然想哭。
那年春节，我们三个没聚成。
我在分局值班。年三十晚上，街上没人，我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泡了碗方便面。
江平在林芳菲家过年。老周不在了，但那个小院子还在，那棵槐树还在。林芳菲做了几个菜，两个人对坐着，吃年夜饭。
陈耀东在里头。那天晚上，监狱加餐，一人多一个肉包子。他领了包子，没舍得吃，放在枕头底下，第二天才吃。
但江平给我打了电话。
“苏锐，过年好。”
我说：“过年好。”
他说：“林芳菲让我给你带好。”
我说：“替我谢谢她。”
他沉默了一下，然后说：“苏锐，陈耀东来信了。”
我说：“说什么？”
他说：“他说，还有八年。”
我没说话。
他又说：“八年很快的。”
我说：“嗯。”
挂了电话，我站在窗前，看着外头的烟花。
一朵一朵，在天上炸开，五颜六色的。
想着八年。
想着陈耀东出来那天。
想着我们三个，一起喝酒的样子。
那天的烟花，放了很久。
我就站在窗前，看了很久。
看着那些光，一朵一朵亮起来，又一朵一朵暗下去。
亮的时候，照得满天通明。
暗的时候，什么也看不见。
但下一朵，还会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