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五年六月，秦川毕业了。
毕业典礼那天，省城的天气已经热得人喘不上气。体育馆里挤满了人，穿学士服的，没穿学士服的，家长、老师、学生，乱成一锅粥。秦川没有买学士服，租一件要五十块钱，他觉得没必要。
他站在体育馆外面的树荫底下，看着里面的人进进出出，手里捏着派遣证。派遣证上写得很清楚：去向清源县教育局，报到时间二零零五年八月二十日前。
四年了，该还的债要还了。
离校那天，宿舍里的人走了一大半。李维嘉被他爸的车接走了，走之前在宿舍里转了一圈，把不要的书和杂物堆在门口，跟秦川说了句"以后有啥事到省城找我"。秦川说好。两个人都知道这句话就是客气客气，谁也不会当真。
吴德宏回了他爸的五金店，临走的时候跟秦川吃了一顿饭，在学校门口的小馆子，两个人点了三个菜一瓶啤酒。吴德宏喝了两杯说秦川你其实比我们这些人都聪明，就是命不好。秦川说不存在命好命不好，各走各的路。吴德宏说你说得轻巧，你回清源县当老师，一个月工资多少？八百？九百？我在我爸店里帮忙，一个月最少也有一千五。秦川说我晓得。
吴德宏还想说什么，看了一眼秦川的脸色，把话咽回去了。
孙浩然是最后一个走的。他考上了本校的研究生，不用离校，但要从宿舍搬去研究生楼。走的那天他帮秦川拎着蛇皮袋子送到校门口，两个人在门口站了一会儿。
孙浩然说你想好了真回去？
秦川说合同签了，不回去违约金赔不起。
孙浩然说我是说你心态上想好了没有。你回去以后面对的是什么环境，你在清源县待过，你应该比我清楚。那里的官场、那里的人情，不是你看看书就能应付的。
秦川说我知道。
孙浩然说你知道你还回去？
秦川看了他一眼，说浩然，你记不记得我问过你一句话，我说下棋的时候第一步该怎么走。你说不知道，要看棋局。
孙浩然说记得。
秦川说我现在连棋盘都没上，谈不上走哪一步。先上棋盘再说。
孙浩然没再劝了。他了解秦川的性格，决定了的事情十头牛拉不回来。
长途汽车还是那趟，从省城到清源县七个多小时。秦川坐上车以后发现路线变了，省城到清源县修了一段高速公路，比四年前快了一个多小时。车窗外的风景他也认不太全了，有些地方盖了新房，有些地方修了路，变化不大但能看出动静。
到了清源县汽车站，秦川背着蛇皮袋子走出来，站在站门口看了一眼。县城比四年前热闹了一些，主街上有了一家超市，门口摆着音响放歌。街上跑的摩托车多了很多，有几辆小轿车混在里面，在黄土扬起的灰尘里穿来穿去。
他去教育局报了到，负责接待的是一个中年女人，翻了一下他的档案，让他填了几张表，然后告诉他，他被分到了清水中学。
秦川听到这个结果，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
清水中学，他待过三年的地方。陈怀安不知道还在不在，刘小军早就不知道去哪了。那个操场还是黄土地吗，水房的路灯还亮不亮，他不知道。
但他知道一件事：回来不是倒退。
八月二十五号，秦川到清水中学正式上班。校门口的围墙修过了，塌掉的那段砌了新砖，铁丝网也换成了铁栅栏。操场还是土的，但多了一副新的篮球架，红色的，很扎眼。
教务处的人领着他去认了宿舍，还是那排平房，不过是换了间空的。屋里一张单人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墙皮脱落了大半。秦川把蛇皮袋子放在床上，打开窗户透了透风，就去教务处领了课本和课表。
他教高一两个班的语文，兼三班班主任。
陈怀安还在学校，已经升了教务处副主任。听到秦川回来的消息，他从办公室走出来，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看着秦川从走廊那头走过来。
四年不见，秦川比高中时候高了半个头，瘦了很多，颧骨突出来，下巴尖了，但眼睛没变，还是那种安静得让人不舒服的眼神。
陈怀安问：“回来了？”
秦川说回来了。
陈怀安问：“有什么打算？”
秦川说先把课教好。
陈怀安看了他几秒钟，点点头，说那就先教课。
这句"先教课"里面有深意。陈怀安听出了秦川话里的那个"先"字，他知道秦川不会安心当一辈子老师，但他没有点破。在县城这种地方，有些话不能说在明处，说在了明处就是祸。
秦川上班以后的表现跟所有人预期的都不一样。
他教书确实好。不是那种照本宣科的好，是他自己琢磨出来的一套方法。他不让学生死记硬背，而是把每一篇课文拆开来讲结构、讲逻辑、讲作者写这篇文章时候的处境。他讲《出师表》的时候没有从文言文语法讲起，而是先问了学生一个问题：如果你是诸葛亮，你明知道刘禅是个庸才，你会怎么跟他说话？
学生没人答得上来。
秦川说诸葛亮的选择是先夸后劝再表忠心。他为什么不直接说刘禅哪里做得不对？因为他不能说。他是臣，刘禅是君，等级摆在那里，说重了犯上，说轻了没用。所以《出师表》通篇没有一个字是批评，但每一个字都在暗示"你别瞎搞"。
这哪是在讲语文，这分明是在讲人情世故。但学生听得入迷，因为比枯燥的语法有意思得多。
秦川教书好这件事很快在学校里传开了。老师们私下议论，说陈怀安的这个学生确实有两下子。也有人不服气，说年轻人刚来嘛，劲头足，过两年就蔫了。
秦川不管这些议论。他白天上课改作业，晚上在宿舍看书。他看的书跟教书没什么关系，还是那些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的书。省城带回来的几箱子书他没寄回家，直接拎到了宿舍，堆在床底下。
上班第三个月，秦川做了一件小事，但这件事在后来被证明是他进入体制的关键第一步。
县教育局要搞一次全县中学教学观摩活动，每个学校派两名教师参加，做公开课展示。清水中学的名额给了秦川和另外一个老教师。秦川准备了一堂课，讲的是《阿房宫赋》。
公开课那天，县教育局的副局长来了，还有几个教研员。秦川站在讲台上，没有用教案，也没有用PPT，就一支粉笔一块黑板，从"六王毕，四海一"开始讲，讲了杜牧写这篇文章的政治背景，讲了晚唐的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讲到一半的时候他停了一下，问台下的教研员一个问题：杜牧写《阿房宫赋》的真正目的，是批评秦朝还是批评唐朝？
教研员没料到一个中学老师会反过来问他们，愣了一下。有人说是批评秦朝，有人说是借古讽今。秦川说都对，但都不全。杜牧真正想说的不是秦朝灭了或者唐朝要灭，他想说的是一个道理：亡国的根本原因不是暴政，是制度失去了纠错能力。秦朝的制度容不下不同意见，所以错了没人敢说，说了没人敢改。唐朝到了晚唐也是一样。
他说完以后，教室里安静了几秒钟。
那个教育局的副局长叫周正国，五十出头，平时不怎么说话，在局里是个不太起眼的角色。但那天听完秦川的课，他在回程的车上跟旁边的教研员说了一句话：这个年轻人不简单，讲课不像是中学老师的路子。
教研员说他是陈怀安的学生，当年全县文科第一名。
周正国说第一名不第一名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人的脑子不是拿来教书的。
这句话传到秦川耳朵里的时候已经是两个月以后了。传话的人是陈怀安，他在办公室里关上门跟秦川说的。
陈怀安说周正国这个人你在学校可能没怎么听说过，他在局里排不上号，但他有个特点，跟县里的组织部长走得很近。他说你好话不是白说的，他看人看得很准。
秦川问：陈老师，你是想让我去找周正国?
陈怀安说我不让你找谁，我只是告诉你一个信息。你怎么用是你的事。
秦川没说话。
陈怀安又说了一句：但你要是想走这条路，光在学校里教书是不够的。你得想办法离开学校，进局里，或者进乡镇。在学校里待一辈子，天花板就在这儿了。
秦川说我知道。
他确实知道。从回到清源县的第一天起，他就想清楚了这件事。学校是个死胡同，再怎么教得好也出不去。要进入体制的真正通道，只有两条路：要么上调到教育局或者其他县级部门，要么下到乡镇当干部。
上调需要关系，他没有。下乡镇需要机会，他得等。
但机会不是等来的，是创造出来的。
秦川在那天晚上回宿舍以后，把抽屉里那篇写城中村的文章翻了出来。他看了很久，然后把文章放回去，从床底下的箱子里翻出一个新的笔记本，在第一页写了一行字。
"清源县教育系统现状与问题分析。"
他要写一份真正跟清源县有关的东西。不是为了发表，是为了让某个人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