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漫过巷口，我推开铁门，车把上挂着的空纸袋随风轻晃。
陆承洲没再出现，可我知道他来过——桌上那只赤豆粥碗已经洗净倒扣在灶台上，葱油饼的油渍从牛皮纸渗到木桌一角，像一道没人擦的记号。晨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桌上，那些细微的痕迹像是他无声的留言。
我拎起帆布包准备出门，路过文化馆路口时，他正站在街对面等红绿灯。看见我，他没招手，只是把伞往左手换了换，朝我这边走来。昨夜母亲打来电话的事我本不想提，可话到了嘴边还是滑了出来：“我妈问我们什么时候办事。”
他说：“嗯。”声音不大，雨点开始落下来，一滴砸在伞沿弹到我肩头。
他轻轻调整伞的角度，为我挡住飘落的雨丝，动作自然又熟悉。我们并排站着，谁也没急着过马路。一辆三轮车驮着竹筐哐当驶过，溅起的水花被他的工装裤挡住大半。
“我不想让任何人决定我们的节奏。”他说，目光直视前方，语气像在念一份文件，但字字清晰。
我看着他侧脸，雨水顺着他额前的发丝往下淌了一道。片刻后我说：“我也不愿被催进婚姻。”
他转头看我一眼，点头，嘴角有极浅的一动，像是回应，也像是松了口气。绿灯亮了，我们同步迈步，步伐自然地对齐。走到文化馆门前，他停下，说：“以后有人问，我们就说——顺其自然。”
“不公布计划，不回应期限，不参与安排。”我接下去，“用沉默划界。”
“对。”他把伞柄递向我，“你要不要撑一会儿？”
我没接。他笑了笑，收回去，自己握着，站在我外侧进了门。
那天傍晚，文化馆组织聚餐，在职工食堂二楼的小厅。长桌摆了五围，大家吃得随意，笑声不断。快散席时，坐在斜对面的干事老吴夹了口菜，忽然笑着问：“承洲啊，你和苏晚这事儿，到底定没定了？大家可都等着喝喜酒呢。”
声音不高，但整桌人静了半拍。有人低头扒饭，有人偷瞄我们，气氛像被戳了下皮球，松了又紧。
陆承洲放下筷子，擦了擦嘴，抬头微笑：“我们想按自己的步调走。”
语气平和，像在汇报工作进度，可每个字都稳得不能再稳。
苏晚接着说：“结婚不是赶任务，也不是给谁交代。”她拿起茶杯喝了口温水，眼神清亮地看着周围，“我们都在往前走，只是不急着贴标签。”
老吴咧了咧嘴，没再追问，只说：“也是，现在年轻人讲究这个。”随即转向别人聊起最近的文化活动，话题像片叶子被风吹远了。
没人再提婚事。饭后我们一同下楼，夜风从走廊穿堂而过，吹得楼梯口的旧挂历哗啦作响。走出文化馆大门时，路灯刚亮，照在青砖地上一块块方格似的。
我们并肩走着，脚步比平时轻快些。谁都没提刚才那顿饭，也没确认什么约定，可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落定了——不是靠誓言，而是两个清醒的人在同一刻选择了同一条路。
拐到家属区岔道前，他停下，说：“明早印刷点见？”
我说好。
他点头，转身骑上车，车轮碾过湿漉漉的路面，声音渐远。我站在原地没动，直到那抹军绿色消失在巷尾。
回宿舍后我翻开笔记本，笔尖悬了两秒，写下一句：今天没下雨，但伞还在。
合上本子时，窗外传来一声自行车铃响，很轻，像试探，又像告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