巷口的风还带着夜露的凉意，我拉开铁门时，那辆军绿色自行车正停在晨光里。陆承洲站在门外，没按铃，也没喊人，只是静静站着，手里提着两个牛皮纸袋。我昨夜合上眼，那本《晚风》上“共度人生”四个字还在脑海中萦绕，醒来时天刚亮透，窗外第一声动静就是他车轮碾过石板路的声音。
他把纸袋递过来，动作自然得像已经做过千百遍。“赤豆粥，还热。”他说，“葱油饼是阿婆现摊的，刚出炉。”
我接过袋子，指尖触到碗壁微烫。这味道太熟悉——小时候纺织厂东门拐角有个推车阿婆，五分钱一张，撒葱花、刷酱、对折，咬一口酥得掉渣。我只在一次下班路上随口提过一句，说那味儿是童年唯一算得上“好吃”的记忆。
我没问你怎么知道，也没说谢谢。低头掀开纸袋看了眼，葱油饼边缘焦黄，和记忆里一模一样。
“今天要去印刷点？”他忽然问。
我点头，把空纸袋折好塞进帆布包，“改完三遍稿子，得盯最后一道色差。”
他嗯了一声，没再说话，转身骑上车，车轮转了两圈又停下。“顺路。”他说，“我送你到路口。”
我没拦他。他知道我不会喜欢刻意的陪伴，所以他从不紧跟，只落在半步之后，车速稳稳压在我节奏里。
上午十点，天闷得像要下雨。我去印刷点的路上果然没带伞，也没通知任何人。老赵师傅刚把新一期样刊摆上桌，窗外一道闪电劈下来，雨点砸得铁皮棚啪啪响。我退到屋檐下等雨停，翻着手里的排版稿，听见远处有自行车刹车的声音。
抬头就看见他走来，工装外套扣到最上面一颗，肩头已经湿了一片。他撑开一把深蓝色布伞，不动声色往我这边偏，整片干爽落在我头顶，他自己右肩全暴露在外。
“你怎么……”
“你说过，色差超过百分之五就不能印。”他打断我，声音平得像在念文件，“每期你都来，今天也该来。”
我没再问。雨水顺着屋檐往下淌，街上行人跑得七零八落，只有我们站在这方寸屋檐下，像被隔开的一个小世界。他伞举得很稳，纹丝不动，仿佛能这样站一整天。
午后我去文化馆交新专题的排版图，路过茶水间听见两个干事低声说话。
“苏晚这势头太猛，一个女工办杂志，上面迟早有人看不惯。”
“就是，出头鸟容易折。”
话音未落，陆承洲端着茶杯走进来。他没看他们，只拧开保温杯盖，慢条斯理吹了口气，才淡淡开口：“她上期封面用了负空间构图，你们年终总结报告还在用宋体加粗标题。”
两人顿时哑火。
他喝了口茶，转身要走，又顿住脚步，语气依旧平静：“下次议论前，先想想自己有没有她十分之一的本事。”
没人接话。后来我听说，当天下午就再没人敢当着他面提我半个不是。
傍晚我回到办公室，屋里没人，灯没开。天光透过玻璃照在桌上，一支钢笔静静躺在排版稿旁边，墨色偏深，是我惯用的型号。笔杆尾部刻着极小一行字：试了三家店，这支最顺手。
我没抬头，也知道窗外出现在梧桐树下的身影是谁。
他站在那里，没进来，也没走。隔着玻璃，我们对视片刻，谁都没动。路灯次第亮起，映在窗上像一行行整齐的标题段落。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像是某种无声的校对。
我低头翻开笔记本，在今日待办事项最后写下一列：
收集读者反馈
核对广告排期
换新钢笔
写完，笔尖顿了顿，又添了一句：
他记得我说过的每一句话。
抬眼时，窗外的人影还在。暮色沉下来，他始终没靠近一步，也没转身离开。就像他的存在本身，不是闯入，而是早已嵌进我生活的坐标系里，静默、精准、不可移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