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线）
佘老伯把谕旨收起来。纸太旧了，他收得很慢，先对折，再对折，折成巴掌大的一块。折痕处的纸已经脆了，一折就裂开一道小口子，他用手指把裂口按平。然后拿出一块蓝布，把谕旨放在蓝布中间，一层，两层，三层，包好了，放回怀里，贴着胸口。
“乾隆的谕旨下来以后，袁家的门封解了。”他站起来，膝盖咔嗒响了一声，扶着香案站了一会儿，等膝盖缓过来。然后走到祠堂门口，推开门。门外的光涌进来，光照在门槛上。门槛被踩矮了一截，中间凹下去，凹下去的地方磨得光滑了，像一面镜子，能照见人的影子。“佘义的儿子从京城回来以后，把督师的画像请到了这里。”
他转过身，看着正厅里的画像。画像挂在香案上方，画上的人长脸，高颧骨，眼睛看着前方。画纸泛黄了，香火的烟把画熏得更黄了，黄得像秋天的叶子。但眼睛还是亮的，那双眼睛在泛黄的纸上，像两口井，深得看不见底。
“从那天起，这里就成了祠堂。佘家的人，世世代代守着。”他的手扶着门框，门框是樟木的，防虫，木头被手磨得光滑了，磨了一百多年，磨出了凹槽。凹槽里积着灰，灰被他的手按实了，变成黑色的一道。“有人问，佘家守了这么多年，图什么。”他停了一下，风从门外吹进来，把长明灯的火苗吹得歪了一下，又弹回来。“佘家的人说，不图什么。督师守辽东，我们守督师。”
阳光从门外照进来，照在门槛上，照在他的脚上。他的布鞋面上沾着泥，是槐树底下的泥，黑色的。
（历史线）
祠堂是乾隆五十年落成的。
落成那天，佘义的孙子站在祠堂门口。他老了，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佘义的背不驼，佘义儿子的背也不驼，到他这一代，背驼了。不是天生的，是扫院子扫驼的。每天弯着腰扫落叶，扫了二十年，背就直不起来了。他站在门口，脊背弯着，两只手背在身后，手指互相扣着。他看着祠堂的匾额，匾额是樟木的，长六尺，宽三尺，上面刻着三个字。督师祠。
字是请镇上的老秀才写的。老秀才八十多岁了，手抖，握不稳笔，他把笔绑在手上，绑紧了，一笔一笔地写。写完，放下笔，手还在抖。笔杆上沾着墨，墨是松烟墨，黑得发亮。刻字的匠人从广州府请来的，匠人刻了三天。刻完了，把金粉填进凹槽里，金粉在日光下闪，像碎了的星星。佘义的孙子站在匾额下面，仰着头看，看了很久，久到脖子酸了，低下头揉了揉，又仰起来继续看。
祠堂落成的消息传出去以后，有人来。来的人不多。袁家的族人从东莞各处聚拢来，他们走进祠堂，跪在袁崇焕的画像前面。有人哭，有人不说话，有人跪了很久。一个老人跪下去的时候膝盖咔嗒响了一声，旁边的人扶了他一把，他把那只手推开了，自己跪下去。
也有不是袁家的人来，是关宁军的后人。
关宁军散了。崇祯十七年，祖大寿降了清，关宁军被编入汉军八旗。有的人留下了，有的人走了。走了的人往南走，走回关内，走回老家。老家有的在山东，有的在河南，有的在湖广。他们走了一千多里地，脚磨破了，靴子磨穿了，脚趾头露在外面，指甲里全是泥。走到东莞的时候是秋天，东莞的秋天不冷。稻田里的稻子收过了，田里只剩下稻茬，稻茬是金黄色的，一排一排的，从脚下铺到天边。
他们走进祠堂。有老有少，老的身上带着伤疤，宁远的箭伤，广渠门的刀伤，松山的炮伤。疤是凸起来的，颜色比周围的皮肤浅，有的是粉红色的，有的是暗褐色的。小的没有伤疤，但他们知道那些伤疤的故事，那些故事从祖父传到父亲，从父亲传到儿子，一代一代，传了一百五十多年。
他们跪在袁崇焕的画像前面。领头的是一个老兵，老兵少了一只耳朵。耳朵是箭削掉的，广渠门外，箭从他耳边飞过去，把耳朵带走了。他只觉得耳朵一凉，伸手一摸摸了一手血，耳朵没了。他没有退，把刀举起来继续砍。现在他跪在袁崇焕的画像前面，剩下的那只耳朵听见祠堂外面的风声。风声和广渠门外的风声一样，从北边吹过来，带着沙，带着土，带着冰碴子的味道。
“督师。”他说，声音沙哑，像是喉咙里卡着什么东西。“关宁军，来看您了。”
他叩首，额头碰在地上，咚。后面的人一起叩首，咚，咚，咚。声音在祠堂里回荡，撞在墙上弹回来，撞在画像上弹回来，撞在“督师祠”三个金字上弹回来。
祠堂外面，风把槐树叶子吹得哗哗响。槐树是佘义的孙子从广渠门外移来的，移的时候树已经有一人高了，树干有手臂粗。他把树挖出来，根上带着土，用草席包着。从京城到东莞，走了一千多里地，树在草席里一路晃着。到了东莞，他把树种在祠堂后面，浇水，施肥，树活了。树活了以后，第一年发了新芽，第二年开了花，第三年结了槐角。
关宁军的后人跪完了，站起来。他们没有马上走，走到祠堂后面的槐树底下。老兵把手按在树干上，树皮是粗糙的，硌着手心。他的手很大，手指粗短，指甲缝里还有泥，是走了一千多里地积下来的泥。
“这棵树，是从广渠门外移来的。”他的声音很低，低到只有树听见。“督师在广渠门外血战的时候，这棵树就在那里。督师的血流进土里，这棵树的根吸过。”他停了一下，风把槐树叶子吹得哗哗响。“关宁军的血也流在那里，弟兄们的血。”
他转过身，看着身后的关宁军后人。有老有少，老的身上带着伤疤，少的眼睛里带着那些伤疤的故事。他们的眼睛在槐树的影子里是亮的，亮得像火把。
“记住这棵树。记住督师。记住关宁军。”
他走了。关宁军的后人跟着他，走出祠堂，走进东莞的秋天里。稻田里的稻茬一排一排的，金黄色的，在风里轻轻晃着。他们的背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地平线上。
佘义的孙子站在祠堂门口，看着他们走远。他转过身走进祠堂，跪在袁崇焕的画像前面。“督师。”他说，“关宁军来看您了。他们没有忘。”他叩首，额头碰在地上，咚。
当天夜里，他在槐树底下坐着。背靠着树干，树皮硌着背，硌得背疼，他没有挪开。月亮升起来了，不是满月，月光照在槐树上，槐树的影子投在地上。他的影子和树的影子叠在一起，分不清哪个是树的，哪个是他的。
他把手按在树根旁边的土上。土是湿的，白天浇过水，手指陷进土里，土是凉的，凉从指尖传上来。树根从土里露出来一截，粗粗细细的，盘在一起，像老人手背上的青筋。
“督师。祠堂落成了。”他的声音很低，低到只有树听见。“佘家，世世代代守您。”
风吹过来，槐树叶子哗哗响了一阵。几片叶子落下来，落在他肩膀上，他没有拍。叶子是枯黄的，边缘卷着，在月光下是银灰色的。
他把手从土里收回来，手指上沾着泥。泥是黑色的，湿的，带着槐树根的味道。他把手在衣襟上擦了擦，衣襟上留下一道泥印子。然后他靠在树干上，闭上眼睛。月亮从东边移到西边，槐树的影子从西边移到东边。他靠在树干上，一动不动，像另一棵树。
